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18 00:03:52番王-卡洛普
區辨與互補：試析蘭嶼大船建造過程中的兩性關係(上)
(本文為初稿請勿引用)
卡洛普．達瑪拉山1
摘要
蘭嶼社會文化中，若就看得到的物質文化而言，最明顯的就屬地下屋與大船這兩個清楚的「被建造物」，蘭嶼家屋是由夫妻共同組成一組蘭嶼的社會基本核心，家屋的兩性意象與互補關係十分清楚，也因為家屋的特性，讓筆者對同是代表蘭嶼文化的大船提出質疑，因何大船的兩性意象不甚明顯，甚至理解為大船是與女性互斥的角色。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討論的空間？
筆者由蘭嶼家屋概念的論述，提出大船是蘭嶼家屋社會功能的延伸，從大船建造的時間點、建造地點與代表兩性的飛魚與芋頭等三個部份，討論雕刻船與未雕刻船所呈現的關係，進而討論大船建造的象徵意涵。大船建造過程，蘭嶼人如何理解大船的角色，將之視為社會的新生命，經由男性與女性的孕育而成形；最後，大船下水儀式中女性角色的關鍵性，提出女性在大船下水儀式空間中，做為瓦解大船存在延伸蘭嶼家屋社會功能的角色，讓大船暫存的「化解對立」與「和緩假象」解構，回到大船與女性對立的象徵關係。
另外，林投樹的儀式性意義，筆者只以暫時的定義為之，主要在於蘭嶼對民俗植物的定義，會因為不同的家族或船團而有不同的社會意義。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提出不同的觀點以供討論，提出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只期待打開一個討論的空間，做為蘭嶼大船研究與分析的另外一個面向。
關鍵詞：大船、家屋、基本核心、芋頭、飛魚。
1、前言
對大多數人來說，多半將蘭嶼的大船理解為男性場域內的一種男性社會實踐，從決定建造大船開始，乃至於建造過程中，女性少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大船，到最後的大船下水禮，更是男性展現力量與能力的時刻，尤其是大船由部落到海灣的那一小段距離，戲劇張力更讓外人亢奮與激動，這種特別的能量展現，通常被解釋為自我的激勵或驅逐惡靈，而這二種不同的說法與論述，分別代表了本地居民與研究學者的解讀與觀點。
大船做為蘭嶼的文化物之一，它的社會功能的確佔據了蘭嶼社會重要的關鍵，每每談及蘭嶼大船，身為外行的人，總不由自主地讚嘆蘭嶼大船製作的精巧與特別。筆者在台灣的其他地方也看到蘭嶼大船，其中大部份主要做為商業展示與文化展示的蘭嶼大船比較多，實際使用於生活或動態展示的幾乎沒有，除了台東市政府於2003年舉辦龍舟賽時，實際使用蘭嶼大船做為比賽船外，其他均做為靜態展示。
蘭嶼的大船與當地人的關係緊密，從大船決定建造與否，到大船建造中的細節，男性的角色占了絕大部份，甚至到了大船下水後的捕魚場域，男性主宰大船與海的象徵更是明顯，也由此可以看出蘭嶼男性與大船的關係。然而，蘭嶼社會是一個男女分工的互補社會，男性主要從事漁獵的工作，田地開墾亦屬之；女性則處於與男性相互補的角色，芋頭的生產與日常生活的照顧均屬於女性的主要工作。陳玉美（1984）提出了蘭嶼社會的兩性區分，主要以水渠與奶水為代表男性與女性的社會角色，進而討論蘭嶼社會下的親屬制度，女性從事生產的角色，在作者的討論後更是明顯。決定大船建造的宣告，船團女性不得也不能知道，在間接或無預警的情況下「觀察到」要建造大船2，女性隨即投入生產工作，種植禮芋與飼養豬隻，為大船下水的落成禮做準備。大船不僅展現船團的造船能力與表現船團財富，也向人顯示船團女性工作勤奮的態度。
