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3 16:30:10qyy360p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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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絲綢之路，架起瞭中國與世界各國長達上千年的經貿與文化交流的橋梁。4月8日， 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 在成都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90餘位考古、文博、藝術等領域的專傢，以嚴謹的學術態度縱論四川與絲路的關系。本期理論版摘編部分專傢學者的精彩發言，以饗讀者。
絲綢從天府之國走向世界
□李後強政府補助中小企業
可以肯定，中國絲綢從天府之國四川走向世界，四川是 一帶一路 和長江經濟帶的交匯點。
世界瞭解中國最早自絲綢開始。印度古語 賽裡斯 和梵文 支那 ，是古代印度對古代中國的稱呼，都是絲綢的意思。在印度、土耳其、埃及、非洲等地一些博物館都能找到中國古絲綢，且部分來自中國蜀地。四川考古中未發現古絲綢遺物，是因為四川盆地濕度大，不易保存。其實，絲綢之路的 絲綢 ，僅僅是一個代名詞，實際講的是實物貿易，除瞭絲綢，還有茶葉、香料、食鹽、花種、陶瓷等都在運輸和交易。
南充是 絲路源點 ，因為其同時具備 六大要素 。一是自然要素，具有能適合優質野桑樹生長的條件;二是生物要素，就是有適合優質野蠶生長的氣候條件，本地有野蠶種;三是技術要素，就是有紡織加工蠶絲的設備和人員;四是交通要素，有水路、陸路運輸的方便條件;五是交易要素，就是有絲綢市場和商業氛圍，但商業不能太發達也不能沒有;六是群眾要素，就是有一定規模的蠶絲產量和生產人群，種植業發達，群眾積極性很高。一個地方隻有同時滿足這六大要素才算 絲路源點 。四川南充基本同時具備，可以算 絲路源點 。
還可以從 六個維度 看南充絲綢。一是地理維度。南充位於中國地理第二階梯，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的過渡帶，溫度表現梯度變化，最適合蠶桑生長生產。二是古城維度。長安和洛陽都是中國古都，說它們是古代絲綢之路起點實際是指 集散之地 ，當時南充距長安和洛陽路途不遠，實為絲綢 生產之地 。三是時間維度。最早去印度、埃及的絲綢應該是南充的。因為古時從四川到雲南再到緬甸、印度，比走北方沙漠、荒灘、奇熱、風沙、冰雪之路要方便和容易。四是生物維度。原始野桑樹在嘉陵江生長茂盛，其他地方的桑樹是從南充移栽和培養的。五是經濟維度。南充經濟不如西安和成都，這樣才能重視農業，發展蠶桑。西安、洛陽、成都皆是銷售和精細加工之地。六是文化維度。《水經註》《華陽國志》、詩詞、民俗、傳說、歌謠、地名、道路等，都有蠶桑記載。而綿陽鹽亭黃帝元妃嫘祖養蠶紡絲，解決瞭技術和人才問題，把南充絲綢歷史提前到遠古時代。(作者系省社科院黨委書記、教授)
成都與 高原絲綢之路
□霍巍
絲綢之路 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一個有關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稱，原指漢代中國和中亞、印度、西亞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後來成為指代 中外文化交流 的名詞。 高原絲綢之路 同樣也是一個代稱，指代西藏高原古代與外界聯系與交流的途徑及方式。它是一個網絡，不是指單一的某條路線，但卻包含著不同時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內的各條路線。 高原絲綢之路 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於史前時期，而西南地區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便與西藏高原有著密切的聯系與交流，成都則是高原絲綢之路東端最為重要的起始點與中心城市。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西藏高原農作物的起源、金屬器的制作，都可能受到西南地區以成都為中心的古代文明影響。漢晉時代，以成都(益州)為中心，形成絲綢生產、鹽鐵制造、漆器、金銀器制作等最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 高原絲路 最為重要的物質交流中心。同時，成都還是早期佛教傳入中國的前沿城市。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原戰亂，陸上絲綢之路受阻，成都至甘青一線的 青海道 便成為溝通中原與西域、中亞唯一的陸上通道。
