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鴻雪泥-荷蘭時代到清朝統治前期的臺灣貨幣(三)
三、鄭氏王朝的永曆通寶:
英宗正統元年(1436)以前,明王朝的貨幣大致上以寶鈔以及制錢為主;英宗以降,由於白銀大量流入,改變原先寶鈔的使用方式,遂使白銀逐漸成為官方收稅時的法定貨幣,而制錢則仍維輔幣的性質。[1]大體而言,中國歷代皇帝多傾向重鑄銅錢,統稱「制錢」,銀銅比率約1:1000,面額則分為小平(一文)、折二、折三、當五與當十等(圖三)。[2]然而制錢的鑄造,在銅、鉛比重的用度上沒有固定標準;[3]因此,當各朝各代含不同銅、鉛比重的制錢流入市場當中時,便產生了不同的兌換比率,甚或出現同是面額一文的通寶,彼此之間也不等價的情況發生。[4]
永曆年間,通寶最初鑄於雲貴地區,即至永曆十五年(1662)朱由榔身殉雲、貴後,占領台灣的鄭氏父子仍鑄永曆通寶(圖三),甚或遠赴日本鑄造,[5]流通於台灣與中國的東南沿海,直至清代中葉以降仍存有使用的記錄。[6]
四、清代時期的臺灣貨幣:
依據《臺灣私法》的記載,清代臺灣的貨幣形式大致上可分為銀兩、銀塊與銅錢。[7]銅錢作為銀兩與銀元的輔幣,雖言各朝間銅錢的成色未必相同;但總的來說,各朝官方所規制的一文銅錢,在中國任何地方都是一文,[8]因之筆者不在此多做論述。至於銀兩與銀元,前者為中國的貨幣型態,除了上繳國庫需納成色足夠的五十兩「元寶」外(圖四),[9]各地在銀貨的使用上皆有其獨特性。[10]後者則為他國的貨幣形式,以元作為單位,由於臺灣深受荷、西兩國與以海貿為主的明鄭當局影響,民間經濟活動多以番銀作為交易媒介,這也促使不同種類的貨幣在中國海禁開放後間接流入臺灣。[11]此外,雖民間經濟活動多以元為計量單位,但涉及租稅事宜,元仍需轉化為兩,並且嚴格計算兩者的比重,劃定相互間的貼補標準。
圖四、制式的元寶形式
資料來源:Morse, H. B. 1907, pp.36-37.
(1)中國的銀錠大體上分為四種型態,最大的重五十兩,稱為「元寶」;其次十兩一錠,稱為「小元寶」;再次狀貌小饅頭,稱為「銀錁」,重一至五兩;一兩一下的碎銀稱「福珠」、「滴珠」。许杰,2006,〈清代十两银锭〉,《收藏界》,(01),页69。
(2)雖清代中央的戶部定制元寶每錠重五十兩,但實值重量約落於49-54兩間,而各地元寶的重量亦有所不同,諸如上海的元寶最重可達六十兩,而遼寧省營口(Newchwang)的元寶約重53-54兩間。
(3)元寶除了圖式的馬蹄形外,更有其他形式,諸如廣西的元寶為邊緣各高出半吋(inch)的長方形,而營口的元寶則清呈現傾斜狀,其中一側的厚度僅另側的三分之二。
1、清朝的計量單位-紋銀與庫平:
中國大體上以千分之千作為銀純度的一種「理念型」,但實際上並沒有辦法達到絕對的純銀,官方於是建立出一套標準-「紋銀」用以做為各地方稅收與交易時的參考基準,而「紋銀」的含銀量為935.374‰,即千兩當中存有935.374兩的純銀,其餘的成分可能為鉛、鋅或錫。然有清一代,各地使用的銀,在純度的含量上各有所不同,因此便發展出「補水」-做為不同含量銀之間的補充方式。[12]亦即為在同樣單位下,計算兩者的純度,不足的加以補足。比如日本龍銀的含銀量為90%,十兩的龍銀便含九兩的純銀;而以紋銀作為計量單位,十兩的紋銀應含有九兩四錢的純銀;因之,若欲以龍銀作為繳納十兩稅賦的單位,則應該再多納四錢四分以補償純度上所造成的差距。[13]
除成色外,清代中國的貨幣計算方式多半以重量計之-兩,[14]為了計算各種銀貨在不同場合的使用方式,便發展出了不同的秤量器具。大體而言,臺灣衡量器具可粗略的分為「庫平」、「商平」、「海關平」與「湘平」;「庫平」用於政府收稅時的重量標準,清代所有銀錢稅賦的徵收,不論採用何種的計量方式,最終都必須轉換成庫平兩,Morse, H. B因此認為「庫平」等同於清代「銀行貨幣」(bank money)的地位,而「庫平」一兩約重37.31公克(g)。[15]「海關平」顧名思義用於計算關稅,依據Morse, H. B的說法,海關平僅為重量單位,未有針對此重量所設計的貨幣,而「海關平」一兩約重37.783公克(g);[16]「湘平」則為清末發放軍費時所用,因此重量也最輕,與庫平相較,兩者差約5.55%;[17]「商平」為民間所習用的秤重標準,與庫平相差約0.16%。[18]因此,清代台灣的貨幣,在流通上不僅需要了解成色上的差異,且需論兩論斤的進行計算,並對秤重器進行區分。
[1] 中國貨幣的銀銅比約1:1000,但實際上,明嘉靖年清間與清朝的康熙年間銀銅比曾低至1:700;然清中葉白銀外流後,銅銀比價急劇上升,1850年以後甚至出現1:2000的現象。林滿紅,2002,〈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載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359-360。
[2] 朱耀庭编,2007,《中国古代钱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204。
[3] 在現代鑄幣技術尚未普及前,中國的製幣方式大體上將銅、鋅(白鉛)、鉛(黑鉛)或錫混合,當中銅為主要的材料;以清朝為例,不同的年代存有不同的比率,總的來說銅約佔50-80%。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頁379。而銅的使用上也存有不同的種類,諸如明大嘉靖以前多採用紅銅與青銅,其後便改為黃銅。朱耀庭编,《中国古代钱币》,页203。
