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歷史與記憶－創造的文化與歷史？(上)(粗淺報告勿引用)
一、部落歷史及民族誌簡介
　　布農族，一直到了唸專科時期的求學階段，才在同學的好奇追問下，開始尋找在這個社會是如何把我分類上櫃；在此之前，「山地人」，是深深烙在我心裡唯一的族群記號，布農族對我來說，並不是那麼的重要，反倒是從小就熟悉「部落」，生長的地方，才佔據了我大半的記憶。
武界部落，位於埔里的東方約二十公里的山谷地形，部落坐落在濁水溪與小支流所沖蝕的小盆地，為一南北狹長的山谷形勢，聚落主要分為一大三小的分散在平坦的山谷裡。主要部落，即為村落最高行政單位的所在地，位於濁水溪右岸，部落族人的主要活動地點，習慣稱為「acang」，布農語意指「聚落」， 人口約佔全村人口的七成，其間的商業活動也最為活絡。 其它的三個聚落分別為「qadumu」(圓山)、「gogonan」 (竹山或吃東西的處所)與「gaisia」(直譯日文“會社”)，前兩個地名依其地理特色而命名，圓山故名思義有一座圓圓的小山，而竹山則是因為佈滿竹子而得名；後一地名為日治時期的電力株式會社，現為台灣電力公司武界霸的所在地。
島瞰武界部落，會覺得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不過如此。由芹田騎郎所著之一本小說<<由加利樹林裡>>，他的一幅畫冊清楚看到了部落當時的景況，位於濁水溪左岸的平原大都為農舍，作者對武界的描繪，與陶淵明作為一個他者對桃花源的感動與想像，有異曲同工之妙。
　　攀登到多福嶺 上時，脚下的峽谷中，像被舞台燈照射的武界社呈現在眼前。擁有水田而展開於濁水溪畔的部落，予人靜謐的另一世界之感。
在文獻的記載上，屬於布農族卓社群的群落，大部份居民原為居住於能高郡原kukus社、原banaban（卓社大山西北方、濁水溪左岸山腹）、及原bilau社（卓社大山西南方，濁水溪、卡社溪合流點東方山腹）。
武界社【今稱法治村】，現居地的位置、地勢、氣候：位於位於濁水溪右岸獅魯凹山東南麓標高2,500尺之地。氣候溫和，氣溫最高90度、最低50度。年雨量2,900毫米，最多在5月、最少在11月。武界駐在所西南方3、4町（約3、400公尺）之地的全戶集團。
現在的武界派出所，其位置即當時的武界駐在所， 主要聚落為駐在所之西南方，即現在主要聚落，濁水溪之右岸。而居民主要以原為能高郡之kukus社、原banaban（卓社大山西北方、濁水溪左岸山腹）、及原bilau社（卓社大山西南方，濁水溪、卡社溪合流點東方山腹）。 Kukus社，現址應為正在興建中的栗栖霸，其位置大約於干卓萬山正西的栗栖溪河床，現址仍有一些舊遺址，為登山客登卓社大山的登山口。
　　對於為何會遷居到武界，由於統治當局的理番政策與控制不易，致使日本政府以引誘的方式逐步地將散居於卓社大山的布農族人集中於良久社 ，最後再分別給予較好的地點讓他們自行前往移住。
蕃社集團移住狀況
郡 移住地 移住蕃社 戶數 人口 移住開始 移住完成
能高 過坑 ラクラク(lakulaku) 55 510 明治36年9月(1903) 大正13年12月(1924)
ラセガン(lasegang) 6 67
カノホンガン(kanohongan) 9 96
サイロウ(zailo) 4 34
能高 干卓萬 バクラス(bakulas) 17 164 大正11年7月(1922) 大正14年12月(1925)
ルルン(lulurz) 39 270
オクトウ(oqtong) 8 68
ククス(kukus) 22 170
トッコン(tokkon) 31 325
能高 武界 ククス(kukus) 71 566 大正15年7月(1926) 昭和4年2月(1930)
サイロ(zailo)
表格 1：摘錄自理蕃誌稿


由總督府於1938年所編的高砂調查報告書中，對武界部落在移住後有很詳細的敍述：