唐代吐蕃與唐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往，益州(成都)都是聯系漢藏民族最為重要的橋梁。成都自北朝以來絲綢制作多行銷包括吐蕃在內的邊地，著名的 陵陽公樣 圖案成為唐代外銷絲綢中最受追捧的紋樣，近年來在吐蕃考古中也有大量發現。唐宋以來的 茶馬互市 及形成的 茶馬古道 ，正是 高原絲路 在新時代的延續與新的呈現方式。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成都是 一帶一路 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從南北方向可縱貫連通陸上和海上兩條絲路。第二，成都也是 高原絲路 和 喜馬拉雅文化帶 的東端起始點，從東西方向上可橫貫青藏高原，並且聯接中亞、南亞;以成都為中心的 西部大十字 網絡，歷史上成為 一帶一路 的西部樞紐，不可缺少，更不能忽視不見。第三，在今天打造新的 南亞通道 、繼承和發揚 一帶一路 歷史傳統的新的歷史時期，成都作為中國西部最為重要的中心城市，必將發揮更大的現實作用。(作者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漢代河西的蜀地織品
□王子今
河西漢簡資料中屢見 廣漢 人名和 廣漢 地名，和以 廣漢 為名的軍事機構名號。 廣漢 可以理解為體現當時國傢意識和民族意識的特殊符號。而河西邊塞出土以 廣漢 指示蜀地紡織業產品 廣漢八稯佈 的簡文，是絲綢之路史研究的重要資料，研究者應當予以重視和關註。
廣漢 漢初置郡，下轄 廣漢 縣。廣漢曾經是朝廷倚重的手工業生產基地。史書記載所謂 主金銀器 主作漆器物者 ，反映廣漢郡的產業目標似乎主要在於滿足上層社會生活用器的需求。而河西簡文 廣漢八稯佈 告知我們，這裡的紡織業產品已經形成優勢地方品牌。漢代織品以織作規格有七稯、八稯、九稯、十稯的分類，近似現代織品多少支紗的說法，體現成本和質量的差異。
據漢初法律《二年律令 金佈律》，政府為 徒隸 等勞作者提供的服裝， 佈皆八稯、七稯 。漢景帝時制度， 令徒隸衣七稯佈。 漢代邊防士卒的軍裝也以 七稯佈 八稯佈 制作。從反映河西織品市場的資料看， 七稯佈 八稯佈 的價格比較低廉。居延漢簡資料可見 入七稯佈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 ，數量甚大。敦煌馬圈灣漢簡可見出現 驅驢士 之蜀 字樣的簡文： 官屬數十人持校尉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 。每位 驅驢士 驅驢 十匹，體現瞭這種運輸勞作的具體情形。而 之蜀 標示的交通目的地，也是明確的。
簡文 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 所透露的軍運形式可能具有保密性質的特點，或許與這條交通線路附近 羌 虜 夷 分佈的復雜形勢有關。由蜀地往河西作為重要軍需物資的 廣漢八稯佈 等紡織品的運輸路線，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別支。考察這一交通線的走向、路徑和通行條件，是絲綢之路史研究的重要主題。而漢代成都平原的經濟地位、紡織業生產力及其市場影響幅度，也可因此得到正確的理解和說明。成都老官山漢墓織機模型的出土，以及張騫浮槎行天河見織女得 支機石 傳說與蜀地的密切關系，對於相關考察也有參考意義。(作者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早期巴蜀佛教與絲綢之路
□宗性
在唐代高僧義凈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為後世記錄瞭西晉時期佛教通過西南絲綢之路同印度傳播互動的重要信息： 於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 文字中記載的史實，正值中國西晉末年，歷史上所謂的 八王之亂 興起，北方社會動蕩，南方僧人要想從北道赴印度求法是比較困難的，選擇從西南絲綢之路赴印度求法的可能性最大。因此， 從蜀川牂牁道而出 的記載，為我們瞭解西晉時期，佛教高僧通過西南絲綢之路與印度交流互動的情況提供瞭依據。