何以兩性分工明顯清楚的蘭嶼社會，在船與人的社會關係中，兩性分工的現象不甚明顯，甚至感覺女性是一種附屬的角色，女性主要從事生產工作，以顯示其勤奮工作的象徵，僅止而已？這是筆者主要的問題，也是本文企圖用不同的觀點，檢視大船建造的過程中，男性與女性角色的相互關係，其象徵什麼樣的社會意涵。
2、民族誌與田野資料
建造大船代表一個核心家庭的能力與船團的名聲，尤其是造雕刻大船，必須更為謹慎，禁忌充滿了整個大船建造的空間，也廣及部落的日常生活。大船建造的最後階段，也就是大船落成禮儀式，是整個過程中最具戲劇化的部份，船團舵主與其妻的角色至關重要，在以男性為主的儀式空間中，女性的角色雖然不甚明顯，但在儀式過程中女性突然的出現，讓人產生小小的疑問。舵主由於是船團的領導中心，所以在整個造大船的過程中，是為主要的核心人物，負責所有的事務，一直到大船下水，舵主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然而船主之妻在此時的角色，是在堆滿芋頭的大船之前，扮演儀式的關鍵性人物，尤其是其象徵性的角色，應不在船主之下。
相關蘭嶼大船的民族誌，鄭漢文3（2003）對於朗島部落的大船下水儀式，做了相當程度的記載與討論，作者清楚的描述大船下水的整個過程，清楚區分了男性與女性在儀式過程中的儀式位置與角色。其中，對於大船下水前女性扮演的角色，讓筆者產生高度的興趣，也是對大船建造試圖提出不同看法的前因。作者提到在大船下水之際，也就是男性要開始瞠目結舌抛船之前，船主（舵手）之妻先前在大船的船首，手執掘棒4，將置放於大船前的林投莖撥除，依作者的討論，其為「象徵經常開墾林投林種植芋頭，並祝福大船經常穿越林投林出航順利」，單純的為大船出航而祈福，並未論及其象徵意義；就朗島部落的空間來看，林投樹通常生長於部落與沿海礁岩之間，或是生長於未經開墾的地區，就象徵的意義來看，並沒有很明顯的關係，筆者暫時將林投樹的社會意義，定義為男性與女性在象徵空間上的界線來做定義。相異於朗島部落的做法，鄭惠英5（1984）的文章，詳實記載了漁人部落大船下水儀式；作者描述大船下水前，由船主（船尾席）之妻與船首席之妻，分別於該位（對稱位）手持掘棒，作掘地狀，並口唸「我用掘棒作狀挖你，希望你出海時平穩，也祝我們全船團長壽，祝福你能捕到很多魚」。其他船團員女性於此時，則圍繞於大船之外（但不可碰觸大船），在船團男性成員向前準備抛船的同時，幫忙取走團員身上的衣飾；此處作者也只論及女性為祈福的角色，也並未討論任何的象徵意義。於田野訪視期間，與紅頭部落居民聞聊，也提到在大船下水儀式過程中，男性成員於進行抛船之前，船主之妻會先行撥除大船之前的林投樹，再問到其意義為何，得到的答案幾乎一樣，「女性角色沒有任何意義，只是為大船下水作祈福的儀式」。排除紅頭部落不談，漁人部落與朗島部落不同之處，在於林投並不存在於大船下水的儀式空間。但分析兩個部落的儀式過程，雖然儀式物上有差異，但在大船下水儀式上仍有很大多的共通點，其中「女性」與代表女性的「掘棒」，是不可否認的儀式事實。在大船下水的儀式上，女性地位被凸顯於大船下水高張力時點（抛船）之前，其是否有特殊的社會意涵，換句話來說，是否女性在大船建造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應該值得深入討論。