在現居地形成部落的推定年月日，及當時的戶數、人口，在昭和4（1929）年2月，戶數90戶、人口895人。關於以往移住的動機、原因，及當時的狀況，鑒於時代的趨勢，醒悟到武界原野的平坦地對於開墾水田非常有利，因而自發性的希望移住；是以先用巨大的經費投入種種建設，自大正15年5月開始移住，至昭和4年5月移住完成。
由此看來，武界部落在移住之後，因為電力株式會社的成立，讓武界社的農田灌溉系統有良好的設計，且足以供給所有的土地，對於部落在作農產作物上的幫助很大，並沒有與日本當局有激烈的抗爭行動，一直維持著「良蕃」的形象。接著提到：
武界社形成之後並無遭到直接討伐膺懲之事。大正3（1914）年8月，利用討伐taroko蕃的機會，企圖沒收卓社、干卓蕃方面的槍枝，將兩社的三百餘人召喚至埔里支廳，由石橋南投廳長提出交出槍枝的嚴厲命令；8月4日，由依田支廳長以下警部補2名、巡查16名、巡查補3名、隘勇4名、人夫48名組成之搜索隊入山，以上之部落至8月8日，共沒收229挺的槍枝。關於以往災害之有無並其發生狀況：昭和2年9月發生流行性感冒，因極為猖獗，產生死亡者103名。
武界只在霧社事件後的大規模沒收槍枝期間，覺得權益受損，居民因為無法狩獵而不悅，但日本政府仍有限度地將槍枝借貸給村民，管制狩獵的次數與量，其有保育與增加農產從事的時間，可以提高農產品的收穫量，並沒有直接的討伐行動。於1930年的報告中看到，共移住了90戶，以平均10人的戶口人數，布農族大家庭式的居住模式 ，在這個時期的武界社，仍可以看到其社會結構的特性。
由上的文獻來看，武界社在現存的三個布農族卓社群中，是最晚形成的聚落，移住期間共為期五年，而且武界居民在武界這塊土地上，沒有直接或間接與日本政府有不和睦的情事，槍枝沒收期間早在仍居住於良久與卓社的時期，在武界社居民的歷史記憶中，對於日本人存在好的印象。對於這類的歷史記憶，黃正璋在他的碩士論文報導人的口述中也有寫道：
日本人對我們還算不錯，但是要我們常常到Tasia（卓社）那邊去集合，就很麻煩，因為我們都住在山裡面，要走很遠的路才會到，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就不理日本人，不去集合．．．日本人還不錯啊！他會讓我們到卓社去唸書，那個時候差不多五、六歲的時候， 日本人會要我的爸爸給小孩到卓社去唸書，那個時候很高興，因為有書可以唸。
就現武界部落的居民來說，老一輩的族人對日本人仍懷感恩之情，往往在言談之間對日本人有不拾的念頭。應該可以說是這個部落居民的歷史記憶中，日本人與他們的互動過程裡，並沒有任何較激烈的衝突，讓記憶在現在的時空背景下，成為值得回憶的部份記憶。
二、研究文獻內容摘要
　　對於武界部落的研究，至今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主要直接的研究為芹田騎郎的<<由加利樹林裡 >>、碩士論文有黃正璋 、黃曉慧 、研究研論有則有王政文 於「疆界、將屆」論文發表會中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以下筆者就以以上四篇著作做摘要性的回顧。
　　芹田騎郎先生的著作，主要以主題式的方式，將他在武界這塊土地上的感情，用文字表達出來，其間不少他的主觀價值判斷。而他這本著作的重要價值，在於表現了當時，在1945年終戰前，武界部落居民的生活，他們如何面對現代化的衝擊？如何面對不同政權輪替時，他們內心世界的轉變。在他的著作中，清楚的展現了幾個清楚的圖像。武界社布農人的男女比例相差懸殊，而且部落居民的性生活雜亂而無序，但他也提到性生活的泛濫是導因於電力公司員工的進駐，部落女性的價值認定，以為外來者會有較佳的物質生活，貨幣價值在部落族人的眼中，開始成為了生活水準的依據。再者，部落衛生條件極差，族人與動物在一起生活，並不將人與動物區分的十分清楚。部落族人的飲食文化對他而言，並不是很能接受。三，所有權的公有機制。他提到部落族人很清楚區分出公有與私有的不同，例如野生的柚子每個人都可以採，而問其他的族人為何那麼多人去採同一棵柚子樹，為何主人不會生氣？而部落族人都以異樣的態度來面對這個問題，我想他提到武界那棵「永遠不會變黃的橘子」，是部落公有機制所影響而有的現象吧！。四，部落族的對「新族人」的定義，在刈首的儀式中，布農人將獵首而來的首級當作其新族人；相對的部落族人對適應外來不同的人，則也以新族人稱之，甚至以神話傳說 作為依據，將芹田騎郎先生當作他們的新族人。