佛教在東漢前後傳入巴蜀地區，至東晉時，巴蜀佛教已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先是法和率領徒眾入蜀，避 石氏之亂 。法和入蜀後， 巴漢之士，慕德成群 ，這就說明蜀地的佛教，大有興盛之勢。後有慧持於晉隆安三年入蜀，初到成都時，住在龍淵精舍，由於他 大弘佛法 ，世人 望風推服 。以上從法和、慧持先後入蜀的情況來看，蜀地佛教對外的影響力非常明顯，並且蜀地佛教的興盛之勢，也正在逐步形成。
至隋末唐初，由於其它地區的戰亂不斷，蜀地因其地理環境相對穩定，為佛教的興盛提供瞭堅實的基礎。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 末年國亂，供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眾又盛於彼。 由於隋末各地戰亂不絕，社會動蕩，民眾生活非常不安定，在這種情況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大多向穩定的蜀地紛紛聚集，巴蜀成為佛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彰顯。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還記載，有五名唐代巴蜀高僧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前往西域求法。他們分別是：明遠，益州清城人(今四川都江堰市);義朗、智岸、義玄、會寧，皆益州成都人(今四川成都市)。從文字記載來看，他們五人都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出發前往西域的，他們途經的國傢有今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斯裡蘭卡、印度等東南亞、南亞國傢，是唐代巴蜀佛教與東南亞、南亞等絲綢之路沿線國傢佛教傳播互動的重要史實。
早期的巴蜀佛教不僅接納域外高僧入蜀講經弘法，形成瞭繁榮的巴蜀佛教局面，還在隋唐之際一度成為中國佛教的中心。同時，早期巴蜀佛教界的僧人，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西行求法的行列中，建立起巴蜀佛教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傢和地區的佛教互動傳播的信息紐帶。可見，早期的巴蜀佛教，具有開放包容、拓展進取的品格。(作者系中國佛教協會駐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佛學院常務副院長兼教務長)
闡述 一帶一路 的歷史根據
□張海鵬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 一帶一路 戰略構想，具有重大現實和歷史意義。我們在闡述其現實意義的同時，更應該闡述 一帶一路 戰略的歷史根據。隻有從歷史學角度把 一帶一路 的歷史根據講清楚瞭， 一帶一路 戰略的歷史縱深及現實戰略意義也就更容易闡明。
從全球視野來看，可以把自古及今的絲綢之路劃分為三個歷史時期：
一是先秦到元朝是絲綢之路的1.0時代，主要是 中原 與 四夷 互動的過程。絲綢之路成為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橋梁。這種交往包括戰爭、和親、通婚、貿易、和平、互助等形式，也包括交往中各民族、種族的融合。中原物質文化影響瞭四夷，蜀錦成為四夷國王、貴族互贈禮品之物;四夷物質文化也影響瞭中原，成為中原一體多元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
二是明清時期是絲綢之路的2.0時代，是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時代。中國是當時世界經濟和貿易的中心地區。從14世紀開始，陸上絲綢之路被崛起的奧斯曼帝國所阻斷，日漸衰敗。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遠洋航行，表明瞭那時中國物質文化的高度發展。繼續鄭和遠航的是歐洲人開啟的大航海時代。但16世紀以後，明清兩代實行海禁政策，海上通道遂被西方列強控制，和平貿易受到抑制，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衰落。
