——原載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聯合報》＜讀書人＞




文／張耀仁



在余華的短篇小說＜死亡敘述＞裡，描述了卡車司機憶起十五年前，「在一條狹窄的盤山公路上，把一個孩子撞到了十多丈下面的水庫裡」——這個卡車司機並沒有停下車查看，而是逃跑——當時他這麼想著：「也許那人有很多兒子，死掉一個無所謂吧。」然後，卡車司機將事情忘得乾乾淨淨，直到再度撞上一位長髮女孩。



這意味著什麼？懺悔的無限迴圈？道德作祟的反覆椎心？抑或恐懼之於外在規範的箝制內化成為身體的一部分？




正是這類無以名狀的心緒與記憶，構成了這本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 1933-）的《我嫁了一個共產黨》（I married a communist）——小說的背景緣於一九五○年代，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在一次林肯誕辰紀念會上，其聲稱手中握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共黨間諜名單，此語一出，形成美國境內近乎宗教情結的「獵巫」行動，亦即麥卡錫主義的核心意涵：恐共，恐共，恐共。



不單是美國，全球性的「恐共」亦成為彼時的共通行動，透過「黑名單」、「速審速決」等，共產黨等同於「邪惡」，連帶以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為思想代表的左派知識份子亦被視為異端邪說，非旦國際防堵赤紅不遺餘力，台灣本島早在一九三一年即有「台共大檢舉（逮捕）」事件，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更展開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與「恐共教育」，餘毒所至，迄今多數民眾仍存有「萬惡的共匪」之心態。



共匪、共匪——政治作為權力資本，原就具備競爭特質，何來匪賊之說？充其量不過是「恐共」運動下的神話迷思，無限上綱的結果，寧可錯殺竟成正義，此即《我嫁了一個共產黨》所欲反擊之處。全本小說通過旁觀的述敘視角，藉由小說敘述者與其九十歲的高中老師莫瑞——也就是本書主角艾拉．林格的哥哥——在一次偶然重逢中，其陳述了關於艾拉．林格戲劇性的一生，莫瑞語重心長地指出：「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毀於那個年代……他們都被自己的信仰給害慘了。」



莫瑞娓娓述說了艾拉如何從一名窮困小子，透過扮演林肯的模仿秀（對照麥卡錫的言語粗暴？），以致成為廣播明星，並與大他六歲的知名女演員伊芙．富瑞結婚，又因為這場婚姻之中的人種、文化差異，致使深具左傾思想的艾拉淪為被整肅對象——這當然是一種擬仿「口述歷史」的寫作方式，一方面極力彰顯小說的「真實」可靠性，一方面也致使小說墜入全知觀點的不得不，進而暴露了「真實」的不可信——然而作者羅斯尚不甘於此，其藉助伊芙．富瑞所出版的《我嫁給一個共產黨》，採取同名書寫策略，以「故事中的故事」來演繹恐共潮流底下的暗傷、角力以及人性幽微。



作者企圖在歷史背景裡見縫插針，既要反映真實，又超越歷史的意圖明顯可見；敘述亦指向「背叛」，且採取了一種控訴立場，以諸多細節凸顯「恐共」的扭曲與傷害，不免令人想起余華筆下卡車司機再度撞上長髮女孩後的情節，余華不露情緒地陳述卡車司機這次沒有逃逸，他抱起長髮女孩沿路求援，不意竟被村人殘暴致死：「鎌刀砍進了我的腹部……我死了。」


我死了。對比羅斯念茲在茲的「麥卡錫主義」，顯然余華輕盈得多。



然而「恐共」的本質終非事件本身，而是全面地生活滲透，一如「死亡敘述」所糾纏的乃係意識的底層、骨血的底層，那使得謊言、背叛以及真實變得如此難以判斷，而揪心。




這恐怕才顯現出中西作家對於共產運動，不同的思考角度。



備註：〈死亡敘述〉出自余華小說《世事如煙》一書，麥田出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