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論文時對自己發誓 ，寫完了論文，再不寫這拗口訣舌的東西，一定要開始寫小說。可是論文寫完了以後，突然發現寫故事的能力沒有了。憑良心說，寫故事遠比寫論文難，寫論文只要將相關研究蒐集起來，分析整理一番，最後加上自己的批評創見就行了，而寫故事卻像肚子裡沒有孩子硬要生。
最令人羨慕的是水晶，論文寫完了，隨興寫文章談歌曲。可是當我寫完了無數痛苦與不痛苦的、字字講究出處、句句要求周延的論文以後，不會寫創作性的文字了。
現在所集的創作性文章大多是舊作，因為發覺自己寫過的許多事，已漸漸成為歷史，不拿出來給大家分享，可能就消失被遺忘了。
文章寫好，當然希望得到迴響（得到讚美當然更高興）。寫久了，想聽到的更不止「很好！很有趣！」，而是盼望得到建設性的批評，能讓自己更上層樓。可惜這樣的意見，直到最近才有幸得到一、二。記得過去「禍水」寫好了，小心謹慎地拿給朋友看，沒想到這位仁兄冷冷丟下一句：「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反應太突兀，叫我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應，所以也不及問他什麼意思。感覺好像被罵了，卻不知道為什麼。
另外一位也寫作的朋友看過我的「故事」後，劈頭就說：「就是有這樣的鄉愿，姑息養奸！」我隱約覺得他罵的是故事中的母親角色，這母親角色的原型來自我自己的母親，是我心目中傳統女性的完美典型，沒想到與他的看法相去如此遙遠。這位朋友生性放誕，看見漂亮女人就搬出算命術，說與對方前世曾為夫妻，今生必須再續前緣，不久即與對方雙宿雙飛，再不久卻又必須與其他女人再續前緣。反正人有數不清的前世，誰知道誰屬那一世，所以不曾穿幫過。
我以為不應以人廢文，所以捧著自己的文章前來討教，沒想到他對寫作技巧不置一言，反而對文中人物，大發雷霆。如此自然也無對話可能了。
再一次的奇遇是一位知名作家，那時候他在倫敦領導一個小討論團體，每次看完華語電影後，大家就一起喝茶聊天。一天，我朝聖般，捧了自己的文章去請他指導。原本打算像繳論文，待他看完，再另約時間取件並聆聽教誨。沒想到他說：「我立刻看」，然後安排我坐在他辦公室對角最遠的位子，好似害怕糾纏似的。我自己也當老師，自忖沒辦法在學生等待中，靜下心看他的作業、並給予中肯意見，所以這樣的安排讓我感覺被嫌惡、敷衍，自然再也不敢去請益了。
匆匆看過一遍後，他說：「你對（『禍水』中的）男主角沒有同情」我想這是不是表示，作者應當對每一位她所創造的人物都賦予同情？至於「再婚前後」他認為：「她明明討厭他」，意思是說我安排的結果是她選擇了他，不對。因為當時自己對寫作太自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失去了進一步討論請益的機會。
再後來我與兩個在出版界工作，偶爾也寫寫文章的朋友，湊合想出一本小冊子。三人捧了自己心愛的作品，去拜訪一位開出版社的女作家。女主人非常高傲的接待我們，擺盪著高翹的腿，從鼻尖下睇著我們問：「為甚麼想到要出書？」我們突然變成了小學生，唯唯諾諾找不到藉口。想不到我的朋友比我還卑微，不停的拍捧主人的文章如何如何好，她笑笑淡淡地說：「我跟你們不一樣，我是專業作家」。文章放在她那兒之後，可能因為受傷太重，我們再沒有勇氣去取回，彼此見面也不願再提起。我常常想我的那些嘔心瀝血的文章下落，是在她家的垃圾桶裡？還是被分屍後還魂到她的作品中。的確像她那樣的職業作家，故事難免有枯竭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當然缺少她的細膩描寫，然而這樣的單純故事，不正好做她故事的原型？
一位倫大亞非學院教書的大陸學者，對我寫母親及外祖母的「戲」評價不錯，但是他說：「這只是個大綱」。我不知道如何再拓展它，他說：「編嘛！」我回說：「故事本來如此，怎麼編？」他大笑說我「不會說謊」。我想意思是「缺乏想像力」吧。
「阿枝」是第一篇受到專家青睞的文章，台大教授劉毓秀把它選在《現代文學》裡，雖然她認為：「寫作，要嘛像『包法里夫人』般的客觀敘述到巨細無靡，要嘛就得細緻地描繪心理」，言下之意自然是沒有人像我這樣寫的。不過最後她很大方的說：「沒關係，寫的高興就好」。
進入《現代文學》讓我感到非常大的成就與鼓勵。後來這篇文章不但再被李元貞教授選入她編的《青春記事》，女書店還出了單行本，只是銷售都不怎麼樣，知道的人大約也不多。
再來是江文瑜教授邀稿寫《阿母的故事》，我送上「說故事」及「戲」二稿。「說故事」自己覺得已經完成，「戲」自從被批評是個大綱以後，因為氣餒還沒有更動過，所以只能算未完成作品。送兩篇的目的是希望文瑜能給一些專業的指導，沒想到書發行出來，文瑜選的竟是「戲」。
《阿母的故事》由女權會出版，還得到文藝獎。這本書還帶來過另一項意外：某次遇見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他竟然悄悄告訴我，看過這篇文章，而且覺得很不錯。因為林義雄悲劇式的母喪，而我這篇文章又是敘述母親的，使得他的意見分外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