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歸版圖

    海盜侵臺的事件後，回到府城的楊廷理遭閩浙總督阿保林「附片」入告而調回內地。[1]臨行前，楊廷理屢次向賽沖阿請命，說明噶瑪蘭的形勢與重要性，賽沖阿便與接任的知府鄒翰進行會商。嘉慶十三年（1808），欽差賽沖阿卸職返閩之際，上了一封名為〈查明臺灣內山蛤仔爛番埔開墾形事〉的報告書（摺），依據郭果六的看法，該摺反映出閩省大員對噶瑪蘭的看法與預設之作法：

奴才查蛤仔爛本係界外番地，今民人熟番越界私墾，本應驅逐治罪，維是開墾有年，已成永業，一經驅逐，不惟沃土拋荒，而無業游民盈千累萬，實亦礙難辦理因。思該處民番久以相安，且經為官出力，自應歸入版圖，以廣聲教。雖番地初闢，設官安兵，均多窒礙，而為之有漸，可期獉狉日開。[2]

賽阿沖認為噶瑪蘭雖為民間私墾所致，但一來民番和睦，配合官方打擊海盜；二來如果要按照私墾的的處罰加以驅逐，不免使臺灣「無業遊民」激增，可能會引起更多治安上的危機，還不如將之收歸版圖，並採取林爽文事件後設屯的方針，由原住民組成屯丁，免其陞科，再從移墾的漢人當中選出總理與董事，以維持治安。對此，嘉慶皇帝批示「該部議奏」。而戶部認為這件事情應該詳盡的規劃，因而否決了賽沖阿的規劃，並要求閩省督撫進一步研辦。[3]

    民間方面，臺灣縣教諭鄭兼才在〈山海賊總論〉一文中從海防的角度出發，認為蔡牽襲臺的目的在於建立根據地，且噶瑪蘭始於界外之地，加之當地居民與之相抗，倘若民番失敗，淪為賊窟，將成為臺島之大患；另一方面，清廷的水師頻頻出剿，需要冒著海上風險，因而建議將噶瑪蘭收歸版圖，一來斷絕海盜的希望，二來減少防備上的成本：

惟上流噶瑪蘭，官所不轄，賊所必爭。萬一民番失守，棄以與賊，臺灣之患，由是方滋。故為臺灣久遠計，非掃清洋面以拔其根，即當致力上流以絕其望。然以化外地，通道築城，設官置卒，既格于非入告不可；而水師頻年剿滅，又苦于風濤出沒，蹤跡無常。[4]

    鄭氏由「治安策」的觀點出發，分析噶瑪蘭收歸版圖的好處。而嘉義縣教諭謝金鑾則從財政、治安、民生等議題入手，認為噶瑪蘭應當收歸版圖當中；一來噶瑪蘭不僅土地膏腴，而且可以添加稅賦；二來噶瑪蘭漳、泉雜居其中，民間械鬥不斷，加之蔡牽、朱濆窺視，一但地方人民與之共謀，則將危及臺島與東南沿海；此外，除了外患，倘若噶瑪蘭當中的領導者存有異心，難保不會發生類似於林爽文或朱一貴的事件；三來噶瑪蘭民間自行開闢，不良者不免趁機竄入，而清廷作為天朝，不應該放棄自己的子民，有義務予以保護及教化。另一方面，謝氏亦觀察到臺灣當時的社會經濟現象，並批評官方的消極態度，認為臺島戶口日盛，但土地的需求卻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使的私墾之「勢」難以禁止，倘若清廷予以一昧禁止，無業流民難保不會被海盜吸收，官方導不如將眼光放長遠點，盡「防患安民」之義務。[5]

    然謝氏見噶瑪蘭收歸版圖的事宜屢遭擱置，便行文同鄉的少詹事（國政顧問）梁上國轉奏；梁氏便於嘉慶十三年（1808）底上書仁宗皇帝。梁氏的考量大體上與謝氏雷同，從財政與治安的角度出發，認為朝廷將噶瑪蘭收歸版圖可得「絕盜賊覬覦之患」、「使海疆無化外之民」、「使全臺增田土之利」、「使番社懷朝廷之德」四項之益。梁氏所奏深得嘉慶皇帝的重視，因而將梁氏的奏摺發交閩浙總督阿林保與福建巡府張師誠，諭曰：

