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中國

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我偷渡到香港。在那兒換過幾十個住處，都是我不認得的陌生人家，但沒一個把我出賣。之後，我到了美國。從王老四又變成張伯笠，人生發生劇大的變化。第一個星期，我到美國國會作證；布希總統接見我、稱讚我是世上最勇敢的人；然後又到聯合國大會發言；不論是在美國還是法國，成天有記者採訪我。我整個人都飄了起來，發現世界有這麼多好東西，我住在五星級的大飯店，望著華麗的泳池，和自己的小木屋相比，第一次瞭解什麼叫天壤之別。

美國政府給我最好的條件，讓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一邊學英文。校長說只要我英文考過550分，就可以無條件進普大，選任何專業、給我全額獎學金。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啊，我知道這是神的恩典，我也感謝祂。然而，每回我禱告，我總不敢面對自己在雪地所承諾的：要為神所用。這樣的閃避，使我和神的親密關係有了隔閡。漸漸地，我連教會都不愛去了。

第二年秋天，我到日內瓦參加大會，暈倒在會場。回到美國，住進普林斯頓醫院，經過一星期的診察，醫生宣判我得了末期肝癌。

這是我人生第二次面對死亡。

開始化療後，我的頭髮脫落、我的臉變形。我不敢照鏡子、拍相片。美麗、健康、學問和聰明，都不能叫人得救，這些都會如飛而去。我不斷地向神禱告，我知道我得罪神了。

起先，我還和神辯解。主，你豈不知道讀普林斯頓大學，是我從小的夢想嗎？主，你得讓我安頓下來，我才好服事你啊？我和主不斷摔跤，最後，我屈服了。我知道神在意的就是我服事祂，履行我對祂的諾言。然而，我也知道多少基督徒生病，也死了，神並不醫治一切疾病。這時我趕緊給教會打電話，請牧師來為我施洗。教會弟兄姐妹就在病床前帶我作了決志禱告。

那天，我給媽媽打了電話。醫院特別恩待我，隨便我打多長都沒關係。

這是兩年來，第一次和媽媽講話。我和媽媽說，我信了主，請求她一定要信主，將來才能見面。媽媽聽不懂，因為她不知道我病了，快死。我一急，就哭了。媽媽連忙叫我別哭，說她一定會信，會看我寄給她的聖經。

那天我在森林裡走，不斷地流淚，我作了這樣的禱告：

「天父，這是你的恩典，我多麼感謝你。讓我向媽媽傳福音，領她歸主。求主保守我的家人每天和你親近，帶領還沒有信的家人，讓他們都能打開自己的心，歸向你。也請你帶領我前面的道路。」

後來，有朋友至大陸，帶了我的見證錄音帶給媽媽。媽才知道我受了多少苦，一九九五年，母親信主受洗。如今，我的女兒也信了主。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喜樂。

出死入生重新出發

有一天，我在醫院接到一通台灣打來的電話，台大學生會的一位同學對我說：

「張伯笠，我們知道你快死了。想請你回國來醫病，也看一看台灣的民主化。你一生追求民主，要死也死在自己的祖國嘛。」

在台灣退輔會許歷農將軍協助下，我住進榮總。醫生為我預備「六四」病房，給我最好的待遇。第三天，有位馮滬祥教授帶了蔣緯國將軍來看我，蔣先生一見我就哭。他說看見我，就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他從身上拿出一片黑紗，他說是六四那天太太給他縫的，沒有一天不戴在身上。他告訴我他從沒忘記六四天安門的孩子，只有等到六四沉冤得雪，他才會拿下來。他知道我病得很重，囑咐我要祈求上帝保守我。第七天，醫生、主任和院長都來到我的病房，對我進行宣判，要我別害怕，也別欣喜。他們說我根本不是肝癌，是腎臟病。

我欣喜若狂，我知道：神應允了我的禱告。

那天，我向神兌現我在雪地裡所作的禱告：我若活過今天，我要全部為主所用。但是，我求神給我兩年時間，為民運效力，否則我無法對得起六四死難的朋友。神真的照我所求為我成全。

在榮總兩個月後，治癒出院。接著兩年，我擔任了許多民運機構的職務。一九九六年底，我辭去在普林斯頓大學、為余英時教授作的研究工作。正式奉獻作傳道，由王永信牧師主持奉獻禮。我一邊上神學，同時加入趙天恩牧師的中國福音會，專門向大陸傳福音。

我時常想念救我的姐姐，有一天再見面，我要和她分享這一切奇異恩典。告訴她神怎樣使用她，不只帶領我成為基督徒，更成了傳道人。像保羅勸勉提摩太，我也當「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我的職分。」到我離世的時候，但願我也能如保羅說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