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兩國三方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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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把炮彈打出之后，問：炳南在華沙還要不要見他的美國同行呀
　　　／王炳南臨行前夕，收到周恩來一封親筆信／蔣介石已有吩咐：要多
　　　叫美國記者提問， 我有許多話要對美國講／10月1日，北京和台北同
　　　時有會／一整天，毛澤東足不出戶，不批公文，不接電話，不見客，
　　　在書房里踱步、靜坐、吸煙、喝茶／蔣介石拿到文稿，連讀數遍，說：
　　　這不是彭德怀寫的／一家遠在南洋的報紙，居然拿到了北京的保密柜
　　　鑰匙／毛澤東壓住《再》文不發，而重新改寫了一篇不大合乎參謀業
　　　務教程的國防部《命令》／老朋友的表現确實不夠好，而美國的表現
　　　又有點“太好”了／毛澤東個性，一旦話离了口，火箭也追不回／如
　　　此尊貴的客人在台活動三天，報刊上竟不見一張合影照／美駐台“大
　　　使館”丟失兩份絕密文件，披露出惊世內幕／毛澤東一生筆不离手，
　　　撰文無數，但很少對自己的文章發表議論，這次是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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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末的華沙， 陽光撫媚，風使人醉。王炳南大使興致勃勃攜若干同事驅車去郊游。華沙城外，有一片片翠綠的小樹林和織毯般平展絨茸的原野，讓人神清气爽，寵辱皆忘。眾人正坐在一起談笑、聚餐，机要秘書送來了外交部的一份特急電報，說北京有要事相商，請王大使火速返回。
　　大家紛紛猜測，什么事，如此緊急？
　　王炳南起身，笑道：各位繼續盡興，我先回去了，告辭告辭。他心里在想，這么緊急，只能与恢复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事情有關，大概党中央、毛主席又有什么新的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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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的中美外交接触始于日內瓦。
　　1954年4月26日， 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复印支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瑞士召開。新中國首次与蘇、美、英、法平起平坐，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站立在國際舞台的聚光燈下。盡管頑固偏執的美國代表堅持在公報上寫明，中國參加并不合有對其新政府外交承認的意思，但荒唐的小把戲反襯出來的恰是山姆大叔的無奈，他已不可能剝奪中國龍開口說話的權利，也不可能阻擋新中國巨人昂首登臨世界講壇的步伐。
　　日內瓦，強權与正義角力，真理同邪惡抗爭，一片唇槍舌劍，時時電閃雷鳴，中國人的慷慨陳詞与美國人的悖謬狡辯同台表演，周恩來的睿智豁達同杜勒斯的傲慢偏狹對比鮮明。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集中表現為中美之間的白熱化對抗，這种形同水火的斗爭甚至反映在一些小事上面，如：兩國代表團決不會從同一道門進出會場，從不在會議休息廳聚在一起喝咖啡、吃點心，內部都有不主動与對方握手的禁令，以至當某記者詢問美國副團長史密斯：“您和杜勒斯先生同周恩來有沒有什么接触？”史密斯用美國式的幽默答道：“如果有接触的話，唯一的接触就是我們在衛生間共用過一條手巾（這种手巾卷在滾筒上，要用時往下一扯，后來者也照辦）。”
　　然而，難以置信的是，堅冰下面仍有活水流淌，美國人冷酷的外表后面還隱藏著別樣的想法，這确是一般人始料不及的。
　　多年來，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進行交涉：美國的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平民尚關押在中國。對落難同胞素具同情心的美國公眾心理對政府形成了輿論高壓，認為這些在押人員的命運受到了美國政府僵硬的對華政策的擺布，他們將成為這种“像花崗岩一樣毫無彈性”的政策的犧牲品。面對干夫所指，艾森豪威爾甚至委屈地強噙老淚嗓音哽咽：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們能早日回到祖國來呀！他的內心，正在受到矛盾之火的燒烤煎熬：既想向中國討人，又不愿同中國接触；既想同中國作交易，又擔心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
　　中國也有一批專家、學者、留學生被無理羈扣在“最講人權”的國度里，周恩來說：像錢學森這樣的世界頂尖人才，那是几万兩黃金也抵不上的寶貴財富呀。中國又何嘗不想使自己的儿女骨肉早獲自由，讓自己的“財富”物歸原主呢？
　　日內瓦的一次冷餐晚宴上，觥杯舉碰間，英國駐北京代辦漢弗萊·杜維廉神秘兮兮地向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傳遞了一個口信：杜勒斯确實相當激烈地反對你們，但他實際上又很有興趣探索同你們緩和緊張關系及使在押人員獲釋的可能途徑，如果你們同意，我本人愿意接受美國方面的委托，充當美國的代言人与你們進行商談。
　　獲此消息，机敏犀銳的周恩來連夜召集中國代表團研討對策。周恩來的決心果斷而明确：中美作為兩個世界大國總不能老死不相往來，遲早要進行接触的。我們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触，接触對我們有利。我們可以抓住美國急于希望在華的被押人員獲釋這件事，打開与美接触的渠道。但應告訴美國人，要么面談，要么免談，好在中美雙方都有代表團在日內瓦開會，有關兩國的任何問題均可以由兩個代表團進行直接溝通，完全沒有必要請英國代辦作中間人來迂回進行。
　　翌日，中國代表團發言人接發球搶攻，采取主動，向新聞界發表關于美國無理扣押中國僑民的談話，而后表示，中國愿就被押人員問題与美國舉行直接談判。
　　中方的要求應乎邏輯，合于情理。三日之內，美方沒有答复，顯然在審慎研判周恩來的條件之中有否預設的陷阱。三日之后，實用主義的美國人傳來消息，同意兩國代表舉行直接會談。
　　如此，日內瓦，歷時51天的馬拉松扯皮、爭吵，終因了美國代表團缺乏誠意，朝鮮問題沒能修成半點正果。也因了中國代表的靈活周旋，印支問題透露出一絲朦朧的曙色。但誰也不曾料到，日內瓦的副產品，竟是意外地在中美之間的巨大鴻溝之上架設了一座雙方官員接触晤談的橋梁。
　　歷史學家說：論及會議兩大主角中國与美國的得分孰多孰少，很難定評，但有一點則可以肯定：不管中美如何憎厭對方，若要解決雙方的利害分歧，避免矛盾激化為沖突，中國當然要揪住美國講理，美國也不能不与中國對話。日內瓦，總算為雙方体面地坐在同一張談判桌旁打嘴仗開了一個頭，并使兩個冤家利益均等地獲得了一個不期而遇的收獲。
　　“橋梁”既設，就連杜勒斯這樣的反華強硬派人物也不愿意再關死大門了，這畢竟是同他們故意不予承認又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一個大國保持直通聯系的唯一方式。中國也愿意留著一條門縫，以便于更好地觀察美國，与之斗爭，并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開啟一條表達意見的管道。不同的目的包容著共同的需要，日內瓦會議甫結束，雙方議定：此地風光無限，咱沏壺茶接著聊啊。鑒于代表團會談的方式不便延襲，啟用一個新名義就是了：中美大使級會談。
　　中美大使級會談無疑是國際外交史上最沉悶最冗長最不富成果的談判之一，在長達15年的歲月里， 雙方談了136次，除了在釋放被關押人員遣返僑民和留學生方面達成協議外，其它方面則一事無成。如若調閱堆積如山的會談記錄卷宗便會發現，每一次會談大体上都是上一次會談的翻版，雙方先各自表述一下自己的基本立場，然后批評指責對方一番，然后在絕不會同意對方觀點、條件的前提之下討論一下共同關心的議題，然后宣布回去再研究研究，然后拜拜、散會。會談鮮有的戲劇性情節是美方時時會人為地制造一些危机出來，使人于千篇一律的困倦乏味之中猛然惊覺，更加深刻地体味到脆弱的中美關系是怎樣的不堪折騰。
　　1957年12月12日，雙方舉行第73次會談。結束時，美國駐波蘭大使約翰遜彬彬有禮地宣布，他將撤出會談，因為他即將調任美國駐泰國大使，他已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馬丁參贊來接替他的工作。
　　看得出來，這是杜勒斯玩的一個新花樣，他把參加談判的大使換成參贊，既使會談降了格，又使中美處于不對等狀態。有理由深思一下，此舉是不是杜勒斯企圖從華沙抽身，徹底中止會談的借口？
　　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當即表示：中美進行的是大使級會談，而馬丁先生是一個參贊，不是大使，因此，美方單方面更換會談人選是中方所不能同意接受的。王炳南同樣彬彬有禮地向約翰遜直言：大使先生，你這樣做是很不嚴肅的。
　　約翰遜表情尷尬地攤開雙手，聳一聳肩，表示他是奉命行事，無能為力。
　　中美大使級會談不得不就此畫上一個休止符。
　　1958年6月30日， 失去等待耐性的中國外交部發表強硬聲明，要求美國政府自即日起15天內派出大使級代表，否則，中國政府就不能不認為美國已經決心破裂中美大使級會談。
　　7月14日， 即中國所提限期的最后一天，美國官員終于露面聲言；美國將在15天限期屆滿后的若干天后才能指派新的大使級代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即表示：美國要點面子，可以理解，只要美國對恢复會談有誠意，推遲几天也無不可。
　　這一邊外交領域還在扯皮爭面子，那一邊，台灣海峽的炮聲已經隆隆響起。
　　毛澤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的炮彈打出去之后，方從容不迫詢問周恩來，詢問他的同事們：說說看，炳南在華沙還要不要見他的美國同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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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南簡單收拾了一下，匆匆赶到莫斯科，換机，朝發夕至，飛返北京。
　　先不回家，驅車直奔外交部，問究竟有何要緊事，如此催命？副部長章漢夫告之：此次炮擊金門，中央始終是把美國作為主要對手來加以對待的。主席在對美斗爭問題上考慮了很久，現在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周總理要你回來一起參加討論。
　　參加討論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在京政治局委員。兩天后，王炳南奉召步入中南海頤年堂，看到中國最高領袖人物已咸集畢至，在那里恭候多時了，明白事情和責任的重大。
　　毛澤東道簡短開場白，他說：
　　我們在金門這一打，打出個美國想談了，他敞開了這張門了。看樣子，他現在不談，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緊張，他不曉得我們要怎樣干。那好，就談吧，跟美國的事就大局說，還是談判解決。又說：如果不是美國佬到處亂伸手，我們這個星球本來平安無事，哪里來的什么“台灣問題”。解鈴還須系鈴人，只要美國一天不把台灣這個包袱從背上卸下來， 他就一天不要想從中國脫身，6億中國人民總要揪住他講講道理的。今天，我們把派出去講道理的總代表請回來了，炳南同志，你先說，這里你最有發言權了。
　　王炳南開始匯報前一階段中美大使級會談情況。
　　毛澤東听得專注，不提問。只是當王炳南談到，真理在中國一方，我們對美國無所懼、無所求時，毛澤東方打斷插話：美國人要把台灣拿去，我們要把台灣收回，怎么是無求于美國呢？
　　王炳南：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是我們的地方，美國無權霸占，他本該交還我們，而不是我們去乞求他。答問迅速，連個嗑巴也未打。
　　毛澤東大笑：總代表果然是舌戰群儒過的，伶牙利齒，了得了得。對美國人的耍賴無理，要有充分的預案，有備才能無患嘛。
　　根据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商定，由外交部起草一個關于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新方案來。
　　散場時，毛澤東握著王炳南的手高興地說：你講得很好，有朝气，躍進了！
　　王炳南心頭一熱。他很清楚，這不僅僅是領袖對自己個人的褒獎，而且說明，毛澤東已接受了自己的觀點，或自己的觀點幫助毛澤東下定了決心：炮擊金門，是對美的一記重拳。即將宣布的12海里領海權，是對美的又一記重拳。兩拳打出，應該稍稍控制一下出擊的節奏，我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級會談，可向全世界昭示我方善意，爭取國際輿論，并給美一個明确信號，我并不希望在台海地區与美發生直接沖突，同時，在歐洲重開“第二戰場”，將武戲文唱一道，亦是与美繼續斗爭的另一种手段。當面說理，有利無弊；我真理在握，無求于美，因此，主動權始終操之于我，無論談出何樣結果，我均可泰然處之。符合中方利益的，接受，不符合中方利益的，拒絕，就是美再玩花樣，使會談破裂，也無妨，只能讓美國的嘴臉再次暴露于天下，實際于我并無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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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數日，王炳南不曾想到的是，他第二次奉召進入中南海。此番，是毛澤東單獨接見，面授机宜，著重指出在會談中應該注意的事項。
　　毛澤東開門見山：炳南同志，上一回你說的多，我說的少。想了兩天，有些意見還是要發表出來，供你參考。
　　毛澤東提示的要點多在与美接触時的策略方法上面。他說：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你要多用一种勸說的方法，譬如說，你們美國是一個大國，我們中國也不小，你們何必為了僅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灣島嶼与六億人民為敵呢？你們現在的作法究竟對美國有什么好處呢？你在會談中要多用腦子，謙虛謹慎，說話時不要對美國人使用像板門店談判那樣過分刺激的語言，不要傷害美國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都是偉大的民族，應該和好……
　　言者諄諄。
　　聞者諾諾。
　　若干年后，王炳南回憶：毛主席的一篇教誨，反映了他對美外交一以貫之的思想，那就是同美國斗爭，不等于一見面就要攻擊、罵娘、吵架，還要講求方法，學會依理做工作，爭取美國的民意民心。在同美國尖銳對立的時代，這樣的看法是非常理智的。沒有這樣一個高瞻遠矚的外交工作大思路，就很難有七十年代的尼克松訪華和中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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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6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重申中國解放固有領土台灣的決心，警告美國若要挑起戰爭，應對其后果負全部責任；同時也表示，為了再一次進行維護和平的努力，中國政府准備恢复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
　　當天，美國政府發言人表示歡迎周總理的建議，美國大使級代表准備“隨時”同中方代表舉行會談。
　　香港傳媒評述：“美國同意恢复雙邊大使級會商，是預料中事。然美國如此迅速作出反應，贊同中方建議，又實屬罕見。給人以美國早在期盼、等待、更加急切的印象。”
　　台海風微浪小，中美擺譜罷談；台海狂風巨浪，雙方愈是要談。這恰是1958年中美外交關系的一個特點。似乎可以證明，只有當外部環境形成危机性的壓力時，中美間才會產生出相互接近接触的內在動力。當然這种內力還遠非發自改善關系的愿望，而是源于各自利益和共同利害的需要。
　　　　　　　　　　　　　　　　　 2
　　9月10日，王炳南离京。
　　當日沒有飛蘇聯的班机，周恩來連夜打電話親自聯系安排，調來一架專机送王炳南到伊爾庫次克，然后換乘蘇聯飛机赴華沙。
　　臨行前夕，收到周恩來的一封親筆信：
　　　　炳南同志：