少詹事梁上國陳奏臺灣淡水廳屬之蛤仔欄地方，田土平曠豐饒，每為盜所覬覦。從前蔡牽、朱濆曾欲佔耕其地，俱為官兵擊退。若收入版圖，不特絕洋盜窺伺之端，且可獲海疆之利等語，並分別各條詳悉具奏。梁上國籍隸閩中，於本省情形，自應素悉，所言不為無見。著將原摺發交阿林保、張師誠悉心妥議奏聞。將此諭令知之。[6]

簡言之，嘉慶皇帝理解到噶瑪蘭的重要性後，便要求地方官員對收歸版圖的事宜進行審議。而阿林保與張師誠則於上奏〈查明泉州糧價較貴緣由，並舟師分剿蔡、朱二逆及現獲盜犯各情形〉摺時，以「附片」的方式回報已經指派新上任的臺灣知府徐汝瀾前往履勘，[7]徐氏勘查的結果仍認為應該採用賽沖阿觀點設屯。然尚未向仁宗奏報，（嘉慶十四年正月）仁宗便對張師誠與阿林保的「附片」發下上諭：

又另片奏查勘蛤仔爛地勢番情，另行酌辦一節，蛤仔爛北境居民現已聚至六萬餘人，且於盜匪窺伺之時能知協力備禦，幫同殺賊，實為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況其地又膏腴，素為賊匪覬覦，若不官為經理，妥協防守，設竟為賊匪佔踞，豈不成其巢穴，更為臺灣添肘腋之患乎？著該督府熟籌定議，應如何設官經理，安立廳縣，或用文職，或駐武營，隨宜斟酌，期於經久盡善為要。[8]

    嘉慶皇帝的決定至關重要，不僅將噶瑪蘭收歸版圖的議題具體化，亦限定了噶瑪蘭的治理方式。筆者不否認朝中官員向黃帝「咬耳朵」的可能，然這方面沒有實際證據，但可以確知，不同於之前「該部議奏」的情況，此時仁宗對噶瑪蘭的人口與狀況等存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認為在治安、財政、民生等議題上，清廷有義務且應該將噶瑪蘭收歸版圖之中，並要求地方官員討論如何設官治理，間接否決賽沖阿與徐汝瀾形同「地方自治」的設屯方案。

（三）治理的確立

    嘉慶十四年初（1809），仁宗皇帝命地方官員籌劃噶瑪蘭的治理體制。然而，該年四月臺島爆發漳泉械鬥，事態擴及臺灣中部和北部（噶瑪蘭的漳籍於此時趁機攻佔羅東），同時朱濆也出沒鹿港劫掠。[9]此事打亂原先噶瑪蘭規制的計畫，中央趕忙調派閩省軍旅來臺；十月，仁宗皇帝下旨命閩浙總督方維甸來臺查辦。

    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方維甸過臺查辦，行經艋舺之時，噶瑪蘭村社代表包阿里率領番眾呈送戶口民冊，並依照清廷的規制剃髮，請求將噶瑪蘭收歸版圖。此外，村眾亦向方氏陳情潘文賢霸佔土地，希冀官方能夠設立通事以避免欺凌；[10]資本家代表何繪等人也一併呈請，希望官方能夠將田園陞科，設官維持治安等。方氏為此上了一封〈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摺，向皇帝說明地方審議後的方案：

臣查噶瑪蘭田土膏腴，米價較賤；流寓日多，又有朱濆幫內散去餘黨及逃兇逸犯，潛匿其中。上年漳人亦曾與泉人械鬥，熟番互相黨護。泉人為漳人所困，大半避出。以強凌弱，相習成風。番係良善民、番，皆思設官納賦。若竟置之化外，恐臺灣日後或添肘腋之患。現經鎮道稟議，僉同俱以設官經理為宜（底線為筆者所加）。然該處數十年為王化所不及，一旦繩以法度，亦不能立就安貼。知府楊廷理、丁憂巡檢胡桂，於該處情形最為熟悉，臣已委令楊廷理等清查田甲，分劃地界。俟楊廷理查明具稟，臣再與撫臣會同妥議詳悉具奏。[11]