　　芹田騎郎這本著作，比較著墨於武界部落於1945年當時的生活狀況，他們的生活作習與風俗，我們看到了武界布農人如何在文化接觸的當下，適應不同的人群與統治力量。
王政文發表的“創造的「歷史與文化」：論布農族武界部落的歷史發展與建構”一文，以「創造」的觀點，來看待在武界布農人在接觸現代生活的變遷現象。作者由「武界」地名的由來 ，作為他論證「創造」的觀點，作者最後又指出地名由來的第二個說，即「武界界線說」，進一步支持他認為由統治者所給予的「宰制性」與「創造性」地名與歷史認同。他引用Said東西二分的觀點，對於西方想像、建構、宰制東方的論點，隱含了統治者在文化化接觸時的宰制，但被武界布農人當成了歷史與文化的創造。作者也將東西二分的宰制觀點縮小到漢人與武界布農人二分的相互關係之上，由二個不同的歷史觀與生活模式，探討武界布農族人在知識權力與部落對歷史的主體觀念，兩者形成相互建構的互構關係。作者以九二一大地震後部落提倡文化復振的議題，再次強調歷史與文化的創造觀點，與現代化伴隨而來的權力關係形成了現在武界部落的歷史與文化觀，即部落居民不清楚他們在「建構」或「創造」其歷史與文化。
上文的主要論點，在於武界部落的面臨文化接觸的同時，充份運用了變遷帶來的力量，讓這股力量能在不破壞其社會生活的前提之下，部落族人如何透由殖民力量、政府資源與部落菁英，形成其所謂「創造性」的歷史與文化。
　　黃正璋的碩士論文，其強調所謂「布農文化本心」，其目的旨在接續黃應貴先生以東埔社為主，討論布農人的論點，企圖對黃應貴所討論的布農族相互矛盾又相互共存的現象提出看法，以交雜的動態平衡來進一步的說明，這種交雜的力量來自於武界布農族人的文化本心，其為持文化本質論的觀點。黃正璋在其論文中，重覆提及又共存而又矛盾的關係。他強調共同生活實踐中的極度內聚力，根植於在一個共同的價值上，而他認為這種內聚力所帶來的是一個社會之所以運作而形成社會常態，仍是因為這種關係連結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禁錮關係」。

　　黃曉慧的碩士論文，主要以武界布農族人，在面對新的文化接觸時，部落所展現的主體展現。她提到：
武界人不會因為外界世界入入部落生活，而停滯思考原本的文化任其倒退，而是會基於個人性與外界互動不斷的暫時性結論，不斷地主觀的建構他們的生活文化，表面上建構與辯證是為了尋求一種內外生活的平，實質上是以動態的過程將武界人自身，整合在生活世界中，無窮盡的追求平衡下的動態過程。（頁148）
動態平衡的概念，與黃正璋所持觀點相同，不同的是黃正璋較持「文化本質論」 的觀點，認為一個文化背後有一個屬於其本身存有的一種文化本質，即他提到的「布農文化本心」。而黃曉慧則強調「布農三味」，即「母語」、「傳統食物」與「巫世界」，在現代的武界部落生活中展現著「再造創」的象徵物。她強調這三象徵物並非原始的布農族生活象徵，而是經過武界人「再創造」的現代「布農味」生活的象徵物。（頁149）。基本上作者提到她的論文以比較「後現代」與「後結構」的觀點來看武界，不僅如此，更是要「解構外界」如何看待武界部落的觀點，故作者提到外界的眼光認為武界很有布農味，但她又提到「再創造」的現代武界布農味，再創造的動力來源，來看於現代化的前向變遷與傳統文化生活元素的後向持續，兩者之間動態的辯證關係。（頁149）其強調建構的傳統與文化認同，以客觀建構主義的論點，來對武界布農人的建構現象來作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