　　　　現將發言要點（草稿）打送給你。在第一次會談中，如果美方急于要
　　表示自己的意見，可讓他先說，照杜勒斯今天見記者的談話，這种可能是
　　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
　　方案，而將其過分荒謬之點予以評論，其他則保留下次會議再予以全面回
　　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見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見，我方亦可使用這一
　　發言要點，并將預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會談為純技術性事務作安排，雙方只作一般接触，則發言要
　　點第一段稍加發展，可作你在第一次會談時的底稿。
　　　　如何，請酌辦。
　　　　　　　　　　　　　　　　　　　　　　　　　周恩來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怀揣錦囊，踏上征程的王炳南感到心中愈加堅實有底。
　　王炳南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但實際上，早在三十年代，他的外交生涯便開始了。中國共產党与美國的交往，并非始自它成為新中國的執政党后，而是于抗日戰爭時期就有所接触。
　　1938年，為了适應宣傳党的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南方局外事組，王炳南任組長。在重慶，小組的工作任務是爭取國際援助，重點對象為美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要求，王炳南小組廣泛聯絡，深交朋友，工作活躍而富有成效，与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參贊范宣德交往頻繁，同戴維斯、謝偉思兄弟等美國使館一批年輕的外交官，結為好友，并同富有正義感、誠實直言的美國遠東戰區總司令史迪威將軍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友好的關系。王炳南的得意之筆是，外事組經過艱辛努力，終于實現了打破國民党封鎖、組織美國新聞記者訪問延安，實現了以包瑞德上校率領的美軍觀察組長駐延安。他們向世界大量報道了受到人民擁護、積极抗日的中國共產党的情況，向美國政府正确報告了中國局勢，反映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和消极抗日。气得蔣介石大發雷霆，臭罵國民党龐大的宣傳机构竟遠不如共產党的一個小組。他怒气沖沖寫了個條子給國民党宣傳部，說爾等既無天才，又不學習，以致在宣傳上處處落后于共產党，奈何，奈何！有方可醫否？
　　抗戰結束，為防止國共兩党發生內戰，促成中國成立聯合政府，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使華。王炳南作為周恩來的主要助手之一，直接參与了國、共、美三方談判，同馬歇爾將軍來往頻繁，常向他轉達周恩來的意見和信件，并同美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多有接触。在這段寶貴的經歷中，王炳南更真切地了解了美國人的思維、作風和處事方式，學到了同美國政界高層人士談判打交道的方法技巧。
　　長期效命周恩來帳下，鞍前馬后地奔走工作，王炳南鍛煉摔打得深謀沉穩，行事果敢，判斷敏捷，隨机善辯，圓滿完成了多項重大任務，成為党內公認的外交干才之一，深得周恩來的賞識与信任。
　　賀龍元帥告訴他：中央最先挑選与美談判人選時，不光你一個，但考慮到你在党內有從事十多年外事工作的經歷，大量接触過各种不同類型的美國人，比較熟悉他們，因此周總理力荐你擔任對美談判代表，認為你是最佳人選。
　　万里關山，千鈞重擔；唇舌交兵，寰宇風雷。王炳南想到自己是代表新中國、代表6億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去和美國談判， 這個霸道的大國不愿承認我們，卻又不得不正視我們，找我們來對話，內心便升騰起一种無比的自豪感，信心百倍地去迎接這一場特殊的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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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重新指派的談判代表為美駐波蘭大使雅各布·比姆。
　　雙方代表同駐華沙，會談地點便自然而然從日內瓦轉至華沙。大家免去了奔波勞頓之苦，還節省了不少時間。
　　其實，會談地點原本就可以設在華沙的。因倔老漢杜勒斯固執地堅持雙方代表只能在中立國見面而作罷。此次會談地點的變更，可視為美國的一次小小的讓步。此刻，成群成批的炮彈正在台灣海峽猛烈爆炸，美國的一只足尖，已經触到了危机漩渦的邊沿，情況緊急，為了避免倉促間失足落水，它需要盡快摸清中國的真實意圖，會談地點，便馬虎一點了，遷就了中方的方便。
　　但，在确定會談的具体場所時，美國仍然錙銖必較，堅守著理念上它自設的虛幻防線，寸土不讓。
　　王炳南剛到華沙，比姆便打來電話。禮貌性地問候之后，比姆直白地表達了自己的急切心情：密斯特王，你旅途辛苦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我很想知道何時才能同你見面呢？
　　王炳南聰明地接過話題：比姆先生，祝你也有一個安靜滿意的睡眠，明天或者后天，我愿意在中國大使館恭候你。
　　比姆立即語塞，他顯然對會談的程式細節和東方的精明智慧缺乏心理准備，以至語言的組織發生障礙，他囁嚅道：密斯特王，有關事項，請容再議，請容再議。
　　王炳南笑笑、挂机。他知道，自己出了一道“高難几何”題，比姆答不出，需請示杜勒斯。
　　過一會儿，比姆又來電話：閣下，很抱歉，我不能到中國使館去，你一定可以理解的。我建議，會談能否在瑞士駐華沙使館舉行？因為，日內瓦的經驗表明，瑞士是一個熱情好客對我們雙方也比較方便合适的國家。
　　杜勒斯果然老奸巨猾步步設防。他所以反對比姆到中國使館來會談，仍然是為了避免對外造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某种形式的承認。
　　王炳南靈机一動，再出一個小小的難題，考考比姆，試試對手：比姆先生，貴我兩國間事，卻跑到人家的使館去談，你不覺得多此一舉很累人嗎？我建議我們可以采取對等的方法，輪流在貴我兩國的大使館會談，大家体面方便，何樂不為？
　　杜勒斯顯然已有交待，比姆此番大概是有備而來，他說：No，No，大使先生，我堅持認為在目前我們尚未建立邦交的情況下，你我在瑞士使館見面是非常合适的。
　　外交斗爭就是如此，有些事涉及原則立場國格主權，必須堅守陣地一步不退。有些事又不能太過較真缺乏靈活，以致影響大局和根本利益。此次會址設于何處，屬枝蔓問題，中方并不十分在意，不必与美方糾纏。但，當然，中方也不可听任美方安排擺布。王炳南說：大使先生，你我現在已在第三國的土地上，要想見面，何愁場所，實無必要再到第四國的領地去了，我建議，可請波蘭外交部提供會談會場。
　　比姆亦知趣，思忖片刻，說聲Yes，點頭允諾。
　　會場問題雖獲解決，但一番周折業已顯示，即將重開的會談決不會輕松，依然云山霧嶂，關隘重重，突破無期，善果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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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下午3時，金廈雙方炮兵繼續狂轟濫射，万里之遙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正式開場。
　　華沙市內梅希里維茨基宮， 4張大桌子排成一個長方形，波蘭外交部禮賓司長請中美代表團進入會場，雙方人員分兩邊相向而坐，王炳南大使与比姆大使互相點頭致意，都在用一种審慎研究觀察的目光打量著自己的新對手。气氛禮貌而冰涼。
　　四十多歲的比姆也是一位經驗丰富的美國職業外交家，沉著、冷靜、頭腦清晰。和他的前任約翰遜比起來，他顯得稍稍呆板，缺乏幽默感，通常臉上沒有笑容，講話講到激動之處，甚至有些結巴。但他具有學者的風度，文質彬彬，從不使用惡語攻擊，像個教授。比姆此時仍是個快樂的單身漢，他直到五十多歲才喜結良緣，据說夫人能干、活躍、善于社交。比姆的好友都說，晚宴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有他的夫人在場便彌補了比姆的不足。華沙會談之前，比姆有過和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談判的經歷，號稱与共產党人打交道的專家。雖然他不擅辭令，不是那种巧舌靈齒的外交家，但也決不是王炳南可以輕視的對手。
　　王炳南請比姆先發言。
　　比姆開始用刻板的聲調朗讀他事先准備好了的厚厚的講稿。他說：美國要求中國方面停止對金門、馬祖几個島嶼的炮擊，要求台灣海峽地區立即實現停火；美國承認，中美長期以來對台灣及附近島嶼存在著嚴重爭議，美國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這個階段放棄自己的意見，美國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對方視為戰爭挑釁的行動，否則，軍事行動將可能擴大，而美國決不能容忍和坐視与它有“共同防御條約”的盟友的領土被武力奪取；因此，中美當前的共同任務應為立即著手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
　　言畢。比姆用一個瀟洒的動作把講稿輕輕拋向桌面，非常自信地向王炳南點點頭，那意思是在說：OK，該你了！他已完成了杜勒斯交待的任務，不露聲色地把美國置于台灣的當然合法的占領者的地位，并把台灣海峽局勢緊張的責任全部推到了中國方面。
　　1995年，俄羅斯著名國際問題評論家費加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像超凡的西部英雄那樣在世界各處打抱不平行俠仗義，它絮絮不休振振有辭地重申自己的行為動因，宣稱它所作的一切都是在替天行道。說實在的，美國并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國家，問題在于，他總是在首先違規之后再要求大家來共同遵守某個規則，于是，我們便看到了把大兵派往全球而同時高唱‘和平’的美國……在諸如國際和區域安全問題上，美國有九十九條道理講給我們听。而我們只有一條道理告訴美國：如果貴國安分于你們視為天堂的北美洲，我們的星球很可能會更安全更和睦更美好的。”
　　對世界警察美國的鞭撻揭露真可謂入木三分！
　　王炳南發言。不用講稿，語調平靜。他說：中國政府在自己的領土上采取軍事行動，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問題；在金、馬問題上，美國無權代表台灣當局講話，也無權提出停火的建議；消除台灣海峽地區緊張局勢的關鍵，在于美國軍隊撤出這個地區。
　　話不投机半句多。華沙會談首場戲了無新意。雙方達成的唯一協議是：三天之后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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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之后，9月18日，老地方，原班子。
　　仍是比姆先發言。一上來，他便聳人听聞地宣布：我有一個新的建議。然后，他很有些激動地闡述道：中方除非進行單獨和集体的自衛，否則應放棄對金門和馬祖使用武力与施行武力威脅。苦果，美方將設法使金門和馬祖不被使用于對大陸或其它沿海島嶼進行攻擊或挑釁行動。
　　原來如此。比姆的“新意”新就新在字面上雖不提“停火”了，但實質上講的還是“停火”，并且，是要在中國大陸和金門、馬祖之間，划一條永久停火線。此線既成，中國領土大概亦將被永久割裂矣。
　　王炳南微笑著告訴自己的談判對手：大使閣下，你剛才的講話使我想起了中國的一個成語，新瓶裝舊酒。你不能企望僅僅更換一個標簽，中國就把那杯苦酒喝到肚里去的。
　　比姆的臉拉得很長，脹得通紅，嘴角在不規則地抽動，但他仍然不失外交家應有的風度：王大使，能否告訴我什么樣的酒你才會把它喝下去？
　　王炳南說：我還是希望通過你我的努力，找到一种我們可以共同品嘗的好酒。我建議，我們是否可以就下列几點深入討論，并達成正式協議：
　　　　1.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台灣和澎湖列島是中國的領土，金門、
　　馬祖等沿海島嶼是中國大陸的內海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采取一
　　切适當的方法，在适當的時候，解放中國的這些領土，這是中國的內政，
　　不容許外國干涉。
　　　　2.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保證從台灣、澎湖列島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
　　武裝力量。
　　　　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直接威脅廈門、福州兩海口的，為國民
　　党軍隊所占据的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必須收复。如果國民党軍隊愿意
　　主動地從這些島嶼撤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不予追擊。
　　　　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在收复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以后，將
　　爭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灣和澎湖列島，并且在一定的時期內避免使用武力
　　實現台灣和澎湖列島的解放。
　　　　5.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一致認為，在台灣海峽公
　　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飛行的自由与安全，必須受到保證。
　　毛澤東、周恩來為王炳南悉心准備的這份“要點”，立場不變，然字里行間，确誠心誠意想探索出一條繞過險灘惡礁，順達彼岸的新的航路。其中，“和平解放”的提法最為新鮮醒目。通觀中國共產党解決台灣問題方針政策的演進發展，此一概念的存在期相當短暫，但卻非常重要，為“武力解放”轉換到“和平統一”間必不可少的中間鏈條和過渡式，表明早在五十年代，一個全新的統一中國大思路已在中共領袖們的頭腦中萌芽。關于蔣軍撤离金、馬不予追擊和美軍撤出台灣海峽暫不攻台的承諾，也都包含了真摯的善意、閃爍著智慧的光點，著實可供任何一位負責任的美國政治家、戰略家掩帘深思伏案長考。
　　比姆与左右助手交頭耳語几句，然后，用一句難得的幽默來稀釋表情的干澀：非常遺憾，王大使，美國的苦酒你無法下咽，而中國的烈性酒看來我也很難接受……
　　會談又陷僵局。
　　結果并沒有出乎意料。中國和美國雖然都在談論“和平”，但中國要的是台灣回歸祖國怀抱、兩岸逐步走向統一的“和平”。美國要的是讓中國永遠保持分裂狀態的“和平”。終极目標原本不同，行動起來豈能不南轅北轍。
　　最后，雙方繼續在唯一的問題上沒有分歧地達成了協議：三天后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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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會談几乎就是“原版”的复制品，每回，王炳南和比姆都是在互相提防和壓抑的气氛下，你談你的，我說我的，無興而來，不歡而散。中美會談像一塊推不動的巨石，毫無進展。
　　明知談不攏，何必白費唾沫耽誤功夫？國際談判桌上，憤起退場拍案罷談拂袖而去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然而，中美會談卻照舊一次次進行、一版版复制，瀝瀝拉拉拖泥帶水地一談就是15年，据說，這一奇特罕見反常古怪的歷史現象，引起了諸多現代歷史學家的興趣。
　　1979年，中國退休副外長王炳南飛越太平洋，首次訪問美國。20多年前轟動世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的三位對手約翰遜、比姆和卡伯特也已退休，在安享晚年中撰寫自己的回憶錄，他們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接待了王炳南。當王炳南同他們緊緊握手，微笑著互相審視對方的變化時，都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賓主觥籌交錯，往事栩栩，宛若昨日，誰曾想到，昔日談判桌上唇舌交鋒的對手，今日會像故友一樣在宴會桌上談笑風生。四位經歷了中美關系史上一場特殊的談判和斗爭，這一切在歷史的長河中雖已成過去，使人有“逝者如斯夫”之歎，但無論王炳南，還是美方的三位，以及整個美國外交界，都頗為一致地認為，中美能夠建交，跨入發展關系的新的歷史階段，同過去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及其所起的作用是分不開的。給一場勞而無功的馬拉松談判下一個“功莫大焉”的結論，其中丰富的內涵，确實值得史學家們去潛心研究一陣了。