方維甸根據地方官員的審議，上書奏明設官治理的具體方針，並派遣熟習噶瑪蘭事務的楊廷理與胡桂前往勘查。楊等將籌辦情形定為十八項的章程，內容大致包含設立官職、邊防衛戍、土地租賦、保甲文教、理番政策等方面，[12]並依此要求各結首領取墾單，丈量土地，再將初步結果送交由省城審議。福建巡撫張師誠批示由布政司核議，而布政使景敏認為楊等所議的設官安汛、築城建署、稽查防禦等事宜並非遠在省城的布政司所可以決定的，因而以「事難懸擬」為由轉飭臺灣道、總兵、知府等再議。[13]

    嘉慶十五年冬（1810），汪志伊接任閩浙總督，檢閱楊廷理所提的章程後，認為內容仍存有粗略不周的地方，便發文命臺灣道張志緒與楊廷理前往噶瑪蘭勘查。嘉慶十六年（1811）汪志伊與張師誠依據張、楊兩人的回覆，以及總兵、知府設分防廳營的提議上〈勘察開蘭事宜狀〉，[14]將噶瑪蘭的制度規劃與官僚體制的想法上達；嘉慶皇帝便於十月下諭建立城樓、衙署，設立通判等文武官職，[15]確立噶瑪蘭的基本規制。[16]至於財政與制度方面，戶部於嘉慶十七年（1812）奉旨依循汪志伊的辦法施行，該年八月則正式設廳。[17]

    簡言之，從林爽文、蔡牽到朱濆，甚或噶瑪蘭地區內部的漳泉械鬥等事，皆不斷的反應出清廷納噶瑪蘭入版圖的目的並非同時滿足Shepherd所論的稅賦潛能、國防策略與控制成本三項因素，反而偏重於治安與戰略地位上的考量。[18]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地方官僚對於噶瑪蘭收歸版圖等議題大多抱持消極的看法，認為收噶瑪蘭入版圖可能會引起番變；而對於吳沙等人的私墾行為，也抱持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直至梁上國的上奏受到嘉慶皇帝的重視後，仁宗一改之前「該部議奏」的觀念，將問題的焦點從「要不要收入版圖」轉移到「該如何治理」？對於主理地方的官員來說，此時的考量才由治安問題轉移到「錢從哪裡來」？也即「力裁業戶」背後所隱含的真正目的。

三、土地制度的形構過程

（一）投資集團的陰謀

    在對官方介入規制土地制度前，需先對吳沙等人的拓墾方式進行理解。如前所述一般，吳沙與何繪等人出資招募三籍移民入蘭拓墾，為了維持穩定而採行「結首制」。然這些投資團體背後的目的在於擴大投資範圍，藉此獲取土地租額。[19]

    與臺灣西部土地開墾有所差異的地方在於，西部土地開墾的順序為先向官方與番社協調，獲得同意、墾照後再進行招募；而吳沙等人的作法正好相反，他們先招募開墾者，獲得村社同意後先進行墾殖活動，再向官方申請墾照。筆者無法推知吳沙等人所欲請墾的範圍到底有多大，但可以確知的是，吳沙等人的開墾亦建立於墾佃合作的基礎之上，由資本擁有者出主要資本，實際開墾者出次要資本共同開發土地，[20]並以租額作為投資抵償。由此不難想見吳沙等投資團體積極向官方請墾的目的，除獲得開墾的正當性外，亦希望將投資成本進行回收。

    然對地方官員而言，吳沙等人對淡防地區的治安存有一定程度上的威脅，倘若向上級反映，界外私墾難以獲得清廷規範系統的認可。在無法給予私墾團體一個滿意交代的情況下，為了地方穩定，何茹連給予投資團體一個模糊的答案－一張沒有四至的墾照以及「吳郁春」的義戳。不過，這卻沒有滿足投資團體的願望，吳沙雖藉著墾照與官方認可的地位私發墾批，並與民人規約租額；然噶瑪蘭當時卻不在清廷的版圖當中，倘若臺灣其他的地方大戶對該地有所覬覦，願意花費更多的資本、動員更多的人力與吳沙爭墾，筆者認為吳家未必會在噶瑪蘭的開發史中佔據如此重要的角色。[21]