林投樹為蘭嶼民俗植物的一種，除可供食用之外，其生活上功能性的角色不可或缺，例如可以做為引水用的水管6、芋田與地瓜田的圍籬等。就儀式性的用途，則主要用於驅凶避邪，例如參加喪禮的人，若行完喪禮後，必須用林投葉將腳印擦拭，避免anito會跟著人的腳印進入部落，危害部落的生活作息；另一說法，當風浪太大無法出海時，耆老會砍林投莖數支，於海陸交界處築起一道圍籬，並作祭以警告風浪不得再持續擴大，以利部落居民出海捕魚維生7。
記得大約在我8國小的時候（約二十年前），因為地震與龍捲風的出現，部落的男性成員全部到沿海附近，老人與青壯年的男性砍林投樹後，將林投樹放在礁岩上，口裡唸唸有詞，似乎與海跟風在對話，請風不要跨越部落，要浪僅止於放置林投樹的地區，所有的儀式空間也不准有女性成員參與，儀式過程都是男性成員主導。（田野筆記）9
關於蘭嶼的民俗植物，鄭漢文（1996）有做過相關的討論，除了討論蘭嶼植物於實質生活上的功用，也將植物的儀式性意義加入討論；作者於文中提到，蘭嶼分佈最廣的植物以五節芒與林投樹為最，也是蘭嶼植物當中最具儀式性功用的植物，其中林投樹除了用於大船下水儀式之用外，也用於上述第一種說法的用途。引文
送葬於河海交會之處淨後，由親族其中一人摘取林投嫩葉約六七片回家，當用餐時在嘴前劃過，意即以後身體健康不要像死者般這樣子死了；並搖拂著葉片祈求不要被疾病所侵，不要死靈來打擾。（鄭漢文，1996）
關於林投樹的使用，根據紅頭部落居民的口述，林投樹於大船下水禮的使用，可能會因為船團或家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也許林投樹在蘭嶼並不存在一個很明確的社會意義10，僅存於部份船團與家族的習慣。
總而言之，林投樹在部份蘭嶼居民的社會意義，存在了「阻隔」、「界線」、「去凶」等意義，筆者引申其意義，可做為兩個不同空間有形或無形的特別「中介質」，這個儀式物的意義，在蘭嶼強調兩性分工與區分的社會，特別引起注意。相較於朗島部落，雖然漁人部落的大船下水儀式空間中，林投樹並沒有扮演儀式性的角色，但在兩個部落相同的儀式空間，的確存在女性與掘棒這兩個特別的角色。女性在蘭嶼社會並非代表祈福的角色，即為何祈福的人非男性而選擇女性？在男性主導的儀式空間，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女性成員在類似的儀式空間上，取得了合理的位置？女性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儀式空間中，如何解釋其象徵的角色，就筆者解讀，這種現象不應只限制在女性代表「飽滿」或「豐收」的概念11，應該更進一步的討論，女性在大船儀式空間的角色，連帶對於大船與家屋的關係，再檢視女性於大船下水儀式女性的儀式位置，才能更清楚瞭解大船在蘭嶼的社會價值，找出不同的解釋與理解方向。
3、蘭嶼大船的兩性“共建”象徵
相關於蘭嶼親屬制度的研究，多位學者做過深入的討論，也直接引發了關於蘭嶼社會兩性議題上的充份討論，其中主要以陳玉美（1995;1996）以空間、時間與工作的兩性象徵分析，提出蘭嶼社會強調兩性分工的看法。陳玉美（1995）透過空間的討論，由家、聚落、蘭嶼島由內而外的分析，得到一個蘭嶼空間對照的象徵系統；作者提及家屋與夫妻是互為表徵的關係，亦即家屋的成長也就是婚姻關係的成長，強調夫妻一體的社會，夫妻為其社會的基本核心；家屋的成長關係到了夫妻，即核心家庭的延續，大船建造可以說是家庭延續的另一個主要的動力，筆者試著討論大船做為家屋社會功能延伸的可能性。