　　王炳南生前回憶：中美大使級會談使中美兩個大國在互不承認的對立情況下，有了一個溝通和聯系的渠道。兩國互不承認，卻有會談關系；沒有外交關系，卻又派出大使進行長期會談；雙方還可以達成某种協議，創造了協議上你講你的、我講我的新寫法。從某种意義上說，大使級會談就是中美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兩國關系，甚至比有外交關系的國家在某些方面聯系得更多。因此，兩國雖然隔絕，卻是互相了解底細的，這就是中美大使級會談15年的意義所在。最終，我們在會談中一再重复的關于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政府的立場，得到美國政府的承認。盡管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是中美關系發展的障礙，盡管美國政府還在這個問題上枝節橫生，但歷史的潮流畢竟滾滾向前，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歷史證明，這是無可阻擋的。
　　美國史學家的多篇論著，基本上贊同王炳南的看法，當然，站在美國的角度，也有許多新鮮觀點補充，例如，普遍認為：中美不論談出了什么，而正在進行會談這件事情本身，對企圖不顧一切發動軍事冒險的蔣介石有一种制約作用，這种作用在1958年和1962年台灣海峽緊張危机時表現得尤為明顯。中美恢复和保持接触，台灣便不敢輕舉妄動，從而有效扼制了可能導致世界大戰發生的誘因。很多文章引用了美國第三任談判代表卡伯特對王炳南說過的話：“如果蔣介石想不負責任地行動（針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我們兩家（中美）就聯合起來制止他。”
　　据說，台灣一些情報高官在美國曾調閱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整個記錄卷宗，他們承認，中共代表始終是堅持了原則的。
　　我曾設身處地想，台灣看到了卡伯特的講話，了解了老美的內心想法后，又當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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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9日清晨， 東方的第一線曙色剛剛爬上窗台，蔣介石便和衣而起，來到陽台上，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气。他一向起居有矩，作息循時，唯今日破例，晨起得格外早。
　　今天的日程已經排定，他將召開一個規模很大約記者招待會。他喜歡在傳媒上曝光亮相，作記者們捕捉的焦點。但，采用記者招待會這种方式卻并不多用。可見，今天的事情很是重要，他有許多想法要講，并希望全世界都能夠听到。
　　侍從輕輕來到身后，手捧著綴有勳章的一級上將軍禮服佇立恭候。在台灣，他公開場合通常只著長袍馬褂、中山服和軍裝三种服飾，分別代表了相關活動所具有的普通、重要和重大三個層次。將接見新聞界的活動定性為“重大”，來台后，大概還是頭一次。
　　回到房間，更衣畢，他開始閱讀蔣經國為他准備的問答提示，并不時旁批筆錄一些今天必須要說的話。他在构思推敲這些話語時，心中不光有台灣海峽彼岸的老對手——毛澤東，還有太平洋彼岸的老盟友———艾森豪威爾。
　　今天這個記者招待會，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美國人而召開的。這些天，累積的對美國人的怨尤和惱怒已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他認為，要說索性就公開講，因為美國人已經講了許多對台灣不負責任的話，必須給以明确的答复。即使毛澤東躲在一旁看熱鬧也無妨。非此，怕很難引起華盛頓的震動和重視了。而如果華盛頓總是同他的想法擰著勁，那才是應了鷸蚌相爭的故事呢，只會促成毛澤東扮演那個垂手得利的老漁翁。
　　上午，台北“總統府”會議廳。他准時出現在百余中外記者面前。
　　人們看到，盡管他登場之前曾細心裝扮了一番：頭發梳理得很整齊，已經灰白的唇髭也經過精心修剪，卡嘰軍服一塵不染筆挺無褶，黑色領帶打得非常標准規范，一支鋼筆插在口袋上与各种金屬飾物一道反射光斑，但仍無法掩飾一個月來的戰爭風雨對他精神体力的熬煎。他的眼圈發黑，下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顯得腫脹，面部肌肉也因操勞過度呈現出松弛狀。
　　始終不變的是他那又高又尖的浙江口音，依然簡短有力，亢奮、激越，渲染著老人岩石一樣的意志永遠不會被任何外在壓力所摧垮、所征服。按照他的解釋，他所以很少因失敗和挫折而气餒，与他備受“古來忠烈”、“總理之大無畏精神”；“耶穌殉難精神”以及“慈母教誨”的激勵關系密切，今天，他要讓這里的人們繼續感受到信仰正气的力量，并通過他們讓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意志准備同一切相違背的東西作堅決的抗爭。
　　首先，他客气地對各位記者先生、女士不辭辛勞、不避艱險前來采訪金、馬戰況表示贊許致以慰問。然后，請大家自由提問。會議廳里，忽喇喇樹起百十條迫不及待的胳膊。他朝著主持人點點頭。主持人立刻心領神會，指指坐在前排的美國記者卡利。
　　他已有吩咐：要多叫美國記者提問，我有許多話要對美國講。
　　在回答卡利先生的提問前，他又鎮定自若地瞥一眼自己書就的為本次記者招待會确定的六字方針：忌尖刻，宜尖銳。
　　　　問：共党為何要在此時加強其對金門等島嶼的壓力，閣下覺得他們的
　　主要目的是外交的，還是地理的；是政治的，還是軍事的呢？
　　　　答：共党對金門馬祖諸島的武裝挑釁，不是孤立事件。赫魯曉夫一方
　　面以間接侵略的方式開辟中東戰場，另一方面，他交給共匪朱毛的任務，
　　就是開辟遠東戰場……他這次炮擊金門的目的，完全是在占領台灣，迫使
　　美國退出台灣海峽，使西太平洋成為共產帝國的內湖，藉以分化反侵略陣
　　線的團結，松懈反共陣營的斗志，便利其武力進攻，達成其軍事侵略的最
　　后目的……
　　開場白，他想先強調一下此次爭端美台利益的一致性，當然，只有將毛澤東的意圖擴而大之危言聳听，才能凸顯美台間那种唇亡齒寒般的共同利害關系。
　　美國看法是否与他一致？說老實話，他始終也沒能號准那些執掌白宮權柄的美國政治家們的脈。
　　此年度夏秋之交，是蔣介石在那個海島定居后心力最為交瘁的一段日子，權威性的證明是他偶爾偏高的血壓這些日子上去了就再也沒有下來。醫生勸慰他要注意休息，盡量松弛，他揶揄道：除非我耳朵出毛病，听不到毛匪炮彈的爆炸聲。
　　心緒起伏波動倒不在毛澤東炮彈的威力，而是毛澤東炮彈所炸出來的渾沌迷蒙若明若暗令他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世局。
　　最初10天，艾森豪威爾的葫蘆里不知裝的什么藥，廟堂泥胎般緘口。他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再三透過外交渠道敦促：請美國立即發表強硬聲明，宣布“共同防御條約”适用于金門、馬祖。非此，金、馬難保，台澎危殆，美國遠東防線將被共党撕開缺口。
　　9月4日，杜勒斯千呼万喚始出來，終于開口。話說得相當到位，特別是“我們已經認識到保護金門和馬祖已經同保衛台灣日益有關，美國已經作出軍事部署，以便一旦總統作出決定時持續采取及時又有效的行動。”這一句實在精彩，毛澤東縱然一世之雄，怕也不能不三思而后行吧。他心中一塊石頭落地，頓覺輕松許多，對身邊經國說：“杜勒斯乃當今一政治家。”但并不滿足，又吩咐道：“應繼續与白宮交涉，美國要有實際步驟。”
　　美國言行一致。9月8日，“海倫娜”率隊護航。一番“看誰先眨眼”的威懾心理較量中，顯然是毛澤東“怯陣”，未敢妄發一炮。手下將喜訊告他，他輕啜一口香茶，專注地瀏覽一遍戰報，說出“預料得到”四字，嘴角一絲冷笑溢出了內心關攏不住的寬慰和欣喜。這是整個炮戰中他心境最佳的時刻，他終于向著夢幻般的戰略构想邁出了關鍵性一步：讓美國軍事力量陷足于金門海域。唯其如此，他才能夠在毛澤東的大門口埋下一塊堅固的重返家園的踏腳石。
　　誰料，第二天，美國的態度又回到暖昧，他方明白，美國人一點不傻，真實意圖恰似一條滑泥鰍，是很難將它一把抓住的。
　　　　問：什么樣的行動才是中華民國政府所認為在對抗目前中共壓力方面
　　最适切的行動？
　　　　答：對于金門群島的防衛戰，中美雙方的目的是一致的。在戰術上，
　　我們須采取更積极的行動，對匪軍的攻勢予以有效的報复和制壓；在戰略
　　上，我們當堅持阻止共匪武裝侵略台的目的。
　　　　至于說一旦我們面臨到生死存亡關頭，是否將顧到美國的態度問題，
　　我可以告訴大家，我深信美國盟友，基于道義、責任、与其自身安全的种
　　种因素，必不會于我們生死存亡之際而忽然中道背棄。我想各位亦必同具
　　此感。再說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存亡絕續之交，恐已不可能以盟邦態
　　度之故，而尚容徘徊卻顧。自然我們在反共抗俄戰爭中，必力求多助，然
　　亦有始終獨立作戰之准備。
　　蔣在給美國戴上一頂高帽之后，開始警告和威脅美國。他并沒有使用抨擊之詞，但明眼人都听出了美台間已有裂隙的弦外之音。這是他在大開大闔大起大落政治風暴中搏斗了數十載，歷練出來的圓滑老到的政治手腕，在政治交易藝術方面，他亦堪稱當代中國的一位大腕。
　　是美國逼他這樣做的：
　　第二天，毛澤東出人意料竟又打炮，密如飛蝗，急如斜雨；“海倫娜”掉頭轉向溜之乎也，遠遠佇足，坐觀虎斗。此番場景，著實不曾“預料得到”。他手捧香茶， 不啜， 木木地倚在藤椅里，半晌，直到有人繼續向他稟報什么，嘴里才發出“嗯”“嗯”的響動。不久，台北軍界私下盛傳：此次老頭子遭受打擊實在太大。老頭子說了，海軍痛失“美樂”，与其說是毛共胡作非為，勿宁說是美國助紂為虐。美國人背信棄義，見死不救，徒熾匪焰，令人齒寒。
　　　　問：如果美國和中共華沙談判中達成了一种不能使中華民國滿意的妥
　　協，貴國政府將采取何种政策？在這個談判中，閣下認為可能獲得任何切
　　實可行、且能為三方面都愿意接受的結果嗎？
　　　　答：現在華沙進行的會談，只是美國与共匪兩方面的行為，而說不上
　　是三方面的關系，而且在根本上是我們不贊成的。不過，美國与共匪的談
　　判有助于阻止共匪黷武的侵略戰爭，我們也不加以反對。但是，如果共匪
　　不停止其射擊，不放棄其武裝侵略，一切便無從談起，則所謂各方面都愿
　　接受的結果，更是不可想象。
　　對華沙會談，蔣絲毫不想掩飾他不悅的心情。特別是，美國在決定這一重大問題時，壓根就沒有同他商量，他最早還是從美國的電訊稿中，獲此消息的。据說，那一刻，他一反外表上的嚴謹穩重，突然大怒起來，摔茶杯，捶桌子，尖聲地罵人，完全失去了領袖的理性，就像一個軍士長那樣瘋狂。
　　美國是個有著陰陽兩張面孔的國家，這一點，平素還不大看得出，愈到風云突變友朋遭難之時，愈看得清楚。9月4日，杜勒斯還信誓旦旦作出給他以全力支援确保金、馬無虞的許諾，隔一天，竟又草率、痛快甚至求之不得地同意与中共重開大使級會談。美國究竟哪一面是真面孔？當年，他對美國、中共大使在日內瓦聚首就至感不快，曾命駐美“大使”顧維鈞向白宮交涉：此舉与實際承認中共政權又有何异！而今天，共軍的炮彈正如冰雹般落在他的頭頂，美國竟還要与共党笑顏握手，甚至不惜跑到共党盟國波蘭的首都去“朝拜”，這又意味著什么？說輕一點，是美國反共立場的“軟化”，是“綏靖”；說重一點，是美國准備犧牲他的利益与中共作一筆交易，是“勾結”。雖然在公開場合，他對美共會談一向表現出大國領袖應有的坦然和對那件事的不屑一顧，而實際上，他對美共接触是相當相當在意的，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那种被兩個巨人夾在中間和晾在一邊的酸溜溜的惱怒、苦不堪言的恐懼是何樣滋味。現在，比姆与王炳南正在會晤，他已回天乏力，攔阻無術，所作唯有兩樣事，對美國人說：你們不能作出有損台灣利益的協議，否則，我一概不予承認，決不接受；對手下人則說：你們要密切注意華沙，大小情況，都要据實速報。
　　　　問：如華沙談判決裂，閣下將如何處理中共對金馬擴張戰爭之企圖？
　　閣下是否認為中華民國方面非對大陸共匪基地采取報复行動，即不能解決
　　此次金馬戰爭？
　　　　答：余對所謂華沙談判，從不寄以任何希望。一個多月來，匪軍炮擊
　　金門的動作，等于無的放矢，事實上是已經完全宣告失敗了。所以他決不
　　敢再進一步擴大戰爭，他只有重新玩弄其恐嚇、敲詐的故技，企圖利用國
　　際姑息主義与邪惡的會議，來束縛我們的雙手，忍受他蓄意的打擊……我
　　可以說今日金門戰爭， 我們已開始由被動轉為主動。 否則，如你要求他
　　“停火”，他就用“反對停火”來敲詐，你怕它擴大戰爭，他就用擴大戰
　　爭來勒索，所以畏戰与姑息，就是鼓勵他擴大戰爭。
　　　　我們在最后的生死關頭，自必行使我們的自衛權，對大陸匪軍基地實
　　施報复行動，這無論在保持我國家主權，保衛台海的安全以及挽救我軍民
　　自己的生命來說，都是責無旁貸的。不過，我們不到最后關頭，仍不愿出
　　此一著。如果到了這個時机，需要我們采取緊急行動，我相信盟邦必能繼
　　續以條約的精神，支持我們遏阻共匪侵略之目的，必不至中途后退。而我
　　們在緊急狀態中，亦不容為了考慮盟邦態度如何，而瞻顧徘徊。
　　在這里，蔣几乎是露骨地在向美國暗示了：如果繼續華沙的“國際姑息主義”“邪惡”的會談，我也可能不再受《共同防御條約》的束縛，而對大陸實施大規模“報复行動”。
　　雖然華沙并無大事，王炳南与比姆逢談必爭，回回吵架，但絲毫沒有減輕華沙給“總統”造成的心理負擔。他已經發現，自華沙的事情一開頭，實用主義的美國就從杜勒斯宣布的立場往回縮，證据俯拾即是：
　　——9月11日，艾森豪威爾發表廣播演說，雖說了“美國絕不會在炮火下退卻”，卻又向美國公眾道出真言：“我不會僅為金門而要求美國男儿作戰。”既不退，亦不戰，艾氏言詞閃爍。
　　——表現最為惡劣的要數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依了。他向艾森豪威爾力陳個人意見，竟說蔣某人之所以堅決不撤出金門、馬祖，絕對是想引發一場美國与中共的大戰，使國民党得以乘机反攻大陸，美國會必要保持頭腦清醒冷靜，切切不可為狡猾的蔣火中取栗。麥氏又呈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看法，“美國應該運用它對台灣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勸說蔣從金門、馬祖撤走他的大部分部隊，只留少數人做象征性的防守。”其實，美國軍方大可不必拐彎抹角了，他們所希望的，只是如何保存面子地把金、馬奉送給中共，“象征性防守”与“實質性失守”間究竟有甚差异！
　　——美國國會那班專門同總統、國務院唱反調以圖表現的議員們，話說得就更為离譜，參院外事委員會主席格倫鄭重其事地致函艾森豪威爾，述說“金門對保衛台灣或美國均非重要”，“美國軍事防衛金門將不會獲得美國人民之支持”。他要求艾森豪威爾在決定介入金馬戰事前先同國會商量。這“要求”常含有對總統明顯的不信任成分和非法定約束力。艾氏不敢怠慢，馬上回信澄清，除非他能判斷中共意圖乃奪了金、馬后續攻台、澎，否則絕不會動用美軍參戰，“您或任何其他美國人都不必擔心美國會單純為防衛金門与馬祖而軍事介入”。這個艾氏，几乎已經說出他的“讓人猜不透”的戰略的謎底了。
　　——美國傳媒也跑出來煽風點火。《紐約時報》于九月下旬公布的一份統計材料透露， 白宮和國務院收到的5万封公眾來信中，有80％明确反對美國為台灣而駐守金門等大陸沿海島嶼。表面上看，這是《紐約時報》借民意向總統、國務卿施壓，而實際上，大有白宮、國務院与報社同演雙簧的嫌疑，否則，對官方意圖無助的統計結果，恐也是難登美國報紙版面的。
　　——美國駐台協防司令斯穆特也跑來吞吞吐吐地向他建言：既然您不肯從金、馬撤退，而我們又不想貿然卷入金、馬戰事，可否由美軍接管台灣、澎湖的全部防務，而國軍則可在“無后慮之條件下，全力防衛金馬”？此著甚陰甚毒，如同意，等于讓蔣軍在前線挨炮轟，而美國在后邊搞甚名堂就很難講了；如不同意，又等于授人以柄，使美國有了充足的理由不管金馬的死活。斯穆特乃一謙謙君子，連他都認為華盛頓的這一建議“對台灣不啻是一重大打擊”，“難以啟口”，但他還是奉命向蔣介石如實轉達了。對這种趁火打劫式的“好意”，“總統”委實不敢恭維，他眉頭緊皺，面色難看，用不容商議的口吻回告：貴國既然如此看重台、澎安危，上上策莫如和我一道來守牢金、馬防線吧。
　　是到了該向美國人作大聲回答的時候了！
　　　　問：中華民國政府是否以金馬諸島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反攻大陸的主
　　要條件為何？
　　　　答：我們反攻大陸的基地，是在大陸之上，而大陸上整個民心的歸向，
　　就是我們反攻复國的主要條件。所以我們反攻的基礎，決不只在今日的金
　　馬。
　　　　至于金門是否可為我們反攻的基地的問題，那就要在我們的政策和戰
　　略上來研究了。我們今日堅守金馬，實是因為這些島嶼乃台海的屏障。而
　　不是以此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因為我們決不會從金門正面進入敵人布置了