三是現在的 一帶一路 戰略是絲綢之路的最新時代。 計利當計天下利 ，是以共贏追求共富的思維，是一傢發展、傢傢發展;一國發展、各國共同發展的思維。各國人民都要共享發展的紅利，各國人民的福祉都要得到保障。 一帶一路 就是這樣的思維，就是用共贏的手段達到共富的目的。 一帶一路 戰略提出後，受到世界各國廣泛歡迎，朋友圈越來越大，就是這個道理。
歷史經驗證明：絲路精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過的 計利當計天下利 的精神。四川應乘著 一帶一路 順風，發揚川人工匠精神和舍我其誰的擔當氣概，把四川的航天航空產業、高端機器制造產業、IT產業等做大做強，推動南亞、中亞、東歐乃至整個歐洲產業的提升，實現共享發展。(作者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歷史學傢)
四川是 一帶一路 關鍵增長引擎
□尼克拉斯 施萬通
過去幾年，中國一直在規劃和完善 一帶一路 倡議。各國政府、企業和相關各方都關註著與這個雄心勃勃項目有關的新政策。然而，很多國外評論員忽視的一點是， 一帶一路 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在其整體框架內突出的區域組成部分。雖然 一帶一路 關系到中國政府的關鍵利益，但是中國地方各省區也在發展和推進這個構想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因其地理位置和經濟結構，特別是考量其在建立可行的跨喜馬拉雅合作關系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四川成為理想的 一帶一路 關鍵增長引擎。
一帶一路 帶來瞭諸多機會、巨大增長和發展潛力。實際上，新絲綢之路及其相關項目有助於中國政府實現國內發展目標和拓展更多國際間發展。比如促進與鄰國的穩定和相互連通至關重要。但是不斷增加的相互依賴和交流也帶來瞭潛在的風險因素。這些風險有的可以被描述為迫在眉睫，而其他一些風險來得更加微妙和平緩。解決問題的關鍵，取決於國傢以及省區、學術和工業領域的領導人，通過精心設計的風險管理政策，幫助制定控制不良影響的政策，最終將不利條件轉換為寶貴財富。
由於部分覆蓋一些動蕩地區， 一帶一路 也受制於一些有形威脅，比如恐怖組織、社會動蕩等。地面貿易路線的特點是一部分線路切斷可能會導致整個線路的貿易崩潰，至少總體增加運輸成本，影響供應。這意味著任何旨在推動國際間發展的提議，都應該將安全因素納入考量。
雖然防務政策的執行主要在國傢政府的職權范圍之內，特別是在國際背景下，但省級政府可以而且需要為整體安全框架的設計做出貢獻，特別是當涉及非傳統威脅時。對於四川來說，這意味著要不斷加強現在作為 一帶一路 協調和推動者的作用。未來，四川及鄰近地區也將能從環境技術、執法和醫藥等方面的交流中獲益。
隨著時間的推移， 一帶一路 政策也將逐漸成型，各方的角色也將隨之變化。這必然會使不同人士的利益相互依存，比如，四川人民的繁榮與中亞和南亞地區人民的福祉將密不可分。這意味著四川政府以及其他行業和學術界的經濟驅動力量，在 一帶一路 中發揮的作用將超越省際的范圍。(作者系瑞典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博士)
古代成都是三大絲路的交匯點
□何一民
成都地處中國內陸深處四川盆地，四周為高山環繞，形成瞭封閉式的地理環境。地理上的封閉性雖然對成都與外部的聯系造成瞭巨大困難，但並不能阻止四川盆地內外的人們相互之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反而更加促進瞭古代蜀人對內對外開放開發的決心和勇氣。
早在先秦時期，四川盆地與北方的漢中、關中地區，西北甘肅、青海地區，西南的雲南地區，東南的湖湘、江浙地區都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開辟出多條通往外界的蜀道。因而看似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反而成就瞭成都作為中國古代三大絲綢之路的交匯點。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 金沙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與中原文明和西亞文明有著密切的聯系，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金器等無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匯融合的信息。