作者提及海與聚落的關係時，提出了一組對立的象徵關係，如下所列
海 聚落
海 ： 陸
魚（副食） ： 芋（主食）
男（夫） ： 女（妻）
這一組象徵關係，明顯的看出了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互補與分工關係，兩性所象徵的對立概念，也對應到了蘭嶼的聚落空間與家屋空間。作者另一篇相關的研究（1996），由時間與工作，提出了一個兩性的意象，除了強調男女有別之外，另一方面強調人是生而平等的。透過當地年與日的時間概念，提出了蘭嶼的年（kasakawan），主要表徵男性與飛魚、小米的生產；蘭嶼的日（kasaraw），主要表徵女性的工作與活動，生產芋頭與日常生活的活動。作者又提出了另外一組二元對立的概念
年 日
年（歲時祭儀） ： 日（日常活動）
男 ： 女
聚落 ： 家
男性代表了歲時祭儀的主導，與蘭嶼的“年”有互為表徵關係；而女性則主要以日常活動為主，與蘭嶼的“日”互為表徵關係。大船下水禮並非歲時祭儀，也非日常活動的範圍之內，也合理解釋女性可以加入大船下水儀式的現象，並沒有違反上述對立的象徵關係。作者的論點，強調家屋在蘭嶼社會的特性，其提到家屋（house）具有化解對立與呈現和解假象（illusion）的說法12，蘭嶼家屋的功能，佔了蘭嶼社會很重要的位置。由以上的象徵關係，我們可以看到，由蘭嶼社會基本核心家屋出發的象徵關係
魚 ： 芋
男 ： 女
年 ： 日
蘭嶼建造大船的時間與地點，鄭漢文（2003）提到，會因為雕刻與不雕刻而有異，其中雕刻船必須選擇在於適合造屋與造船的piavean月，相當於國曆五、六月間，也是蘭嶼曆法中的終捕祭，大船下水舉行隆重的下水儀式，而且建造地點選擇於船主家的前庭；相較於雕刻船，未雕刻船的建造時間被安排於飛魚終食祭（panoyotoyen）的kaliman月，相當於國曆的八、九月份，建造地點則安排於船屋或船屋外的空地。以上的關係，我們看到了因何建造雕刻船選擇於終捕祭的時間，此時應屬蘭嶼家屋與飛魚同屬一空間的期間，飛魚季經過近三個月的捕撈，每家每戶多少都有一定數量的飛魚；另外，雕刻船的建造也必須伴隨禮芋的生產，宣告大船建造亦同等芋頭加入「家屋與飛魚」的關係，在象徵意義上，三者在這個時點，同時存在於家屋的概念之上，即意味著雕刻大船起造，存在了以下的關係
飛魚：家屋：禮芋＝＞雕刻船
也象徵著＜男性：家屋：女性＞的意象，雕刻大船取得了家屋的社會位置，這個象徵似乎是蘭嶼家屋社會意義的延伸，象徵家核心家庭共建大船的意象；相對的，未雕刻大船則選擇於終食祭，此時應屬蘭嶼家屋與飛魚互斥的期間，在飛魚季捕撈的飛魚，必須於此時點前全部食用完畢，若無法吃完，則必須被丟棄；而未雕刻船不舉行下水禮，這個時點建造未雕刻船，也避開了禮芋與家屋的關係，存在了以下的關係
飛魚Ø13家屋Ø禮芋＝＞未雕刻船
也象徵著＜男性Ø家屋Ø女性＞的意象，未雕刻大船並不具備蘭嶼家屋延伸的社會功能，但代表了聚落象徵平權無階級性的特性，強調兩性平等的概念。
綜合以上的討論，大船建造中的兩性“共建”概念，似乎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由家屋出發延伸出代表男性與女性的飛魚與禮芋，成就了雕刻船的起造，大船建造也成為了家屋的延伸，強調兩性對立又互補的概念；相對的，未雕刻船則代表了聚落平權特質，及無階級性的社會現象。