　　九年的嚴密的陷井去作戰。須知金馬對岸，共匪集結的兵力大過我守軍三
　　倍以上，加上其工事密布，故認為我會從金馬正面直接反攻大陸，實為不
　　了解我們反攻的戰略形勢而作臆測而已。
　　　　至于金門，乃是我中華民國固有的領土，我政府對于當前國際政客們
　　所謂“中立化”，以及減少或撤退其駐軍的各种主張，決不理會，只有恰
　　盡其保衛領土主權的天職。我全体軍民在這一個多月來，已經充分表現我
　　們的決心，就是戰至最后一滴血，亦決不放棄金門群島的寸土尺地。這是
　　我可向各位堅決保證的。
　　　　我們全体軍民保衛金馬的決心，就是我中華民族求生存、爭自由的潛
　　力之顯明表現。我中華民族求生存、爭自由所依仗的力量，表現于一個口
　　號，就是“宁為玉碎，勿為瓦全”。這個口號所蘊積的力量，也許是一般
　　國際政客們所不能了解的。
　　　　十五年來，我們這一民族精神如其為國際友人所了解和重視，中國大
　　陸必不至演成整個淪陷的悲劇。今日對共匪侵略的暴行，如再存姑息苟安
　　的思想，那就是養奸患，割肉喂狼，非至触發全球戰爭而不止。所以今日
　　的金門決不是國際政客們的販賣品。我更要确切說明：我政府決無意從金
　　馬的保衛戰，導致世界戰爭，更不要求盟邦美國的地面部隊參戰，這是我
　　可以對世界公開的一項負責保證。
　　　　倘如共匪今后真敢在金馬登陸進攻，我們國軍一致深信必能以我本國
　　自己軍隊，單獨負起地面作戰的責任。我們今日在台海保衛金馬作戰，只
　　是需要盟邦海空支持，及其后勤与道義的援助。我在這里重复一句，今日
　　的金、馬，只是台海的屏障，而不是我們反攻大陸的基地。
　　記者招待會結束，大廳里，呱嘰呱嘰響起一片掌聲。他緩緩起身，頷首致意。用余光瞥一眼，看到卡利等几位美國記者拍巴掌時那副應付、僵滯的表情，心頭泛起一波愜意。今天對老美一番話語恰到好處，切中要害，他對自己的表現甚覺滿意。
　　手下稟報：總統講話已向全世界播發。我們正密切注意毛共的反應和動向，前線國軍亦已全面加強備戰，以防共匪……
　　他不耐煩地擺擺手：毛澤東最多再多消耗一些炮彈而已，你們應密切注意華盛頓，公開与內部的情況都要及時上報。
　　此刻，他最迫切是想知道杜勒斯對他講話的反映。心目中，杜勒斯是与“國際政客”們不可同日而語的美國杰出政治家，而且，此人理解和支持台灣的態度一向比較堅定。自艾森豪威爾總統輕度中風以后，杜氏在決定美國對外政策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其他人七嘴八舌都是瞎嗡嗡，杜氏的意見，才真正代表了美國政府的立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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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9月3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華盛頓与記者們侃侃而談：“如果獲得可靠的停火，我們的判斷，自然是軍事上的判斷，就是仍然在金門、馬祖保持龐大的軍隊是不明智的而有欠謹慎的。美國沒有保衛沿海島嶼的任何法律義務，我們不想承擔任何這种義務。我要說，如果美國認為放棄這些島嶼不會對保衛‘福摩薩’（台灣）產生任何不利的影響，我們就不會考慮在那里使用美國部隊。”
　　傳聞，這一天，蔣“總統”的血壓又偏高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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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台間鬧劇上演到高潮。彼岸，有一雙深邃的眼睛，始終在殷切地關注著。
　　大凡戰爭，在它爆發的瞬時便有了明确的終局目標，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敵人完全徹底擊敗，自己榮登戰胜者的獎台。而1958年的炮擊金門是一特例，其目的不在掠地攻城殲敵繳獲，追求的是分化敵方陣營，創造有利于己的戰略形態，向世界昭告正義的原則，向世人彰顯堅定的意志，這無疑是一种更為高闊的謀略境界。
　　事情就是如此，毛澤東在撳按戰爭電鍵的那一刻，并沒有擬定詳盡万全的作戰計划，究竟于何時何种狀況下方使這部制造戰火硝煙的机器停擺，他也不知道，他只是自信：不打則己，要打，事態發展一定會循著最理想的軌跡運行；在最佳刻度線上嘎然而停。因為敵方存有裂隙；因為我僅求有限目的；因為相信自己實力；更因為手中握有真理。
　　開打之前，毛澤東便定下了“走一步，看一步”的實施方針。開打之后，他大幅邁進了數步：連續不斷的急風暴雨式打擊，宣布中國領海線為12海里，只打蔣艦不打美艦，重開中美大使級會談。現在，他顯然認為，到了站住腳觀察一下的時候了，看看效果，看看反應，看看對手的所思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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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 毛澤東的專列駛出北京，乘風南下，他先后視察了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那一邊鏖戰方酣，這一廂卻离京出巡，相信台海那點風浪翻不了船。當然，還得有一种卸千斤若置鴻毛，雷電激而笑談依舊的气魄，華沙隨他談去，前線任他打去，好戲還在后頭，靜觀何必性急。他特意拉拽上一位好朋友、蔣介石的原和談代表張治中將軍同行。所到之處，小高爐土高爐林立，鋼花飛迸起沖天的干勁，鐵水橫流出喧鬧的轟烈，毛澤東心中高興，將個三面紅旗的話題暢講了一路，對金廈炮戰，卻鮮有提及。倒是張老將軍對毛澤東的穩坐釣魚台不大理解，對海隅兵戎放心不下，沿途除了關心工農業發展外，還時時念叨台海形勢，念叨解放軍如何還遲遲不去登陸金門。他几次直言進諫：此番解放台灣做不到，但無論怎樣應把金門、馬祖拿將回來。美帝看似凶悍，實則外強中干，早就恨不得將金、馬這個累贅包袱丟棄，因此，今日收拾金門，可是机不可失，時不再來呀。毛澤東听得聚精會神連連點頭，也不明确表態，只是拿來一摞總參編輯的美台動態和前線戰報遞与張老將軍，笑道：文白兄，我打蔣某人的板子，美國也來打蔣某人的板子，我們老相識的屁股怕是經受不住哩。張將軍琢磨其中寓含，恍恍然若有所思。
　　9月29日， 蔣介石在台北“總統府”正襟危坐，与眾記者慨然暢侃之時，毛澤東的專列駛返北京，緩緩進站。回到中南海菊香書屋，小憩畢，開始辦公。秘書呈上厚厚一疊公文，從中首先拍出蔣某上午接見記者的電訊稿，仔細閱覽，在一些關鍵性的文字段落下面，用紅鉛筆划上杠杠。須央起身，倒背手放出房間，在庭院中觀賞開得正健的几株秋菊。炊事員不知何時站在身后，詢問主席對晚間膳食安排的意見。毛澤東手一擺：紅燒肉！這是他百吃不厭的美味佳肴。炊事員笑而告退。多年為毛澤東烹飪的經驗告他，凡逢毛澤東點此“名菜”，必是心緒舒暢、胃口佳好之時。
　　9月30日，杜勒斯在華盛頓出言不遜，發表蔣介石應從金、馬撤退的講話。5小時之后，中文譯本擺上了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閱畢，叫來秘書，要他去查詢一下原文，“不明智”這個詞匯，在英文中怎么讀，有否引申旁義。過一會儿，秘書進來匯報： 杜勒斯所使用的“Stupid”与“Foolish”，在英文辭典中，含有不明智的、愚蠢的、蠢笨的、昏亂的、沒有頭腦的等意思。我們翻成“不明智”，還是一种客气的譯法。而即便杜勒斯的本意就是指“不明智”，作為美國的國務卿竟然如此公開評說蔣介石，已然是非常的不禮貌和過分，超出了外交禮儀，可見美國對蔣堅不從金、馬撤軍是何等的惱火。毛澤東倏然一笑：老子教訓儿子，莫過為此，依蔣個性，气何以忍？且看蔣怎樣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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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時期，曾經采訪過延安的英國記者，這樣評价毛澤東：毛是一位虔誠的理想主義者，又是一位杰出的實踐家，他不認為通達目標有筆直的道路，因而總是不循常規另辟路徑，作出讓敵手和同事出乎意料的惊人之舉。譬如他同宿敵蔣介石的再度和解合作，這簡直讓人難以想象，但毛說，如果同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敵人，那么，可以同次要的敵人結成聯盟，哪怕這個敵人曾血腥屠殺過自己同志，一道去抗擊共同的最主要的敵人。毛在他的所謂統一戰線中，沒有放棄原則目標，又表演了過人的机智和靈活。
　　1958年9－10月， 毛澤東在經過了20余天的冷靜觀察和認真長考之后，開始准備著又一次“另辟路徑”，作出“惊人之舉”了。他的一通炮彈似乎已經把事情炸出了個明白來， 敵方陣營遠非鐵板一塊， 是否存在著与“次要敵人”一起去對抗“共同敵人”的又一次可能性呢？許多年之后，他說：台灣問題，是美國硬加給我們中國人的。我不贊成美國的作法，蔣介石同美國人也是有矛盾的，所不同的，我是堅定的反美派，而蔣要待到人家騎在頭上屙屎拉尿了，才會罵娘。罵娘就好，說明我們總還有共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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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北京和台北同時有會。
　　北京，天安門廣場紅旗如海，万眾歡顏，熱烈隆重地舉行盛大集會，慶祝新中國成立9周年。
　　台北，“總統府”警戒森嚴，沉悶壓抑地舉行國民党中常會，討論杜勒斯昨日發表的“不友好和不負責任”的講話。
　　上午10時整，毛澤東健步登臨天安門城樓，神采飛揚，春風盈面。軍樂團陣容龐大，高奏《東方紅》樂曲。他脫下帽子，拿在手中節奏緩慢而用力地揮舞，向歡呼高歌的人潮致意。閱兵式開始，解放軍陸軍新式重裝備隆隆開進，全副武裝的首都民兵師方陣整齊威武，令觀禮台上的國內外來賓耳目一新。空中，米格17（殲5）戰斗机群挾風而來，疾閃而過，這是國產戰斗机首次公開露面。毛澤東對身邊外國友人說：“看，那是我們自己制造的飛机。”濃濃的湖南鄉音中飽浸著興奮感慨与揚眉吐气。
　　下午，蔣介石出場亮相，瘦削的臉龐還是顯得疲憊憔悴，唯有那雙犀銳的大眼仍透露著不屈不撓的斗志。他雖努力克制，但已隱藏不住面容上的慍嗔之色，滔滔不絕，向美聯社記者傾訴出心中的怒風怨雨：杜勒斯先生昨日的談話內容殊難置信。如果杜勒斯先生真的說了那些話，那亦只是片面的聲明，我國政府并無接受的義務。
　　晚間，英國廣播公司綜述當日國際新聞，其中有一條是：今天，台灣海峽兩邊的兩位鐵腕人物蔣介石和毛澤東均在公眾場合出現。据來自台北和北京的報道，蔣表情嚴肅，情緒激動。將他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由來已久的分歧公諸于世，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台灣仍然占有的屬于中國大陸沿海几個島嶼的前途方面……毛始終面露微笑，在台灣海峽正在發生激烈沖突的背景下，顯然是故意地展示了他的已經裝備了一些蘇式現代化武器的軍隊。
　　毛澤東的微笑，包含著對敵營終于洞悉的喜悅，對事態与預見吻合的欣慰。對胜利更有把握了的自信，以及對新奇而獨特的戰略思考即將付諸實施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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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寓所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形勢。對金門的轟擊已經持續了40天，效果究竟如何，下一步又將如何行動，都需要中共最高決策層給以總結和明确。
　　斗老美、打老蔣，在中共領袖們之間永遠都是一個較少分歧、可以暢所欲言的話題。
　　鄧小平首先發言，他用特有的平實簡短語言，對毛澤東前段決策給予肯定和支持：一個月來，中美雙方都在摸底，華沙如此，金門亦如此。現在雙方都比較了解對方意圖了。公平地講，對峙中，雙方都比較謹慎。我們的火力偵察是對的，迫使美國人不得不考慮怎么辦。同時，我們只打蔣艦，不打美艦，這也是謹慎的，克制得當的。
　　劉少奇發言，補充鄧：宣傳上我們大張旗鼓地譴責美國侵略我國領土台灣，抗議美艦美机侵犯我領海領空，不僅動員了全國人民，而且動員了國際輿論，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對美國當局造成了強大壓力，也是做得好的。
　　朱德發言，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司令，他對我軍現代化建設和炮戰中的上乘表現感到由衷高興：這次炮戰，對部隊鍛煉很大，是和平年代難得的練兵机會。不僅炮兵完成任務出色，空軍、海軍也都打得不錯。我們要繼續把我們的空軍、海軍搞上去，解決台灣問題歸結到最后還是要有實力作后盾。
　　陳云發言，他的意見歷來言簡意賅：開局得分，時机有利。贏至終場，還須妙棋。
　　林彪發言，他有敏銳准确地揣度對手心態的本事：美蔣現在僵在那里了，美國惱蔣介石不從金馬撤退，蔣介石恨美國逼他從金馬撤走，兩個騎虎難下。我們的任何辦法，都應該叫他們不能輕松隨便從老虎背上下來。
　　周恩來發言，在他所精通的外交領域，并且，務實具体：我估計，美國可能在華沙會談中提出三個方案：1.要我們停止打炮，蔣方減少金、馬兵力，美方聲明金、馬在美蔣共同防御范圍之內；2.要我們停止打炮，蔣方減少金、馬兵力，美方聲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3.要我方停止打炮，蔣方從金、馬撤退，雙方承擔互相不使用武力的義務。三個方案我們都不能同意，因為三者的實質都是制造兩個中國，使美國霸占台灣合法化。但中美會談繼續下去仍對我方有利，可以拖住美國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國家把台灣海峽問題提到聯合國去。
　　領袖們各抒己見七嘴八舌，气氛活躍，討論熱烈，但大家于默契中都在遵守著一條不成定規的原則，對于今后的斗爭方略較少涉及，即便是周恩來，也僅僅是在他所熟悉的外交領域發表了一些個人看法，而給毛澤東權威性的發言預留出足夠的空間。几十年來的經驗表明，在軍事戰略領域，毛澤東不拘一格瀟洒豪放的思維方式常常孕育著石破天惊振聾發聵的見解，付諸實踐，又一再地證實了他獨到奇特的見解确為真知，高人一籌，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方能于人才輩出強手如林的風云時代脫穎而出，令他的均非等閒之輩的同事們心悅折服。現在，同事們正期待著，毛澤東將怎樣給留下了他鮮明個性烙印的“炮擊金門”這篇大文章寫結束語。
　　毛澤東發言。
　　于是，我們看到，如果在故事的開始階段，是一名拳擊手与兩名對手在對打，那么，到了故事的結尾階段，由于拳擊手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兩名對手已然發生內訌，以至互毆，拳擊手果斷決定，暫停向次要對手的進攻，不妨助其一臂之力，以利爭取，從而達到把主要對手擊打出局的最終目的。這便是毛澤東書就的“炮擊金門”這篇現代奇文看似有違邏輯，而又非常符合邏輯的邏輯。
　　毛澤東開始談他的見解了：偵察任務已經完成，問題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對于美國杜勒斯的政策，我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搞兩個中國，說明對蔣有爭取的可能。自然，他堅持他是正統，我是匪，念念不忘反攻大陸。我呢，也絕不答應放棄台灣。但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在一個相當時期內不能解放台灣，蔣介石“反攻大陸”連杜勒斯也說“假設成分很大”。我去不了台灣蔣回不了大陸，剩下的問題是對金馬如何？蔣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馬的，我們也不是非登陸金、馬不可。可以設想，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里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离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里同國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打炮，什么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么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我們打炮，蔣介石就要求美國人救援，美國人就緊張，擔心蔣介石給他闖禍。對于我們來說，不收复金、馬，并不影響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光是金、馬蔣軍，也不致于對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們收复金、馬，或者讓美國人迫使蔣介石從金、馬撤退，我們就少了一個對付美國的憑借，事實上形成兩個中國。