[4] 諸如萬曆四年(1576)的記載:「今萬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分」。引自严艳,2006,〈浅谈明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问题〉,《南方文物》,(04),页127。
[5] 分別為順治十三年(1651,永曆五年)、康熙五年(1666,永曆二十年)與康熙十三年(1674,永曆二十八年)。福建省钱币学会编着,2001,《福建货币史略》,北京:中华书局,页53-54。
[6] 諸如成書於道光年間的《噶瑪蘭志略》當中〈金石之屬〉即存有這樣的記載:
通寶錢-即制錢,來自內地;臺地多番錢,寬永尤多,而精緻,甲於諸錢,漫有文字足者尤貴;偽錢如隆武、永歷、昭武、紹武、洪化、利用、裕民、興盛之類,不下十餘種(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http://www.ith.sinica.edu.tw/data.htm)。
[7] 黄典權,李冕世,1976,〈清代臺灣地區貨幣制度之研究〉,《成大歷史學報》,(3),頁8。
[8] 諸如乾隆朝一文乾隆通寶的價值,臺灣與在北京不論重量或成色皆等值。
[9] 臨時舊慣調查會,1993,《臺灣私法》,第三卷,陳金田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178。
[10] 亦即甲地的銀兩標準未必等同於乙地,而乙地銀兩的含銀比重也未必等同於甲地。也即如此,對於一個出外的商旅而言,須先釐清目的地與出發地銀兩成色與重量上的差異,繼而進行兌換的動作;這就好比現今出國一般,需對當地的匯率進行理解後在進行兌換;但有趣的地方在於,這樣的情事皆發生於一個中國當中。Morse, H. B. “Currency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umber 38, 1907, pp.35.
[11] 或許可以這樣思考,由於臺灣的民間社會對番銀接受程度高於紋銀,促使從事兩岸貿易的大商旅們,不得不將對外貿易所得的番銀帶入臺灣。
[12] 除了「補水」以外,交易上官方亦要求以絕對純銀作為換算標準,而各地銀兩純度上的差距,則需進行補充,亦即所謂的「申水」(又做「升水」);以天津為例,天津地區的「化寶」銀純度為992‰,若以千兩計算,即含有992兩的純銀,放在千兩純銀的標準下,需要再繳納八兩「申水」;若以紋銀對「化寶」(當時中國純度最高的銀貨)的兌換論之,千兩的紋銀含有935.374兩的純銀,兩者在千兩的兌換下,紋銀則需要再補充56.626兩的「申水」。若以五十兩一錠的元寶相比,「化寶」須對純銀「申水」四錢,而紋銀需申水三兩,兩者相減紋銀需「申水」二兩六錢,因此紋銀又稱為「二六寶」,其餘的尚有「二七寶」、「二八寶」,也依此類推。張研,2002,《清代經濟簡史》,臺北:雲龍出版社,頁205-206。Morse, H. B. ,37-38.
[13] 以純度90%的龍銀進行計算,即4÷0.9=4.44(錢)。因此,若欲以日本龍銀繳納十兩以紋銀計算的稅賦,計算下來實際上須繳納十兩四錢四分的龍銀。然筆者認為這些繁複的計算上,許或成為胥吏收取規費的漏洞之一。
[14] 兩下有錢、分、釐、毫、絲、忽、微、纖、沙、塵、渺、漠、埃、逡、巡等計量單位,以十進位算之,即一兩等同於十錢。Morse, H. B. 1907, pp.39.
[15] Morse, H. B. 1907, pp.43.
[16] 1858年英、法與中國簽訂貿易契約時所規制的重量。Morse, H. B. 1907, pp.41.
[17] 黃典權與李冕世認為「湘平」之所以大幅的輕於「庫平」,主要與當時地方政府與軍事長官的剝削有所關。黄典權、李冕世,〈清代臺灣地區貨幣制度之研究〉,頁8。
[18] 商品與庫平重量雖僅差0.16%,但官方在徵收稅賦時卻收取2%的「平餘銀」。黄典權、李冕世,〈清代臺灣地區貨幣制度之研究〉,頁8。
不好意思,請問你懂下面這一段話嗎?
南明隆武二年,鄭芝龍降清,鄭成功\\\\\\\\\\\\\\\與父親決裂,開始抗清活動,並自稱《招討大將軍》。行書體的錢文 ,《曆》字裡的《雙木》寫成《找》字,可稱為《找》曆。,《找》字與《招》字音通,寓意《招討大將軍》,指的就是鄭成功\\\自己。
跟你的圖片??
我不明白
你懂嗎
附帶一提,鄭成功大可不用自稱”招討大將軍”,因為隆武皇帝早已封他國姓,他可以相當合法的用”國姓”之稱號召兵馬買。另一方面,鄭芝龍1646年降清,鄭家進入分裂的狀況,鄭成功勢力的穩固主要與整合廈門宗黨以及族叔的勢力後才崛起。筆者認為鄭成功之所以採用”招討”的名號,主要與其不敢僭越於當時諸王割據的紛亂情況,強調其自身奉永曆為正朔的心意,畢竟鄭成功的陣營當中包容了諸多的明宗室諸王,憑他自身的力量,與其父親相同,擁立一個聽話的明朝皇帝也並非難事。如果您還有寶貴的意見,還請不吝分享。 2009-08-30 01:2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