卡洛普．達瑪拉山1
摘要
蘭嶼社會文化中，若就看得到的物質文化而言，最明顯的就屬地下屋與大船這兩個清楚的「被建造物」，蘭嶼家屋是由夫妻共同組成一組蘭嶼的社會基本核心，家屋的兩性意象與互補關係十分清楚，也因為家屋的特性，讓筆者對同是代表蘭嶼文化的大船提出質疑，因何大船的兩性意象不甚明顯，甚至理解為大船是與女性互斥的角色。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討論的空間？
筆者由蘭嶼家屋概念的論述，提出大船是蘭嶼家屋社會功能的延伸，從大船建造的時間點、建造地點與代表兩性的飛魚與芋頭等三個部份，討論雕刻船與未雕刻船所呈現的關係，進而討論大船建造的象徵意涵。大船建造過程，蘭嶼人如何理解大船的角色，將之視為社會的新生命，經由男性與女性的孕育而成形；最後，大船下水儀式中女性角色的關鍵性，提出女性在大船下水儀式空間中，做為瓦解大船存在延伸蘭嶼家屋社會功能的角色，讓大船暫存的「化解對立」與「和緩假象」解構，回到大船與女性對立的象徵關係。
另外，林投樹的儀式性意義，筆者只以暫時的定義為之，主要在於蘭嶼對民俗植物的定義，會因為不同的家族或船團而有不同的社會意義。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提出不同的觀點以供討論，提出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只期待打開一個討論的空間，做為蘭嶼大船研究與分析的另外一個面向。
關鍵詞：大船、家屋、基本核心、芋頭、飛魚。
1、前言
對大多數人來說，多半將蘭嶼的大船理解為男性場域內的一種男性社會實踐，從決定建造大船開始，乃至於建造過程中，女性少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大船，到最後的大船下水禮，更是男性展現力量與能力的時刻，尤其是大船由部落到海灣的那一小段距離，戲劇張力更讓外人亢奮與激動，這種特別的能量展現，通常被解釋為自我的激勵或驅逐惡靈，而這二種不同的說法與論述，分別代表了本地居民與研究學者的解讀與觀點。
大船做為蘭嶼的文化物之一，它的社會功能的確佔據了蘭嶼社會重要的關鍵，每每談及蘭嶼大船，身為外行的人，總不由自主地讚嘆蘭嶼大船製作的精巧與特別。筆者在台灣的其他地方也看到蘭嶼大船，其中大部份主要做為商業展示與文化展示的蘭嶼大船比較多，實際使用於生活或動態展示的幾乎沒有，除了台東市政府於2003年舉辦龍舟賽時，實際使用蘭嶼大船做為比賽船外，其他均做為靜態展示。
蘭嶼的大船與當地人的關係緊密，從大船決定建造與否，到大船建造中的細節，男性的角色占了絕大部份，甚至到了大船下水後的捕魚場域，男性主宰大船與海的象徵更是明顯，也由此可以看出蘭嶼男性與大船的關係。然而，蘭嶼社會是一個男女分工的互補社會，男性主要從事漁獵的工作，田地開墾亦屬之；女性則處於與男性相互補的角色，芋頭的生產與日常生活的照顧均屬於女性的主要工作。陳玉美（1984）提出了蘭嶼社會的兩性區分，主要以水渠與奶水為代表男性與女性的社會角色，進而討論蘭嶼社會下的親屬制度，女性從事生產的角色，在作者的討論後更是明顯。決定大船建造的宣告，船團女性不得也不能知道，在間接或無預警的情況下「觀察到」要建造大船2，女性隨即投入生產工作，種植禮芋與飼養豬隻，為大船下水的落成禮做準備。大船不僅展現船團的造船能力與表現船團財富，也向人顯示船團女性工作勤奮的態度。