　　一石入水，激起波瀾。与會者們交頭接耳，點頭稱是，都說先前在要不要拿下金馬的問題上總是有些瞻顧猶豫，覺得拿有拿的道理，不拿有不拿的利益，孰重孰輕，掂量不出，決心難下。今天主席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認真琢磨分析，确實還是讓蔣軍繼續留在金、馬的好，有利于團結爭取台灣的一部分人，同時，增加美蔣之間的磨擦、埋怨，讓美國當局背上這個包袱，需要時挨上我們踢一腳，叫他提心吊膽。
　　毛澤東作最后總結，端出自己的決心：就是這樣了，方針已定，不再猶豫，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發炮彈，可以打打停停，一時大打，一時小打，就是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几百發。但我們在宣傳上仍要大張旗鼓，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金馬打炮是中國內戰的繼續，任何外國和國際組織都不能干涉；美國在台灣駐扎陸空軍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美艦云集台灣海峽是蓄意制造緊張局勢，都必須完全撤退；反對美國制造兩個中國，反對美國霸占台灣合法化；我們爭取和蔣介石通過談判解決金、馬以至台、澎問題。以上這些原則，在輿論宣傳上可以鮮明提出，在華沙會談中可以外交詞令些，但也不离原則。
　　中國最高級別會議，歷來鮮有掌聲。但是這次例外，与會者們用拍巴掌的方式表示了對毛澤東戰略思考和最后決心的一致支持。
　　　　　　　　　　　　　　　　　 6
　　10月5日8時，毛澤東指示福建前線部隊：
　　　　不管有無美机、美艦護航，十月六日、七日兩日我軍一炮不發，敵方
　　向我炮擊也一炮不還。偃旗息鼓，觀察兩天，再作道理。
　　前線諸將領正在對毛澤東指示進行深刻領會、理解，中央軍委補充、解釋性指示又到：
　　　　我們目前以收复金馬還是仍由蔣軍占踞金馬，兩者對今后斗爭孰較有
　　利，是我們當前必須考慮和決定的問題。當然，早日收复金門、馬祖，對
　　解除福建沿海地區的直接威脅、對打開海上交通、發展福建沿海的經濟建
　　設、對于鼓舞全國人民和我軍的士气有很大好處，如果做到這一點，應該
　　說對我們是一個巨大的胜利。但是，把這個胜利和暫時利用金馬把敵人套
　　在絞索上，把解放金馬和解放台灣統一來考慮的長遠利益比較起來，則不
　　如把金馬暫緩解放仍由蔣軍占領似乎較為有利。因此，在目前，宜減輕對
　　金馬的軍事壓力，使金馬蔣軍能夠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是必要的。
　　同時又要求仍要使其處于緊張狀態，拖住美國不得脫身。為了打破美國的
　　停火陰謀，在必要時，我仍可組織像過去那樣的大打。總之，臨机應變，
　　主動在我，以利統一解決台、澎、金、馬問題。
　　前線將領反复研讀，慨然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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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要求美艦護航和蔣軍挑釁均不打炮，是為了能夠排除一切干扰，靜心凝神撰寫好一篇文章。
　　据說， 4日一整天，毛澤東足不出戶，不批公文，不接電話，不見客，就那么在書房里踱步、靜坐、吸煙、喝茶、苦思冥想著什么，精心构畫著什么。秘書早把紙筆備好，但他未著一字。
　　5日晨起， 先到室外花園轉圈，側耳聆听雀鳥的歡啁，深深呼吸几口新鮮的陽光和空气。突然佇足，快步回房。正襟端坐，奮筆疾書。文思如泉，一气呵成。
　　修改几字，擲筆，吩咐秘書：速送各常委和彭（德怀）、陳（毅）閱。繼而喃喃道：許多年了，我是誠心誠意想對海那邊的老朋友們說几句奉勸話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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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6日， 中國各大新聞媒介同時播發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彭德怀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們：
　　　　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斗，屬于懲罰性質。
　　你們的領導者們過去長時期間太猖狂了，命令飛机向大陸亂鑽，遠及云、
　　貴、川、康、青海，發傳單，丟特務，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
　　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們注意。台、澎、金、馬是中國領土，這一點
　　你們是同意的，見之于你們領導人的文告，确實不是美國人的領土。台、
　　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
　　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于你們領導人的文告。你們
　　領導人与美國人訂立軍事協定，是片面的，我們不承認，應予廢除。美國
　　人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的。你們不信嗎？歷史巨人會要出來作證明的。
　　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談話，端倪已見。站在你們的地位，能不寒心？歸根
　　結底，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十三万金門軍民，供應缺乏，饑寒
　　交迫，難為久計。為了人道主義，我已命令福建前線，從十月六日起，暫
　　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
　　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你們与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年
　　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這一點，周
　　恩來總理在几年前已經告訴你們了。這是中周內部貴我兩方有關的問題，
　　不是中美兩國有關的問題。美國侵占台澎与台灣海峽，這是中美兩方有關
　　的問題，應當由兩國舉行談判解決，目前正在華沙舉行。美國人總是要走
　　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國有利，因為它可以取得主動。遲走不利，
　　因為它老是被動。一個東太平洋國家，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來了呢？西太
　　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
　　樣。這一點是常識，美國人應當懂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与美國之間并無戰
　　爭，無所謂停火。無火而談停火，豈非笑話？台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
　　有戰火的，應當停止，并予熄滅。這就需要談判。當然，再打三十年，也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決較為妥善。何去何從，
　　請你們酌定。
　　蔣介石當日拿到文稿，連讀數遍，說了一句：這不是彭德怀寫的。中共那里，毛澤東才會這樣做文章。
　　据說，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在報刊上發表了詩作《沁園春·雪》，一時洛陽紙貴，在重慶知識階層和市井廣為抄詠。蔣介石甚為惱火，暗中指示，特邀和組織數十位文人騷客都來做《沁園春·雪》，“一定要有在文采和意境諸方面都能壓住毛澤東之作”。然和詩多得用籮裝，竟無一篇可以傳世。
　　据說，1947年，蔣介石讀到了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無意中對他的“文膽”“捉刀匠”陳布雷夸贊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寫得多好！”陳布雷脫口而出，頂了一句：“人家的文章從來都是自己寫的！”噎得蔣長時間沉默不語。
　　据說，蔣介石私下曾說：共党得以坐大得勢，很大程度靠毛澤東。此人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匪”，文的武的都相當厲害啊。
　　人們注意到，武的方面，蔣介石對毛澤東尚存余勇，文的方面，則盡量避免去打筆墨官司了。說不過宁勿說，1958年尤其如此。
　　　　　　　　　　　　　　　　　 7
　　毛澤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引起各方面高度關注的，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10月5日， 即《告》文發表的前一天，新加坡《南洋商報》于頭版顯要位置發表了“本報駐香港記者郭宗羲三日專訊”：
　　　　明日起一周內停止炮擊轟炸与攔截補給金馬船只，香港第三方面分折
　　此舉將奠定未來直接談判基礎
　　　　据此間第三方面最高層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跡象，顯示國共雙方將恢
　　复過去邊打邊談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內已獲致一項默契，中共方面
　　已同意從十月六日起，為期約一星期，停止炮擊、轟炸、攔截台灣運送補
　　給物資往金門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這些船只不由美艦護航。
　　　　記者獲得此消息后，即設法向此間接近雙方的人士采訪，他即表示：
　　“請看三兩天，便可揭曉。”
　　一家遠在南洋的報紙，居然拿到了北京的保密柜鑰匙，提前一天將中國核心軍事机密和盤托出，神通可謂大矣。一時間，《南洋商報》名聲大噪。各國記者、特工也蜂擁香港，紛紛打探，郭宗羲何許人也？
　　郭宗羲并非什么神秘人物，他便是大名鼎鼎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記者曹聚仁。
　　曹聚仁如何修煉來的“通天”本領，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55年4月， 周恩來在万隆會議上首次提出：對于台灣問題，可以本著求同存异的精神去解決，我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隨后不久，毛澤東也在公開場合表示：國共兩党過去已經合作過兩次，我們還准備進行第三次合作。
　　兩個講話傳達出一條重要信息：中共領袖人物解決台灣問題的思維模式正在發生深刻轉變。“和平解決”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既是承認、尊重客觀現實的明智之舉，也是“統一高于政爭”這一中國歷史邏輯的規定性要求。
　　1956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應采取多方影響，積极并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种線索，采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血拼惡斗了數十載的敵酋蔣介石都在團結爭取之列，毛澤東們的胸襟寬廣得著實可以。一時間，中共党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熱情激蕩，獻策者眾，于五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個做國民党軍政界上層工作的小高潮，“和平”、“和談”、“第三次合作”之說亦被海外媒体炒得燙熱。
　　“和談”不能空談，毛澤東、周恩來為蔣介石開列出具体條件：1.兩党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除了外交統一于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2.台灣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中共不派人干預。而國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3.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撥款予以補助；4.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5.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坏對方之事，以利兩党重新合作；6.美國軍事力量撤离台灣海峽，不容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去回瞻歷史，于是，我們看到鄧小平八十年代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早在五十年代已經孕育雛形。
　　“條件”，須透過适當渠道送達對方，這“渠道”又最好是非國非共立場居中的“第三方”。在邵力子先生的舉荐之下，曹聚仁這個人物遂被攝入中共領袖們的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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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4月， 我專程赴上海造訪曹聚仁先生的女儿曹雷。曹雷女士于六十年代在電影《年青的一代》中飾女主角林嵐、《金沙江畔》中飾藏族姑娘珠瑪，曾是一位風靡過上海灘和全中國的人物，她的介紹使我解開了曹聚仁神通廣大之謎。
　　　　縱觀父親的一生，他是一個既簡單又复雜，甚至有些固執古怪的人。
　　在風起云涌潮漲潮落的年代，像他那樣獨往獨來自辟一徑而又持守始終的
　　知識分子，并不多見，可謂鳳毛麟角。
　　　　父親是浙江浦江人，1916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讀書，1921年在上海
　　愛國女中任教。青年時期，他的同學、同事、朋友中間，有的加入了國民
　　党，有些成為共產党人，原來大家相處都不錯，沒想到一夜間就反目成仇，
　　彼此殘殺。血淋淋的現實對他刺激很大，使他覺得政治太殘酷太可怕，因
　　而決心不參加任何党派。到了晚年，他說：“我一生，不愿介入政，治紛
　　爭，又從來沒有遠离過政治漩渦，像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盼望著有一場
　　風暴，風暴真的來臨，卻又膽怯滯步了。”用不愿下海濕衣而又一直倚岸
　　觀潮來形容他，十分貼切。
　　　　父親青年時就愛好文學，喜歡寫作，后來終于以新聞為業，辛勤筆耕
　　了一輩子。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文稿，面對著他數千万言的文
　　章著作，我感到惊愕：父親几乎是不停筆地在寫啊！這些文字記錄了他生
　　活的時代、歷史，記錄了他的經歷、思想，留下了他的真誠与坦白。他是
　　把他的靈魂無保留地披露在讀者面前了，既不夸大，也不掩飾。對于一個
　　記者和作家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并不是容易的。如果說，要從父親那里繼
　　承些什么的話，也就是這一個“真”字吧。
　　　　父親的新聞、文學生涯使他有机會結識了中國政壇、文壇上的許多風
　　云人物。二十年代，他為邵力子主編的《國民日報》“覺悟”副刊撰稿，
　　与邵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三十年代，父親与魯迅先生相識并成為摯友，
　　父親后來撰寫的紀念、評論魯迅的文章，已成為魯迅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抗戰爆發后，父親曾在浙江金華中國旅行社采訪過周恩來以及在皖南采訪
　　過葉挺、陳毅將軍等，結交了一些共產党方面的朋友。
　　　　抗戰爆發，國共合作，父親倍感振奮。他一掃往昔的沉悶彷徨，以高
　　昂的熱情奔走呼號，宣傳抗日。作為中央社的特派戰地記者，他完全忘記
