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二十年，我的學術興趣轉往語言學，包括語辭的考古、語法的運用、語意的分析，最後到論述的形成，以及語言中的偏見和語言控制等都是我的關切範圍。
 
我發現到，古漢語言裡，實在隱藏了太多問題，例如凡夫俗子亂搞性關係，就被說成是「奸夫淫婦」和「下流」，但如果士夫夫官僚亂搞，就會被說成是「風流」和「紅粉知己」，漢語說貪污，全被冠上「孝敬」、「人情」、「互相關照」等帽子，當貪污被說得很合乎社會現狀，難怪自古以來，中國官場的貪污才會泛濫。再例如：漢人一向敵視人民，當人民聚眾表示不滿，就會被說成是「造反」，官僚的鎮壓好像就有了理由。
 
近年來，由於語言的社會控制更趨成熟，台灣已出現了許多倒果為因，顛倒是非的新語辭，在此先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內耗」。近年來台灣政府無能，政治及社會全亂糟糟，尤其是立法院本於監督的職責，當然要發聲，於是台灣保守的媒體和學者就發明了「內耗」這個名詞，配合了這個名詞，還有「藍綠惡鬥」這種說法。但這種說法其實都是很奸詐的混亂是非。
 
任何一個國家，權力都有大有小。權力最大的乃是行政體系和執政黨，它有龐大的官僚體系，又控制了巨大的預算，以前就有美國學者估計過，行政權如果有九十分，國會權只有十分，其他如媒體權，人民的抗議權等則少到幾近可以忽略的程度。
 
這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有能，單靠行政權就可以充份發揮，國會對它的約束是很小的。但近代許多政府無能，它自己做不出好事，遂形成了一種「卸責機制」，它將自己的無能推給國會的制衡和人民的反對。所謂的「藍綠惡鬥」及「內耗」就是典型的卸責語言。
 
它根本不是「惡鬥」，而是「良鬥」，但台灣的保守媒體本質上即不接受這種民主，它們只相信一呼百諾的行政專制，它們刻意要去醜化國會的制衡，於是倒因為果的將國會的「良鬥」講成是「惡鬥」，也將人民的不滿醜化為亂源。其實無論國會與人民的表現，它對行政體系的影響均極少，這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治理無能，行政權才是主因，其他權只是果。媒體應該去追究行政權的無能才是正確的態度。
 
這種情況在西方亦然。西方有些國家的政府無能，但保守派學者和媒體不去面對政府無能的問題，卻只說什麼「民主超載」的謬論，認為無能只是太民主所致。其實政府無能，才造成國會的喧譁和人民的不滿。不能把無能的責任推給國會及人民。
 
現在到了年底，媒體開始總結二○一三年的亂象，「藍綠惡鬥」及「內耗」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又開始大量出現。我只要一看到有人大談特談什麼「藍綠惡鬥」及「內耗」，心裡就非常失望，台灣這些保守的媒體更是腦袋漿糊。政府無能才是關鍵，其他的說法都只是托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