何以兩性分工明顯清楚的蘭嶼社會，在船與人的社會關係中，兩性分工的現象不甚明顯，甚至感覺女性是一種附屬的角色，女性主要從事生產工作，以顯示其勤奮工作的象徵，僅止而已？這是筆者主要的問題，也是本文企圖用不同的觀點，檢視大船建造的過程中，男性與女性角色的相互關係，其象徵什麼樣的社會意涵。
2、民族誌與田野資料
建造大船代表一個核心家庭的能力與船團的名聲，尤其是造雕刻大船，必須更為謹慎，禁忌充滿了整個大船建造的空間，也廣及部落的日常生活。大船建造的最後階段，也就是大船落成禮儀式，是整個過程中最具戲劇化的部份，船團舵主與其妻的角色至關重要，在以男性為主的儀式空間中，女性的角色雖然不甚明顯，但在儀式過程中女性突然的出現，讓人產生小小的疑問。舵主由於是船團的領導中心，所以在整個造大船的過程中，是為主要的核心人物，負責所有的事務，一直到大船下水，舵主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然而船主之妻在此時的角色，是在堆滿芋頭的大船之前，扮演儀式的關鍵性人物，尤其是其象徵性的角色，應不在船主之下。
相關蘭嶼大船的民族誌，鄭漢文3（2003）對於朗島部落的大船下水儀式，做了相當程度的記載與討論，作者清楚的描述大船下水的整個過程，清楚區分了男性與女性在儀式過程中的儀式位置與角色。其中，對於大船下水前女性扮演的角色，讓筆者產生高度的興趣，也是對大船建造試圖提出不同看法的前因。作者提到在大船下水之際，也就是男性要開始瞠目結舌抛船之前，船主（舵手）之妻先前在大船的船首，手執掘棒4，將置放於大船前的林投莖撥除，依作者的討論，其為「象徵經常開墾林投林種植芋頭，並祝福大船經常穿越林投林出航順利」，單純的為大船出航而祈福，並未論及其象徵意義；就朗島部落的空間來看，林投樹通常生長於部落與沿海礁岩之間，或是生長於未經開墾的地區，就象徵的意義來看，並沒有很明顯的關係，筆者暫時將林投樹的社會意義，定義為男性與女性在象徵空間上的界線來做定義。相異於朗島部落的做法，鄭惠英5（1984）的文章，詳實記載了漁人部落大船下水儀式；作者描述大船下水前，由船主（船尾席）之妻與船首席之妻，分別於該位（對稱位）手持掘棒，作掘地狀，並口唸「我用掘棒作狀挖你，希望你出海時平穩，也祝我們全船團長壽，祝福你能捕到很多魚」。其他船團員女性於此時，則圍繞於大船之外（但不可碰觸大船），在船團男性成員向前準備抛船的同時，幫忙取走團員身上的衣飾；此處作者也只論及女性為祈福的角色，也並未討論任何的象徵意義。於田野訪視期間，與紅頭部落居民聞聊，也提到在大船下水儀式過程中，男性成員於進行抛船之前，船主之妻會先行撥除大船之前的林投樹，再問到其意義為何，得到的答案幾乎一樣，「女性角色沒有任何意義，只是為大船下水作祈福的儀式」。排除紅頭部落不談，漁人部落與朗島部落不同之處，在於林投並不存在於大船下水的儀式空間。但分析兩個部落的儀式過程，雖然儀式物上有差異，但在大船下水儀式上仍有很大多的共通點，其中「女性」與代表女性的「掘棒」，是不可否認的儀式事實。在大船下水的儀式上，女性地位被凸顯於大船下水高張力時點（抛船）之前，其是否有特殊的社會意涵，換句話來說，是否女性在大船建造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應該值得深入討論。