　　了個人的安危，哪里戰斗最激烈，他就到那里去。上海八百壯士堅守四行
　　倉庫，父親也在其列，發出了一篇又一篇第一手戰況消息。台儿庄會戰，
　　父親采訪李宗仁指揮部，第一個將戰役大捷的消息報告于世。父親的報道、
　　文章真實地反映了抗戰前線及敵后的情況，他也因此而成為當時中國的知
　　名記者。
　　　　1939年，母親怀上了我。听說蔣經國在江西贛州搞新政，父親很想實
　　地去看看，同時，也為了找一個相對太平的環境安家，好讓母親順利生產。
　　家剛安頓，蔣經國便親自登門造訪了，說：曹老師，我這里有一張報紙，
　　希望您能留下來，幫我辦好這張報紙。于是，父親便留在贛州，擔任了蔣
　　經國《正气日報》社的主筆，把報紙辦得頗有聲色。也就是從那時開始，
　　父親与蔣經國相識相交；結下了友誼。本來，父親如果六根不淨，凡心未
　　泯，這是一個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發展的好机會，但不管誰來勸
　　說， 他均堅持“平生只做無冕王” 的原則，堅拒參加國民党。他稱自己
　　“并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國民党敗象百露，父親到了南京。蔣經國去看他，父親對蔣
　　說：政府非有大的更張，否則難以為繼。蔣經國對他的勸告不置可否，而
　　國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潰。父親仰天歎道：國民党不亡是無天理！
　　　　共產党胜利，新中國成立，父親是高興和擁護的，但是，要叫他亦步
　　亦超只能寫贊美歌頌的應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義的個性不相吻合的。此
　　時艾思奇曾作報告，說：新政權好比一堵牆，知識分子好比一塊磚，磚頭
　　砌進牆里，你就是革命隊伍的一分子了，砌不進去呢，便只能把你搬開了。
　　父親想，我是自由慣了的人。哪堵牆都很難砌進去，不必勞動別人來搬，
　　我還是乘早去自謀生路吧。1950年，他下決心去了香港。當然，促使他下
　　決心的還有一個很現實的“民生”問題，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來養活，
　　而他卻已失業了。
　　　　父親初到香港，開始很艱難。你既然不愿為新中國服務，肯定不是同
　　路人！這是一個簡單自然的推理，于是，左派們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后發
　　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從光明中來》，這是已被赤化的證明，于是，親國
　　民党的右派們又組800篇文章圍攻他。 處于夾縫中的父親左右為難，舉步
　　維艱。然而，正是這种尷尬處境又恰恰強化了他非國非共的獨立撰稿人形
　　象，他講話發表文章，客觀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親人在香港，心系兩岸，与內地和台灣的許多高層人士仍保持著通
　　信聯絡。大概正因為他獨特的事業背景和多邊的人脈關系，使他成為五十
　　年代溝通兩岸信息比較合适的人選。
　　　　能夠報效祖國，父親十分高興，愿效犬馬之勞，他曾說過：我最感痛
　　心的事情就是國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辦法達到統一。兩
　　邊一旦打起來，台灣將被夷為平地，大陸沿海城市也將變成廢墟，遭殃的
　　還是國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 邵力子先生一紙邀請函，把曹聚仁請到了北京。周恩來、陳毅与曹氏同乘游艇泛舟昆明朗，品茗敘舊誼，煮酒論時局，美景佳境，盡興開顏。周恩來一國總管，公務繁冗，很少以這樣方式見客，此番破例，從而說明了中共高層對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并希望与他建立一种密切親近無拘輕松可以無話不談的私人聯系。
　　曹聚仁在他的《頤和園一夕談》中，較為詳盡地記敘了他同用恩來的這次難忘的相聚。
　　　　記者入京時，恰好在周總理在人民代表大會公開發表和平解放台灣的
　　重要演說之后。記者便問到“和平解放”的票面里的實際价值。周氏說：
　　“和平解放的實際价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國民党和共產党合作過兩次，
　　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胜利，這都是
　　事實。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么
　　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
　　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鄭重說到中共政策，
　　說過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從來不用什么陰謀，玩什么手法的。中
　　共決不做挖牆腳一類的事。
　　　　周氏的話，只是一种閒談。因為是閒談，所以記者特別看得重要，他
　　是把胸中要說的話，老老實實說出來了。
　　1956年10月，曹聚仁二次赴京。這一回，中共方面將接待又升一格：毛澤東推遲了与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在中南海恭候。曹聚仁是見過大世面的人，雖談不上受寵若惊，但确實感動不已，曹雷曾多次听父親說到毛澤東時，流露出發自肺腑的敬佩之情。關于這次談話的內容，曹先生沒有留下記錄文字，故已無從考證，曹雷只記得父親說過，他對毛主席說：听君一席話，胜讀十年書，我從此要收起自由主義的旗號。毛主席說，你不妨更自由主義一點嘛。僅此而已。但有几點則可以肯定：毛澤東找曹聚仁是要談台灣問題；是要具体地闡述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針新政策；是希望曹聚仁把話傳進台灣去。香港報紙披露的曹聚仁回港后積极給蔣經國寫信的情況可以作證。
　　香港《真報》報道：
　　　　几個月來，傳說中國國民党和紅色中國將會和談的謠言，傳遍了整個
　　遠東。在香港，謠言集中于記者曹聚仁的頭上，他著名于既反共亦反對國
　　民党。在國民党被逐出中國大陸之前，他認識國共雙方的許多顯要人士，
　　并且寫過一本關于蔣經國的書。他相信一個獨立的台灣是沒有前途的，對
　　所有中國人來說，最好的事情是國民党和中共談判而得到一個解決。他從
　　北京方面得到訊號，他就寫信去給台北的蔣經國，信內說：“在這一緊急
　　時間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他要求蔣經國派出一個彼此熟悉的人士
　　來香港，他呼吁說：“不要讓這時机溜了過去。”曹氏得不到答复，他又
　　寫一封信，催促說：“有很机密的事情要討論”，經過兩個月的沉寂，他
　　再試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訴你几句話，請你謹慎考慮。”“我再要求
　　你，勿讓這一件大而難得的時机溜走了。”
　　大事件少不得大記者。 1958年8月和10月，金廈熱戰時刻，曹聚仁又兩度北飛來到北京，均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接見。毛、周故意放話泄露“天机”，將炮擊金門的戰略部署告之一二，于是，才有了《南洋商報》神通廣大提前報道的事情發生。事后，毛澤東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曾談及此事：我們事先讓曹聚仁這位大記者知道，也要准備他第二日寫成新聞去發表。當天，台灣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為真，若信以為真，要做防備工作也來不及了。讓我們的大記者更出名也好。
　　“也好”二字，道出了毛澤東深層次的思考。筆者一直認為，毛澤東、周恩來于炮戰決策、進行中，兩次邀曹聚仁進京面談，通過曹把核心軍机預先捅了出去，決非可有可無的細節，而是精心設計的一筆。此舉目的，既在提升曹氏“此君确与中共最高層保有聯絡”之知名度，以增加其做台灣工作的權威性；也在向台灣示意：我的重大舉措光明磊落，已事先通報，勿怪言之不預也；還在期冀曹氏日后向台灣解釋我之真正意圖，勿使台灣理解產生歧義，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決”誠意未變，“炮擊”實出于被迫無奈，乃為了“以戰促和”，并非重又回到“武力解放” 的方針。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對毛澤東10月6日《告台灣同胞書》所提“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有正确、深刻的理解。
　　對《南洋商報》提前一天發布重大消息的考證，人們看到了事情后面复雜微妙生動有趣的背景，我也猶如循徑入門、眼前豁然開闊、走進了一處新天地般感到快感。

　　　　　　　　　 ※　　　※　　　※　　　※　　　※

　　對中共方面1956－1958年發動的和平攻勢，國民党方面表面上不為所動，蔣經國站出來對外界所傳“曹聚仁為國共和談牽線搭橋”之說予以辟“謠”：“完全是一派胡言。共產党是謊言者和魔鬼，我們是不會和魔鬼去談判的”。私底下卻繼續保持与曹氏的鴻雁往來，不愿將管道切斷。老蔣甚至几次三番從海外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摸中共的底，誰又能武斷地說老爺子從來就不曾動過心思？然而，到底形勢比人強，第三次國共合作并不取決于三几個決策大人物的良心發現善意思維和大夢頓醒幡然徹悟，而是取決于國際的气候、實力的對比、利害的權衡，然后再加上國家道德和民族意識的約束，當以上條件均不具備時，“和平解決”只能与五十年代道一聲“再見”。整個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大陸先是忍受“三年災害”的煎熬，又不得不面對“中蘇決裂”的考驗，繼而，錯誤的理論導致了長達10年的“天下大亂”，內部棘手的難題堆積如山，那個島嶼的事情只能放在了一邊。台灣呢，先是重新燃起了“反攻”的欲火，大陸原子彈爆炸的成功和進入聯合國，如同兩盆冰水兜頭淋下，終于迫使他清醒，基本上消弭了“打回老家去”的夢念，開始了埋頭經營自家那一畝三分自留田。就這樣，毛澤東与蔣介石有生之年，未能實現歷史性的第三次握手。許多人為此浩歎，其實，當事人本無遺憾，遺憾的只有后人。
　　“統一”被束之高閣，最苦莫過曹聚仁。曹雷女士說：
　　　　六十年代，父親未再來內地和北京，但他一直執著地相信，自己在祖
　　國統一事業中，能夠發揮某种重要作用。他就那么滿怀希望而又沒有結果
　　地等待著，等得好苦好苦，他常把自己比作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筆下的“燈
　　台守”，遠离故鄉只身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不知何時能夠等到海平線出現
　　那遲來的“航船”。
　　　　父親孑然一身，長期在香港，其寂寞孤獨是可以想知的，他說過，要
　　是不會寫文章的話，他早就變成瘋子了。他在垂暮之年，曾給我來過一信，
　　這樣說起自己的精神支柱：社會革命，乃是我年輕時的理想。我一心向往
　　北京，而且慢慢走上為祖國效命的路子，也就是實現自己的理想。我雖違
　　背了對你媽的“永不离別”的諾言，但處在這么偉大的時代，我能天真地
　　開自己的玩笑嗎？到了今天，你們也該明白我十九年前的決志南來，并不
　　是走錯了棋了吧？
　　　　父親六十年代去過台灣，見過蔣介石和蔣經國。具体談了什么我不清
　　楚。后來听說，周總理曾經說過：曹聚仁終究是一個書生，把政治問題看
　　得太簡單了，他到台灣去說服蔣經國易幟，這不是自視過高了嗎？父親就
　　是這樣，有些事情認真得近于天真。他恪守的信條是：我的想法、看法可
　　能會錯，但決不會明明知道錯了故意去做錯事。反過來，只要是我認為做
　　對了的事情，我也會義無反顧往前走，不回頭。他在一心想促成國共和談
　　問題上的執拗和用心，很能說明他的個性。
　　　　父親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辭世。 彌留之際，他開始說胡話，說的是
　　“我要見毛主席，我有要緊的話要對毛主席、周總理講”，在生命的最后
　　時刻，讓他念念不忘難以瞑目的并不是家庭、儿女，還是那個讓他割舍不
　　下的祖國統一大業。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一生，都是一個非常熱血
　　的愛國者。
　　曹聚仁生前有許多關于中國統一問題的著述，以及与兩岸領導人的書信往來，那些文字記錄的不單單是一段歷史活劇的几個小片斷，而且記錄了一個普通中國人對他的祖國的一片熾熱之情。中國統一偉業，已經凝聚并且還要繼續凝聚諸多志士仁人的努力，我想，這應該就是“聚仁”這個名字留給我們永久的啟示和激勵吧。
　　　　　　　　　　　　　　　　　 8
　　毛澤東的《告台灣同胞書》，再一次使各方“沒有想到”，四十天前突然間爆發的炮戰也于突然間暫停，沒有了隆隆炮聲的一下子靜寂下來的金廈海峽在向人們提示：毛澤東始終是這場戰事的執牛耳者，要打要停何時打何時停完全在他的判斷掌握之中。
　　台灣高層在進行了一番緊急研判、磋商之后，作出消极反應。國民党軍發言人稱大陸文告“完全是騙局”，決定“不予理會”，并持別強調“宁可冒繼續被炮擊封鎖的危險，亦不愿美國盟邦退出護航”。在惊濤惡浪中艱難掙扎的台灣，堅拒大陸方面拋出的救生圈，仍然緊緊抓住毫無保障的美國稻草不放，看似矛盾，其實也很符合邏輯，畢竟，站在台灣的立場來看，与美國的齟齬磨擦屬“人民內部矛盾”，与中共的恩怨糾葛才是“敵我矛盾”。排斥大陸的友善表示自然是為了向美國表示忠貞，同時也是為了同美國繼續交易，開价也可以從“你美國人不要再逼我從金門撤退了”抬升到“你美國人應該保護我繼續固守金馬”。蔣大“總統”在被美國人玩于股掌折磨神經之后，仍舊不能從“陷美國于金馬海域”的夢魔戰略构想中縱跳出來，識時務耶，不識時務耶？
　　美國卻絲毫不給蔣“總統” 什么面子，助理國務卿赫脫6日當天即對中國國防部長文告表示“歡迎” ，并爽快宣布從8日起美國海軍暫停為補給金門的台灣船隊護航。向一篇其目標策略全然是針對自己的文章鼓掌，并給予積极熱情的呼應，表面上看， 美國人簡直患有阿Q式的愚痴了。其實也不然，赫脫后面還有話呢：“希望這預示中共將永遠停止他們的武裝進攻……”美國從來就沒有脫离“舍棄金馬而換取永久停火”的思路，此次不過仍在爭取同中國做成一筆“我贊成了你，你也應該贊成我“的買賣。山姆大叔就是這樣，在犧牲他人包括小伙計的利益而攫取自家利益方面，一向精著哩。
　　對文告真正發自肺腑高興歡迎的是金門阿兵哥們。 6日，晨霧剛剛消散，我某觀察所觀察員首先看到一個穿著短褲拿著小筐的蔣軍，地老鼠一樣從金門島西北角的一個地洞里鑽出來，彎著腰迅速地跳到附近一條河溝里去摸魚蝦。不久，另一處又鑽出了十來個跑到海灣里去洗澡。在可能是伙房的目標附近，也出現了三三兩兩挑擔、背筐的士兵。從敵軍的動作來看，仍然惊魂未定，他們先從地洞里探出頭來，東張西望一番，一出洞就慌慌張張地拔腿奔跑。觀察員們笑疼了肚皮，有個小鬼還惡作劇地雙手作喇叭狀，扯著脖子喊：“不要怕，慢點跑，給你們放假嘍——！”看看大陸炮陣地上真的不發一聲炮響，蔣軍官兵也就愈發的膽大，成幫結隊地出來走動，有的晒衣服被褥，有的活動胳膊腿，有的理發，有的傻乎乎站在海邊享受日光浴。到了上午，料羅灣海灘來了蔣軍運輸艦放膽靠岸，載重汽車也一輛接一輛開到碼頭邊，有成群的蔣軍蜂擁上去搶運，在那些被重物壓得彎腰曲腿的士兵后面，依稀可辨有軍官模樣的人物指手划腳地指揮。白天不見一絲炊煙夜晚不見一星燈火的死寂之島。重又現出了生命活動的跡象。一名美國記者自金門發出消息：停止炮擊的消息“從一個炮位傳到另一個炮位，并且傳到了海灘”，“你不必說中國話就可以注意到這個島上的气氛緩和下來了，每個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從肮髒的地堡里走出來的土兵互相握手，并且高聲叫好”，有人說“我們至少可以再活一星期……”
　　凡是敵人歡喜的事，自己人便很難興奮起來，這是一般的規律。廈門前線中下層官兵和民兵對文告的反應，遠不如下達開打令時那樣興高采烈干勁十足，沉默無語的炮陣地上，好像還潛流著一股看不見但感覺得到的疑問、不解甚或埋怨的情緒。其實這是挺正常的事情，或者說，是以消极方式所表現出來的積极現象。毛澤東的戰略意圖，目前，還僅在最高層次傳達、領會，要叫打炮打得正起勁的基層就此罷手，180°轉向，完全自覺自愿地融為行動，恐非唯物主義態度。要知道，戰場上，每一個士兵都是某种戰略企圖的負載者，但決非每一個士兵都是戰略家。采訪中。有二三十位參戰老人對我說起：不打的命令來了，當時确實有些想不通啊，金門已經快支撐不下去了，干嘛突然停打，干嘛不乘熱打鐵拿下來？上級一會儿叫我們一定要把金門之門封得死死的，最好一根針一根線也運不進去，一會儿又叫我們把金門的大門敞得開開的，除了原子彈，他運什么上去都可以，這個仗怎么是這么一個打法？放著疲敵不打，卻非等著他吃飽了睡夠了養精蓄銳彈足糧備后再以十倍的瘋狂來打我們，古今中外戰史上能否找出相同的一例？當然了，牢騷歸牢騷，怪話歸怪話，理解也罷，不理解也罷，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軍令如山倒，上級說“停打” ，那就不會有一顆炮彈不受約束地飛出炮膛去。10月6日之后，盡管金門島上又出現了那許多香甜可口的目標，廈門前線數百門大炮均克制住內心的騷痒，做到了一言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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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發言，是同老朋友一种方式的對話；大炮啞口，是同老朋友另一种方式的對話。 毛澤東10月6日在同蔣介石講了一番心里話之后，意猶未盡，余言尚多，尤其看到了老朋友的不領情和曲解昏語，更勾起了對往事的回憶和世事的感慨，坦蕩的真誠、無欺的善意和如流的文思又聚集凝結成胸中塊壘，不吐不快。他舖紙研墨，走筆龍蛇，一篇《再告台灣同胞書》發萌于心扉，潑洒于毫端：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們：