漢武帝時期，北方絲綢之路開通，成都成為北方絲綢之路主要商品 絲綢 的重要供給地，特別是絲綢之路的高端產品 蜀錦 是成都特產，絲綢之路沿線重要考古遺址發現有一定數量精美的蜀錦就是有力證明。南北朝時期，當絲綢之路河西走廊受戰亂影響中斷之時，以成都為起點，經川西北草原，進入隴南、青海，然後轉入西域的 絲綢之路河南道 成為新的絲綢之路，使中國內地與西北各政權及亞歐各國的貿易一直未曾中斷，佛教文化也多經此傳播到中國內地。
以成都為起點的南方絲綢之路早在秦漢以前就已經開通，並延續瞭2000多年一直持續發展，成為中國內地與東南亞等地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時期成都與長江中下遊地區就保持非常密切的經濟、文化關系，並通過長江各重要節點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發生瞭聯系。漢唐時期，隨著國傢強盛，對外大開放，對內大發展，成都與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聯系不斷加強，從而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城市。
三大經濟文化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帶交匯點的區位，使成都成為古代中國對內對外開放的樞紐，這一地理區位優勢是古代中國任何一個大城市都不具備的。(作者系四川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教授)
古蜀文明與天府絲綢的起源
□譚繼和
絲綢是中華服飾文化經過長期歷史發展，在適宜桑蠶的地域，即《山海經》稱之為 歐絲之野 的紡織縫制技術由麻葛發展到絲綢的產物。河姆渡、錢山漾等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蠶紋、蠶繭與絲絹、絲帶、絲線等考古遺存，與歷史文獻記載的黃帝正妃嫘祖創制桑蠶繅絲技藝，黃帝因而能進入 垂裳而政府計畫治 的文明時代的歷代祖先口述史相印證，說明中國是絲綢文明的始源國，比世界上其他國傢早瞭4000多年。
中華絲綢文明是整個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如同中華文明滿天星鬥的起源模式一樣，絲綢文明也是從新石器時代起，就具有多源、多地域、多樣化的特征。 天府之國 四川是中華絲綢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四川古部族擅長經營桑蠶，故用甲骨文的原蠶象形體的 蜀 字為名， 蜀山氏 就是該部族的特稱。該部族第一代蜀王名 蠶叢 ，是對具有特殊的叢簇養蠶織絲技術的蜀王崇敬的尊稱。這與成都地區從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的陶石紡輪、繩紋與網格紋陶器，一直到青銅時代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巨型青銅立人像，身著華美絲織龍紋、鹮鳥紋、獸面紋的黻黼錦衣的實證是相一致的。
成都交通巷岀土西周蠶紋銅戈、百花潭出土戰國宴樂嵌錯紋銅壺和成都彭州漢墓出土畫像磚均有婦女在桑園采桑的圖案，說明先秦古四川絲織業的高度發達。秦漢時代的蜀錦與蜀繡，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最初的蜀錦，淵源於捶打光滑的緞，故名 錦繡緞 。秦漢時期技術改進，錦江洗濯，織出如彩貝的 貝錦 ，這是蜀錦的特色品牌，成為蜀中城市財富的代表性標志。它通過南、北絲綢之路行銷於西域、西亞及東南亞，漢代成都成為當時與齊魯、襄邑比肩的全國絲綢生產和貿易的中心。成都老官山漢墓發現的世界最早的木制錦緞絲織提花機模型，代表著當時中國，也是世界最高超的織錦技術。
難怪司馬相如寫賦，也要學習蜀錦之工匠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 的高超巧思和精妙技藝，來寫作錦心繡口的文章瞭。因蜀錦與蜀繡的卓越秀冠的知名度，漢代成都遂以它作為城市代表，稱為 錦江 錦裡 錦城 。到唐宋時期成都為代表的巴蜀城市更成為 揚一益二 的世界歷史財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鑒的都市，居於當時世界中世紀城市的前列。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員、省歷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