林投樹為蘭嶼民俗植物的一種，除可供食用之外，其生活上功能性的角色不可或缺，例如可以做為引水用的水管6、芋田與地瓜田的圍籬等。就儀式性的用途，則主要用於驅凶避邪，例如參加喪禮的人，若行完喪禮後，必須用林投葉將腳印擦拭，避免anito會跟著人的腳印進入部落，危害部落的生活作息；另一說法，當風浪太大無法出海時，耆老會砍林投莖數支，於海陸交界處築起一道圍籬，並作祭以警告風浪不得再持續擴大，以利部落居民出海捕魚維生7。
記得大約在我8國小的時候（約二十年前），因為地震與龍捲風的出現，部落的男性成員全部到沿海附近，老人與青壯年的男性砍林投樹後，將林投樹放在礁岩上，口裡唸唸有詞，似乎與海跟風在對話，請風不要跨越部落，要浪僅止於放置林投樹的地區，所有的儀式空間也不准有女性成員參與，儀式過程都是男性成員主導。（田野筆記）9
關於蘭嶼的民俗植物，鄭漢文（1996）有做過相關的討論，除了討論蘭嶼植物於實質生活上的功用，也將植物的儀式性意義加入討論；作者於文中提到，蘭嶼分佈最廣的植物以五節芒與林投樹為最，也是蘭嶼植物當中最具儀式性功用的植物，其中林投樹除了用於大船下水儀式之用外，也用於上述第一種說法的用途。引文
送葬於河海交會之處淨後，由親族其中一人摘取林投嫩葉約六七片回家，當用餐時在嘴前劃過，意即以後身體健康不要像死者般這樣子死了；並搖拂著葉片祈求不要被疾病所侵，不要死靈來打擾。（鄭漢文，1996）
關於林投樹的使用，根據紅頭部落居民的口述，林投樹於大船下水禮的使用，可能會因為船團或家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也許林投樹在蘭嶼並不存在一個很明確的社會意義10，僅存於部份船團與家族的習慣。
總而言之，林投樹在部份蘭嶼居民的社會意義，存在了「阻隔」、「界線」、「去凶」等意義，筆者引申其意義，可做為兩個不同空間有形或無形的特別「中介質」，這個儀式物的意義，在蘭嶼強調兩性分工與區分的社會，特別引起注意。相較於朗島部落，雖然漁人部落的大船下水儀式空間中，林投樹並沒有扮演儀式性的角色，但在兩個部落相同的儀式空間，的確存在女性與掘棒這兩個特別的角色。女性在蘭嶼社會並非代表祈福的角色，即為何祈福的人非男性而選擇女性？在男性主導的儀式空間，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女性成員在類似的儀式空間上，取得了合理的位置？女性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儀式空間中，如何解釋其象徵的角色，就筆者解讀，這種現象不應只限制在女性代表「飽滿」或「豐收」的概念11，應該更進一步的討論，女性在大船儀式空間的角色，連帶對於大船與家屋的關係，再檢視女性於大船下水儀式女性的儀式位置，才能更清楚瞭解大船在蘭嶼的社會價值，找出不同的解釋與理解方向。
3、蘭嶼大船的兩性“共建”象徵
相關於蘭嶼親屬制度的研究，多位學者做過深入的討論，也直接引發了關於蘭嶼社會兩性議題上的充份討論，其中主要以陳玉美（1995;1996）以空間、時間與工作的兩性象徵分析，提出蘭嶼社會強調兩性分工的看法。陳玉美（1995）透過空間的討論，由家、聚落、蘭嶼島由內而外的分析，得到一個蘭嶼空間對照的象徵系統；作者提及家屋與夫妻是互為表徵的關係，亦即家屋的成長也就是婚姻關係的成長，強調夫妻一體的社會，夫妻為其社會的基本核心；家屋的成長關係到了夫妻，即核心家庭的延續，大船建造可以說是家庭延續的另一個主要的動力，筆者試著討論大船做為家屋社會功能延伸的可能性。