　　　　一星期過去了，炮沒有打，一方清靜。全世界歡迎，你們快樂。有几
　　位先生有點不舒服，余悸猶存，胡思亂想。例如說：共產党向你們建議的
　　是一條詭計。詭計嗎？歷史會來證明不是，而是一條較好的出路。例如說：
　　七天之后又要大打。 你們對我的第一封信有一個字沒有看清楚， 那就是
　　“暫以七天為期”的那個暫字，意謂可能延長，七天是暫時規定。好几個
　　星期以前，我們的方針就告訴你們的領導人了，七天為期，六日開始。你
　　們看見十月五日的《南洋商報》嗎？行人有新聞觀點，早一天露出去，那
　　也沒有什么要緊。政策早定，堅決實行，有什么詭計，有什么大打呢？一
　　說共產党靠不住，你們有三十年和我們打交道的經驗。讓我們算一下帳吧。
　　我們和你們歷史上有過兩次和談。一次，1945年，各党派開政治協商會議，
　　地點重慶，通過了一個全民團結共同建國的協定。是誰撕毀這個協定的呢？
　　國民党。又一次，一九四九年，兩党代表團聚于北京，議定了四十八條和
　　平協定，雙方全權代表簽字同意。是誰不愿意批准這個協定宁愿繼續打下
　　去的呢？國民党。由此看來，你們經驗雖多，不會總結。你們不自反省，
　　反而歸結為共產党不可信任。顛倒是非，一至于此！你們靠美國吃飯。靠
　　得住嗎？肯定靠不住，遲早他們要把你們拋到東洋大海里去的。下毒手要
　　一下子置你們領導人于死地的，不是美國人嗎？那個美國走狗孫立人將軍，
　　不是被你們處置了嗎？他是你們的一個武賊。洋奴胡适，組成派別，以自
　　由、民主為名，專門拆國民党的台。你們不是大張撻伐，拼命抗過一陣子
　　嗎？他算是一個文賊，仗美反華，余威尚在。我看你們還難安枕吧。你們
　　看，美國人有一毫一厘一絲一忽所謂仁義道德嗎？其他种种，千件万件气
　　死人的事，你們一一親歷，不必我來多說。積怨如山，一旦爆發，于是有
　　去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役。這在中國歷史、世界歷史都要大書特書的。什么
　　美國大使館，三拳兩腳，打個稀爛。做得對！做得好！因為那些人欺人太
　　甚。你們有些人說：共產党离間你們与美國人的關系。什么叫离間？你們
　　對待一個文賊，一個武賊，一個大使館，較之我們說几句閒話，即便的做
　　离間，誰的分量重一些呢？我們就是企圖喚醒你們，堅決跟美帝國主義离
　　開，跟偉大祖國靠攏，這樣難道不好嗎？我們無求于你們，只是希望你們
　　實行孫中山先生的愛國三民主義，然后逐步進到社會主義，如此而已。自
　　從美帝國主義占据台灣以來，形勢已經改變了。美帝國主義成了我們的共
　　同敵人。國民党已經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和你們還是敵對的，但這
　　种敵對，較之民族矛盾，已經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來總理即向你們
　　建議談和，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和談胜利妥洽成功，則我們兩党又可以化
　　敵為友。我們建議：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全体軍民同胞團結起來，采
　　取堅定而又靈活的政策，減少你們內部的摩擦，一致對付民族敵人。你們
　　的一位軍事發言人說：停火七天太短，沒有碼頭，全靠手搬，供應不了許
　　多東西。這是實情。為此，我們決定，再停七十天，從本日算起。期滿如
　　有必要，可以考慮延長。你們怕我們大舉進攻。那么，你們可以做一些事
　　情：多運糧，厚筑牆。你們中間又有人說：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這是共
　　產党的又一條詭計。告訴你們：确是如此，但非詭計。談判未舉行，和平
　　未實現，貴我之間戰爭狀態依然存在，當然只好談談打打，打打停停。但
　　是這里所說的談，不是華沙會議的談判，專指我們兩党之間的談判，內政
　　問題，不容外國干涉，華沙未便談此。華沙談的，是一個美國人走路的問
　　題。美國人同我們講生意，想以金、馬換台、澎，造出兩個中國來。他們
　　的夢多么甜蜜啊！停火，停火，再一個停火！我們不知道美國官員們究有
　　多少常識。看起來似乎不很多吧。說他們代表美國自己談這個問題吧，中
　　美之間并未開戰，無火可停，他們不能代表自己。說他們代表你們吧，也
　　是冒充。你們的領導人反對華沙談判，并且譏笑停火。你們沒有委托美國
　　人當代表。假如委托了，我們也不同意。為什么我們中國兩個政党不去直
　　接談判，要委托一個外國做代表呢？這种談判，我們感到羞恥，因此不可
　　以談。華沙談的，只能是一個中美關系問題，一万年也是如此。台灣的朋
　　友們，不可以尊美國為帝。請你們讀一讀魯仲連傳好吧。美國就像那個齊
　　□王。說到齊□王，風燭殘年，搖搖欲倒，他對魯衛小國還要那樣橫行霸
　　道。六朝人有言：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現在是向帝國主義造反的時候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 彭德怀
　　余以為，對文中所提若干人、事，如加以注釋，當有助理解。
　　※孫立人，曾任台灣國民党軍陸軍總司令兼保安司令，“總統府”參軍長。孫早年在美國學習軍事，系非黃埔軍校出身而升任高位者之一，二戰中因遠征緬甸有功而享有“東方隆梅爾” 之譽。1955年8月，被蔣介石以“陰謀叛亂罪”撤職，后遭軟禁。台灣盡人皆知，孫對蔣并無二心而被撤辦，“莫須有”罪名背后，反映了蔣對孫有美國背景的猜忌和不放心。
　　※胡适， 1938年至1942年間曾任國民党政府駐美國大使，1958年4月自美返台就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适支持的《自由中國》雜志，曾因刊登胡适等人文章，受到國民党報刊的猛烈抨擊。台“國防部總政治部”的“特种指示”稱其“企圖不良，別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党的歪曲論調”。長期以來，台灣內外有一种不登堂廟的說法：如若有一天，台灣通過民選而產生一位文人“總統”，美國最為看好的就是胡适。
　　※魯仲連， 戰國時齊國人。善謀划，常周游列國，排解糾紛。公元前258年，秦軍圍困趙國都城邯鄲，趙國派人向魏國求救，魏王畏懼秦國，遣使勸說趙王，欲尊秦王為帝，以求罷兵。魯仲連游說趙、魏兩國，不尊秦王為帝。秦軍無奈，隨之“卻軍五十里”。
　　※齊□王，戰國時齊國君，曾与秦昭王并稱東、西帝。攻打周圍小國。后各國聯合攻齊。 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攻破齊國都城臨淄，齊□王出走至莒，不久被楚將淖齒殺死，
　　※“去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役”，即指1957年“五·二四”事件。美國軍事法庭宣判無故槍殺國民党軍少校軍官劉自然的美國士兵雷諾無罪，引起台北數万人舉行反美示威，憤怒市民搗毀了美駐台“大使館”。
　　毛澤東此篇《再》文，原定10月13日停火一星期屆滿時發表的，然而，13日這一天北京各大報刊登出來的卻是毛澤東親筆起草的另外——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一篇不大合乎參謀業務教程但絕對堪稱大手筆的雄文：
　　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同志們：
　　　　金門炮擊，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并使金門軍
　　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兵不厭
　　詐，這不是詐。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
　　分得清清楚楚。我們這樣做，就全局說來，無損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
　　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馬一千万中國人，有益于全民族六億五千
　　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國人。有些共產党人可能暫時還不理解這個道理。怎
　　么打出這樣一個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們，過一會儿，你們會懂的。
　　呆在台灣和台灣海峽的美國人，必須滾回去。他們賴在這里是沒有理由的，
　　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馬的中國人中，愛國的多，賣國的少。因此
　　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數的中國人逐步覺悟過來，孤立少數賣習賊。
　　積以時日，成效自見。在台灣國民党沒有同我們舉行和平談判并且獲得合
　　理解決以前，內戰依然存在。台灣的發言人說：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
　　過是共產党的一條詭計。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詭計。你們不要和談，
　　打是免不了的。在你們采取現在這种頑固態度期間，我們是有自由權的，
　　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國人想在我國的內戰問題上插進一只手來，他們
　　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國人有什么資格談這個問題呢？請問他們代
　　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們代表美國人嗎？中美兩國沒有開戰，無火
　　可停。他們代表台灣人嗎？台灣當局沒有發給他們委任狀，國民党領袖根
　　本反對中美會談。美國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們不
　　要戰爭，歡迎和平。但是美國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
　　流，實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謂停火一說，豈非缺乏常識？台、澎、金、馬
　　整個地收复回來，完成祖國統一，這是我們六億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務。
　　這是中國內政，外人無權過問，聯合國也無權過問。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
　　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為期不會很遠。他們一定逃不掉的。他們想
　　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總是可以抓回來的。一句話，
　　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
　　切切此令！
　　毛澤東為何臨時改換主意，壓住已寫好了的《再告台灣同胞書》不發，而重寫改發了一篇國防部《命令》？
　　有一种說法：將遭到廢黜的孫立人將軍稱為“武賊”，毛澤東覺得仍需斟酌。
　　筆者以為此說也對。
　　但將兩文放在一起比較，毛澤東對《再》文寫法不甚滿意，恐是主因。《再》文針對台灣的歪曲誣蔑，回顧歷史，逐一評說，就事論理，循循開導，主旨清楚鮮明，態度誠懇真摯，文字上并無甚不妥。但如若更嚴格苛求地統觀全篇，話似講得稍嫌瑣碎了一些，意圖表達好像也直白有余而含蓄不夠，談問題的起始點是否也尚覺不很高？
　　很明顯，《命令》在揚棄上不滿足，追求更加有气魄和說服力的境界。
　　首先，我之方略，傾盤托出，彼之利害，一針見血；不談瑣事，不糾枝蔓，著眼大局，曉以大義。全文簡明雄渾，一气呵成，閱畢，給人站于顛峰而俯覽眾山，敞開心胸而延收天地的大度大勢之感。
　　其次，雖為“命令”，實為政論，以政論体來寫“命令”，十分少見，大概為古今第一人。而“命令”式的政論，也顯現出一言九鼎、斬釘截鐵的獨特魅力，讀來心魄震撼，痛快淋漓。
　　第三，既為《命令》，對象應該是部屬、下級，毛澤東顯然已經知道了“停火”給前線官兵造成的情緒波動，他要親自撰文講道理、做工作，以安軍心，以鼓斗志。然此篇《命令》，又以公開形式發表，可見還有宣傳目的，其中多處文字，看口气便知，話是講給台灣海峽對岸听的。一篇文章，二者兼顧，話中有話，弦外有音，當事者心知，局內人肚明，這大概正是此文构思的巧妙聰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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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告台灣同胞書》雖未發表，但同樣是毛澤東于炮擊金門期間親自撰寫的重要篇章，為我們深入了解毛澤東鋼一樣堅硬的意圖和呈動態狀的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參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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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態發展應了軍營里的一句常用語：計划赶不上變化快。毛澤東的“金門炮擊，再停兩星期”未能如愿實現，“暫停”剛剛延續了一個星期，形勢便要求他重作部署，恢复開炮。從軍事上看，打与不打是兩個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從政治上看，不過是兩种手段的交替使用而已，目標都是一個：對付可惡的美國人。
　　毛澤東中道而收回成命，事出有因。
　　將《國防部命令》拋出，第一個要听的就是蔣介石的反應。遺憾，老朋友的表現确實不夠好。14日，蔣介石接受澳大利亞記者華爾納采訪時說：“有一切理由相信，我們收复大陸的努力將會成功。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從沿海島嶼撤軍的問題。我們決心不撤退， 不姑息， 隨時准備以更大的武力來對付武力。”17日，他在接見《紐約時報》記者麥克雷戈時又說：“我們下定決心扼守沿海島嶼，如果我們在壓力下撤出這些島嶼，反攻大陸的希望將告幻滅。”蔣透過記者向美國表示不從金門撤退的意愿，可以理解，甚至應該鼓勵。然而他對毛澤東的和解姿態毫無善意回應，并仍在侈談“反攻”老調，頑劣態度又不能不令人气惱。對其冥頑死硬這一面，恐需怀柔与敲打兼施才行，二者短期內殊難偏廢。
　　美國的表現又有點“太好”了。其新聞發言人首先對中國軍隊的決定表示“歡迎”，然后，很有几分得意地宣稱，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強硬政策才帶來了台灣海峽地區的和平。并妄議：中國再次停止炮擊，將會變成“永久停火”。從華沙傳回的信息也說，美國談判代表又將“永久停火案”擺上了桌面，開出的條件還是美國將說服蔣介石從金、馬撤退或減少駐軍。看起來，美國此次是想充分利用中國方面的“停射兩周”，爭取在台海沖突三方中以調解人的姿態出現，占据主動位置，拿到最大的利益。
　　性急的美國人不光嘴上說，而且付諸行動。18日，美國宣布，國務卿杜勒斯將于21日赴台，与蔣介石會談。杜勒斯帶給蔣介石的見面禮是“將已駐在台灣的奈克——赫爾克里士地對空導彈營的全套裝備，交給蔣的軍隊使用，另有許多坦克和各种彈藥正在運往台灣的途中”。來自各方面的情報表明，杜氏此次台灣之行只有一個目的：以美國繼續維護台灣安全的明确保證，要求蔣在撤退金、馬或大幅減少金、馬駐軍方面作出承諾，為中共最終接受“永久停火”創造必要條件。美國認為，毛澤東已宣布停火，這將使蔣堅持不撤軍的固有立場更加困難，為說服蔣接納美國的建議提供了适當的時机。