    吳沙死後，吳化、吳光裔以及何繪等投資團體成立名為「蘇長發」的開墾公司（墾號）前往位在福州的布政司衙門請墾，主事官員依程序將申請案交由地方審核。結果說明吳化等人的請墾範圍位於界外，倘若給予開墾資格，可能存有番變的危機，繼任官員便於五月撤銷吳化等人的請墾。[22]不過，雖然官方駁回投資團體的申請，但卻沒有進一步討論該如何處裡吳化等人的界外私墾。

    嘉慶六年（1801），吳光裔代表投資團體前往府城，向臺灣道遇昌說明噶瑪蘭地區的開墾與防番狀況，並希望能夠請墾該地；嘉慶七年（1802），淡防同知吉壽依循嘉慶四年的判決，依舊不發給墾照，但亦如同前述請墾案一般，仍然沒有討論私墾的處裡方式。嘉慶八、九年之際，發生了假托權貴前往布政司申請陞科的事情，藩司依照程序交由臺灣府進行審核，卻沒有得到回覆。隨後，吳家等人便帶著何茹蓮所發沒有註明四至的墾單前往省城、臺灣府等各衙門，向經辦的行政人員說明已備妥經費，預備呈請官方前往丈量，不過從後續的結果來看，資本家們這次的請墾活動仍以失敗作收。[23]

    嘉慶十五年（1810），方維甸來臺查辦漳泉械鬥之際，噶瑪蘭人向他提出收歸版圖的要求；同時何繪等人亦提出呈請，希冀將已墾田地陞科，並設官維持地方穩定。收歸版圖的提議經嘉慶皇帝決斷而成為可能，使投資團體的大租預想出現了生機。然受方維甸委派從事調查與規劃的楊廷理，卻潑了投資團體一盆冷水；楊氏鑑於地方經費與建設的財務支出，便在土地規制上「力裁業戶」，使投資團體無法如同臺灣中西部般的陞科，實現田六園四的租額約定。這樣的結果並非吳氏與何繪等人所預期，然投資團體深知楊廷理難以利動，便藉口興辦城池、官署等工程請求官方撥款興建，並以三年為期由地方攤還。[24]然楊廷理知悉投資團體背後暗充業戶的陰謀，便指出臺例業戶的問題所在，因而將土地進行丈量，發給所有實際開墾者丈單，均分土地。

    嘉慶十七年（1812）設官治理之後，投資團體仍舊沒有放棄成為業戶的希望。依據許雪姬的考證，嘉慶十九年（1814），發生了一件偽造文書的事件；原來吳光裔等投資團體為了穿過閩省官僚阻礙達成大租陞科的願望，便請託關係人士代向宮中進行關說，不過中介人因茲事體大，不願摻和，便私下篆刻了官方印章替投資團體陞科。但吳光裔所收到的認可文書當中，除了載有原先投資團體的名號外，更有他人名字；吳氏對此大為不滿，向地方官員出示丈單，這才使整件偽造事件爆發了出來。最後，吳光裔等人被官方界定為：「妄冀夤緣圖充噶瑪蘭業戶，又復捏造帶臺招搖撞騙，居心險詐已極」。[25]但在渡海審訊之際，押解船隻遭遇風難，吳光裔等人身葬大海，此案也於道光七年結案。[26]

    除了吳光裔等人請墾失敗的事件外，《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亦存「尚有劉碧玉、王有福等，冒昧瀆請」的記載，[27]筆者對王有福事件的始末雖未能找到相關資料，但這些事件不免反映出投資團體的真正意圖－獲得原先所設定的大租額。

    簡單來說，在噶瑪蘭尚未收歸版圖之前，投資團體希望能夠藉由請墾獲得土地開墾的正當性；當發現到清廷土地開墾的基本原則後（界外私墾不能請墾），便力促清廷收歸版圖，以循臺灣西部模式將以開墾的土地陞科為「業」。[28]然收歸版圖之後，「力裁業戶」打亂投資團體的預想，何繪等人便藉承包工程之名，意圖獲得業戶資格。正式設官治理後，吳光裔等人仍舊不放棄陞科成為大租戶的想法，欲透過關係人士的「穿針引線」對閩省當局施壓，承認其業戶資格；然「偽刻圖章」卻弄巧成拙，使官府發現這一連串荒繆的「劇情」，終致吳光裔等人獲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