作者提及海與聚落的關係時，提出了一組對立的象徵關係，如下所列
海 聚落
海 ： 陸
魚（副食） ： 芋（主食）
男（夫） ： 女（妻）
這一組象徵關係，明顯的看出了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互補與分工關係，兩性所象徵的對立概念，也對應到了蘭嶼的聚落空間與家屋空間。作者另一篇相關的研究（1996），由時間與工作，提出了一個兩性的意象，除了強調男女有別之外，另一方面強調人是生而平等的。透過當地年與日的時間概念，提出了蘭嶼的年（kasakawan），主要表徵男性與飛魚、小米的生產；蘭嶼的日（kasaraw），主要表徵女性的工作與活動，生產芋頭與日常生活的活動。作者又提出了另外一組二元對立的概念
年 日
年（歲時祭儀） ： 日（日常活動）
男 ： 女
聚落 ： 家
男性代表了歲時祭儀的主導，與蘭嶼的“年”有互為表徵關係；而女性則主要以日常活動為主，與蘭嶼的“日”互為表徵關係。大船下水禮並非歲時祭儀，也非日常活動的範圍之內，也合理解釋女性可以加入大船下水儀式的現象，並沒有違反上述對立的象徵關係。作者的論點，強調家屋在蘭嶼社會的特性，其提到家屋（house）具有化解對立與呈現和解假象（illusion）的說法12，蘭嶼家屋的功能，佔了蘭嶼社會很重要的位置。由以上的象徵關係，我們可以看到，由蘭嶼社會基本核心家屋出發的象徵關係
魚 ： 芋
男 ： 女
年 ： 日
蘭嶼建造大船的時間與地點，鄭漢文（2003）提到，會因為雕刻與不雕刻而有異，其中雕刻船必須選擇在於適合造屋與造船的piavean月，相當於國曆五、六月間，也是蘭嶼曆法中的終捕祭，大船下水舉行隆重的下水儀式，而且建造地點選擇於船主家的前庭；相較於雕刻船，未雕刻船的建造時間被安排於飛魚終食祭（panoyotoyen）的kaliman月，相當於國曆的八、九月份，建造地點則安排於船屋或船屋外的空地。以上的關係，我們看到了因何建造雕刻船選擇於終捕祭的時間，此時應屬蘭嶼家屋與飛魚同屬一空間的期間，飛魚季經過近三個月的捕撈，每家每戶多少都有一定數量的飛魚；另外，雕刻船的建造也必須伴隨禮芋的生產，宣告大船建造亦同等芋頭加入「家屋與飛魚」的關係，在象徵意義上，三者在這個時點，同時存在於家屋的概念之上，即意味著雕刻大船起造，存在了以下的關係
飛魚：家屋：禮芋＝＞雕刻船
也象徵著＜男性：家屋：女性＞的意象，雕刻大船取得了家屋的社會位置，這個象徵似乎是蘭嶼家屋社會意義的延伸，象徵家核心家庭共建大船的意象；相對的，未雕刻大船則選擇於終食祭，此時應屬蘭嶼家屋與飛魚互斥的期間，在飛魚季捕撈的飛魚，必須於此時點前全部食用完畢，若無法吃完，則必須被丟棄；而未雕刻船不舉行下水禮，這個時點建造未雕刻船，也避開了禮芋與家屋的關係，存在了以下的關係
飛魚Ø13家屋Ø禮芋＝＞未雕刻船
也象徵著＜男性Ø家屋Ø女性＞的意象，未雕刻大船並不具備蘭嶼家屋延伸的社會功能，但代表了聚落象徵平權無階級性的特性，強調兩性平等的概念。
綜合以上的討論，大船建造中的兩性“共建”概念，似乎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由家屋出發延伸出代表男性與女性的飛魚與禮芋，成就了雕刻船的起造，大船建造也成為了家屋的延伸，強調兩性對立又互補的概念；相對的，未雕刻船則代表了聚落平權特質，及無階級性的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