　　美國此期間最大的失著是居然又百口莫辯地派出軍艦為國民党海軍護航。19日23時30分，美國海軍登陸艦“橡樹山”號在驅逐艦“麥克凱恩”號、“湯馬遜”號、“科格斯威爾” 號環衛下，駛達金門料羅灣6海里處与國民党運輸船隊會合，鬼鬼祟祟不知搞甚名堂， 于20日凌晨5時一道返台。此舉触犯了中方關于“美艦不得護航”的禁令，也違反了美方關于“美艦暫停護航”的諾言，理所當然引起了中方的极大憤怒。事后，駐台美軍發言人勒姆普金中校矢口否認美國海軍進行了護航，卻又邏輯混亂地承認确有1艘美國登陸艦擔任了接送台灣船隊的工作。 北京判斷，這次事件不應該是華盛頓的失控或某美軍指揮官的魯莽，鑒于軍事上全無護航必要，美國的故意越軌，顯系杜勒斯訪台前夕以此安撫一下蔣介石，捎帶試探解放軍的停止炮擊是否會變為永久。
　　美國人過于自信。行動之前怎么也不好好想一想，在政治、軍事、外交的高度敏感期，亂下賭注或不按規則出牌，難道不會引發難堪和不愉快的局面？
　　毛澤東已經獲得了恢复炮擊的充足理由，雖然原本他“停打兩星期”的愿望十分真誠。
　　始料不及，心想事不成；朝令夕改，万變不离宗。這就是1958。
　　10月20日下午3時， 毛澤東發布了親筆起草的第二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話是對自己人說的，卻是下給對方的一道戰表：
　　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同志們：
　　　　台灣當局從19日夜到20日晨在金門海域引進美軍護航，我軍停止炮擊
　　金門命令，宣布無效。我軍兩次停止炮擊，台灣當局毫無悔悟。他們堅持
　　頑固態度，拒不接受和談，加緊戰爭准備，高叫反攻大陸。現在，他們在
　　邀請杜勒斯到台灣策划進一步實施美蔣“條約”的前夕，竟然把美國軍艦
　　引來護航達五小時之久，這是公然違反我們暫停炮擊的條件。是可忍，孰
　　不可忍？因此，必須恢复炮擊，以示懲罰。
　　　　中國人的事絕不允許美國人插手，這是民族大義。執迷不悟的人究竟
　　是极少數。台灣當局迷途知返接受和平解決的時机，看來尚有所待，我們
　　繼續寄以希望。美國人賴在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不行的，美國人干涉中國內
　　政，是絕對不容許的，美國人利用台灣當局進行任何侵犯我國主權的勾當，
　　我們是絕對不承認的。台、澎、金、馬的愛國軍民應當覺悟過來，台、澎、
　　金、馬一定要回到祖國的怀抱。
　　毛澤東的個性，歷來言必行，行必果。遇大事，三思而后言！一旦話离了口，火箭也追不回。
　　《命令》向全世界播發1小時后，16時整，廈門前線解放軍32個炮兵營又5個海岸炮兵連422門各式火炮開始轟擊。 發炮時間經過精心擇定，据測算，此刻，肩負重任的國務卿專机已經升空，毛澤東就是要用火炮為興沖沖遠道而來的杜勒斯助興。美聯社記者海托華寫道：毛澤東突然間恢复炮擊“直接打了杜勒斯一記耳光，使他試圖進行一次‘穿越极地飛行’的計划亂了套”。
　　沉默了14天的金廈海域，就像是經過短暫喘歇的活火山，再度訇然噴發。此次炮擊規模， 較前几次集中大打略小，每炮平均發彈20發，共8800顆、130吨爆炸物拋洒金門。奇景再現：大、小金門爆光，密密麻麻一片星閃，此岸与彼岸的巨大轟鳴交響協奏，若干鼓噪動，似万馬長嘶，但見那火牆煙帳、紅海黑云、日黯霞昏，狂電疾風，惊天地而亂乾坤的圖景，迸射出雄闊磅礡的超自然偉力，那是億万人意志、信念和情感瞬間炸裂開來、釋放出的巨能。
　　匯總戰果，擊傷國民党軍“中”字號運輸艦3艘、大型貨船1艘、C－46運輸机1架， 毀敵炮陣地及觀察所10余處，雙打街碼頭物資堆放處大火燒了3小時。此乃毛澤東要老朋友為他的“嘴硬”所付的代价。
　　經過近半月的休整補充，國民党炮兵竟仍無上乘表現。廈門齊射之后70分鐘，金門才開始暈頭轉向地零亂還擊，打出不過上百發；新近運上金門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巨無霸” 8吋榴炮也首次參加進來打了十數發，威力雖大但准頭欠佳，我軍傷損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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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陽西墜，血色黃昏，大戰過去，哀鷗与浪花齊飛，沉寂共暮靄同降。百里炮陣地上，卻依然是處處歡聲，陣陣笑語。炮兵們高興，不光呼出了一肚濁悶之气，打了一個痛快解气的仗，還在于吸進了一口清新的風，打了一個明明白白的仗。停打以來，上級一級一級宣傳教育做工作，道理早已明了，但仍有一部分同志思想上總有點別別扭扭，認為就這么网開一面放老蔣一馬，實在太便宜了他。此役一打，所有的“想不通”都給拋到了九霄云外，連一個平時牢騷怪話最盛的山東籍戰士張寶泉也說：上級的意圖俺懂了，蔣介石好比頭倔驢，要想讓他上咱毛主席指明的道，得連哄帶打勤吃喝，軟的硬的甜的辣的各种著法全用上才行。
　　比喻并不十分妥恰，然而這就是戰士式的理解。戰場上，不理解的士兵照樣能打仗，而士兵理解了打仗的胜率一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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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燈時分，蔣介石接獲金門當日戰況詳報。雖然對毛澤東突然恢复炮擊也覺意外，但已全然沒有了“八·二三”那天的忐忑心悸。同毛澤東近兩個月的真打實練棍棒切磋，他對毛澤東的戰略底牌也算摸到了一二。毛的所作所為主要是沖著美國人去的，此次不會登陸金門，更遑論台灣了，他還愈漸明了地意會到，毛澤東實際上是要他守牢了金門的。總之，人在孤島，屁股底下“中國大總統”的寶座目前無虞，可以安坐。他瀏覽一遍“戰報”，鼻子里“嗯”了兩聲，隨手放在一旁。隨毛澤東怎樣打，金門不會有大事，今天損失些許人、炮、物，算不得什么。
　　胡司令長官請示，明天他是否應組織強有力的報复炮擊？侍從副官恭立詢問。
　　他擺擺手。明天即將与杜勒斯舉行會談，在杜氏面前，他擺出一副挨打受气而不是招是惹非的形象最好。本來，明天的會談困難重重，有了今天毛澤東這頓打，反而好談多了。他吩咐：告胡長官，不可盲動。
　　蔣“總統”洞悉毫末理解正确。今天這場炮擊，毛澤東的确意在告白老友，君不領情，話太出格，豈能不打。但勿介意，吾開炮，是罰你，亦是幫你哩。
　　10月20日就是如此，毛蔣聯抉上演了一出“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現代“苦肉計”，恭候那只已經東飛的“不祥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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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19日兩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羅馬參加教皇庇護十二世的葬禮。20日，事情辦完，他決定立即按計划東飛，到台灣与蔣介石會晤。
　　此刻，美國在羅馬唯一現成的、能立即起飛的飛机是一架空軍噴气式加油机。這种飛机在速度和性能方面是很出色的，但對旅客來說卻一點也談不上舒适，因為除了一對吊床和几個固定在黑糊糊；通風的机艙里的小座位以外，既無床舖、甚至也沒有寬大一些的椅子。杜勒斯沒有絲毫的躊躇，他一向惜時如金，不愿白白浪費大半天而等候飛來一架美國豪華專机。他順著狹窄的舷梯爬進机艙，隨便找個座位坐下，對飛行員說：孩子們，咱們走吧！
　　杜勒斯是美國歷史上權勢最大也是最為辛苦的國務卿，他常常親自飛到世界上出現麻煩的地區去處理問題，決不單純依靠信件、電報和照會。有人形容，他簡直就是一個每跑一圈后又拿著接力棒再跑，而不會把棒傳給別人的運動員。當然了，凡是他去過的地方，局勢往往更加惡化、复雜，麻煩的事情更為麻煩，他因此獲得了“不祥之鳥”的綽號。對于這一“美譽”，他完全不以為然，光榮自豪地說：我所從事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偉大的美國。許多年后，艾森豪威爾深情地回憶起杜勒斯，仍然沒有忘記1958年的那次困難飛行，他評价道：想一想吧，一位其生命期限僅余半年的71歲老人，在惡劣條件下飛過半個世界的艱難經歷，其對于國家的忠貞熱忱不能不令他的同事們惊訝和感動。
　　“一切為了美國”，這是杜勒斯孜孜奉獻的目標和狂熱工作的動力。他的信條是：可以有保證美國利益之后的敵國利益，不能有損害美國利益之后的盟國利益。
　　飛行途中，接到報告，毛澤東已于東半球的下午、西半球的凌晨突然而奇怪地恢复了炮擊。國務卿為此感到失望和懊喪，他甚至產生了取消此行的念頭，他始終不解的是：一向精明的毛澤東為何選擇不合時宜的時間增加蔣的外交談判籌碼？他認為，毛現在打炮，只會對自己的宿敵蔣介石更有利。
　　華盛頓時間凌晨5時30分， 杜勒斯決定讓座机在阿拉斯加臨時降落，一個電話找到了正在美國西海岸作競選旅行的艾森豪威爾，將總統從睡夢中喚醒，兩人就毛澤東恢复炮擊后的局勢商談了10分鐘。接下來，美國國務院和杜勒斯之間，國務院和艾森豪威爾之間，杜勒斯和先遣到達台北的助理國務卿羅伯遜之間，進行了多次長途電話商談，最后，艾森豪威爾指示杜勒斯應繼續飛往台北，“雖然會談時蔣的態度可能會趨向強硬，但眼前的局面也更加說明，關于那几個惹麻煩的小島确應有一勞永逸的符合美國利益的解決辦法。”
　　1小時后，杜勒斯重返天空。
　　机艙內單調的馬達嗡鳴和机艙外厚重的暗夜令隨行人員打盹瞌睡，勤奮敬業的國務卿卻了無困意，抖擻精神接著辦公，憑借昏暗的艙燈在小折疊桌上寫字。
　　起草的第一份文件是將以國務卿名義發表的聲明。他寫道：他此行是根据美國与台灣的共同防御條約前來“同蔣介石總統磋商，充分交換一下看法，希望通過重新研究，鞏固我們雙方互相信賴和信任的關系，而不是要達成任何新的協定”。他又寫道：由于中共“莫名其妙恢复炮擊”，此次台北會談“已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況下本來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圍和性質，美國希望正在進行中的炮擊將是短暫的”。后面這一段話，他是專門講給毛澤東听的。他始終認為，如果沒有炮擊，美國要蔣從金門撤退或減少駐軍肯定會容易一些，而這樣的結局客觀上應該對毛的中國有利。他希望毛對自己的輕率行為能夠后悔和反省。
　　起草的第二個文件是將向蔣進言的要點，他寫道：
　　　　1、 中華民國面對的危險，主要在政治方面（而非軍事方面）。全世
　　界都企盼和平。但現在所有人都有一种流傳廣遠的感覺，即不僅中共在危
　　害和平，中華民國也正需要非和平狀態，以便拖住美國作為重回大陸的唯
　　一方法。 2、韓國越南都已停戰，自由世界企盼中華民國在世界和平上有
　　所貢獻。 3、當前國際情勢對中華民國非常嚴厲，除韓國越南外，美國是
　　唯一勇于支持中華民國的國家。 4、甚至美國是否能如目前一樣長期維護
　　中華民國，也不無疑問。因此，中華民國需要一個新方向。
　　語義清晰，國務卿很少含糊其詞，他所謂的“中華民國新方向”是指台灣應該放棄以武力打回大陸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計划，致力予穩固台灣，謀求實現台灣海峽的和平。自然，蔣如果認同這樣的“新方向”，他就應該從金門等大陸沿海島嶼上撤出或大大壓縮駐軍，不使那些小島成為爆發沖突破坏和平的根源。
　　寫畢，疲憊已极的國務卿將頭斜靠在椅背上，身心漸漸進入問心無愧的平和境界，昏昏睡去。
　　据說，杜勒斯最反感人們把他描繪成戰亂的禍源，他以為這是對他缺乏了解或故意詆毀的緣故，他曾經厲聲反話一位記者：為什么要稱我為“不祥之鳥”？這不公平，我一直都在真誠地服務于世界和平事業，和平，是我為之奮斗的人生最崇高目標。
　　不必怀疑杜勒斯先生1958年跨洲飛行時對和平的真誠。 實際上， 自他起始，“維護中國分裂狀態下之和平狀態”便成了美國歷屆政府的國策。自他之后，“保持台灣海峽兩岸不統不戰”原則也為美國政治家們所遵循。杜勒斯先生确實是美國對華“和平政策”的開山祖。
　　曾有人根据台灣海峽局勢提出一個荒誕問題：如果某一天一小撮美國狂人在夏威夷島建立新國，并宣布只有該島國才能代表整個美國，此刻构成美國主体的那片大陸將作何反應，要戰爭還是要和平？我以為，此事涉及“杜氏和平理論”的适用性問題，最后答案，只能去請教已升入天國的國務卿的不朽魂靈了。
　　須臾，杜勒斯鼾聲大作，一覺睡到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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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時間21日9時20分， “行政院長”陳誠辦公室第二次給，陽明山“總統”官邸打來電話，報告陳院長的叨扰懇請：杜卿此次來台，事關台澎存廢党國安危，眼前一切工作，唯此為大。對杜氏其人，謬議可以婉拒，面子卻不能不給。總統也常常告誡職等，維護同美利堅之長遠友好，為外交第一要義。故冒昧再請，還盼總統勞動大駕即刻起程，親到机場迎候，以示中美親善，杜絕外界妄測，不与中共話柄……
　　蔣介石不耐煩地對侍從擺手：我早已說過了，不去！不去！他陳院長去怎么就是不給面子？同洋人辦交涉，不能未見面先自貶，你矮三分他就會高一丈的！
　　這之前， 杜勒斯曾有過4次降落台灣的經歷，每一次，蔣“總統”都笑容可掬地站在停机坪一側迎送，表達了對國務卿的尊敬与重視。而此次故意破“例”，拒絕親迎，當然再清楚不過地傳達了“總統”對國務卿最近關于金門前途講話的不滿，提醒國務卿到這里來應該謹言慎行。
　　“十里之國，君亦人尊。百邑之邦，相亦臣屬。小國之君不阿大國之相。”蔣“總統”銘記老祖宗的遺訓，嚴守著君主的至尊。況且，他從未把自己當作“小國之君”來看待，轄地雖僅余彈丸，但他曾經是一個偉大國度的領袖，現在也仍然自視為那個泱泱大國的“代表”。
　　當代中國，敢于梗著脖頸對美國人說“NO”的，毛澤東是一個，蔣介石也算一個。所不同的是：毛澤東在事關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的問題上，不惜抽出劍來与美國佬決斗；蔣介石則始終不敢放開抱牢了山姆大叔粗腿的那只手，唯當根本利益受到触犯時，他才會騰出另一手來輕重适度地在那粗腿上擰一把。即便如此，毛澤東對老朋友的膽量依然很賞識，他說過：宣傳上我們說蔣介石是賣國賊，但客觀看，蔣畢竟与歷史上的秦檜、吳三桂、慈禧太后還有不同嘛，只要他還有起碼的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我們都要團結、爭取。他同美國鬧獨立性，不論大鬧小鬧，都要支持。
　　10時08分，國務卿緩緩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場。他整理一下服飾，摩挲一下倦容，大步跨出艙門。向著歡呼、掌聲、鮮花和鏡頭揮動雙手。目光俯視，瞳仁飛快地來回唆尋，在一群并不陌生的台北高官面孔中，沒有發現那張寬額高顴瘦削峻傲的熟識的臉。他的嘴角微微抽動，面部表情晴轉多云。
　　發表簡短聲明的節目保留，原定5——8分鐘的答記者問取消。講完該說的話，杜勒斯不失大將風度地面帶笑容匆匆离去，他用很少与人們包括熟人寒喧交談握手問候的方式，表示了對蔣某人今天不到場故意冷淡的不快。
　　會談尚未開場，气氛已然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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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蔣杜見面，寒喧敘舊后，各怀心計、互相猜忌、時有交鋒、討价還价的會談正式開始。
　　“劇情”大致如下：
　　杜勒斯攤開美國的意見，直言金門島軍事上對台灣防備的無用，建議蔣果斷撤退在這個島嶼上的駐軍，并收起對大陸使用武力的幻想，造成兩岸事實上的停火和隔离，方是确保台灣安全的明智之舉。
　　蔣當即反駁，并對美國与中共在華沙的會談激烈抨擊說了一些措詞很尖銳的話。老先生不僅在撤軍和裁軍問題上不作承允，反而要求美國應提供更多的軍援。
　　杜勒斯豈肯無所得先付出，又拒絕就蔣關于給予更多武器的要求作出任何肯定的保證。
　　雙方言詞沖撞，蔣惱怒之极，站起來大聲說：在我活著的時候決不會撤軍！
　　話不投机半句多，當日不歡而散。
　　第二天，蔣搬出了“救星”毛澤東。他說：毛澤東現在正在炮擊，在此狀況下我們宣布撤退，等于示弱，助長共產陣營气焰。閣下以為如何？
　　杜勒斯一時沒了話講。美國是個极重臉面的國家，的确不能在毛澤東的炮火下退卻。于是杜氏同意了“在當前情況下，金門、馬祖与台灣、澎湖在防衛上有密切之關連”的提法，不再逼蔣撤軍。
　　辯論總算找到了共同點，會談气氛有所緩和。
　　美國《紐約郵報》曾困惑不解地說：“共產党人的沒腦筋的不妥協行動好像給蔣介石做了一件好事，使蔣在金門馬祖的海灘上得到美國的支持了。”殊不知毛澤東的“沒腦筋” 反映的恰是深思熟慮后的“大智若愚” ，毛澤東此次就是要大做“好事”，助蔣一臂之力，使之能頂住杜勒斯的壓力，長期駐守金馬。
　　杜勒斯畢竟久居廟堂老謀深算，非等閒之輩，他在“撤軍”的問題上放蔣一馬之后，便開始用典型的交易所語言索取回報，他說：我相信您一定也有能夠使美國總統感興趣和感到滿意的意見。
　　蔣亦知趣，知道不能一步不讓，不能使杜勒斯空手而返，最后一刻，心底一百個不情愿地應允了“將适當減少金、馬駐軍”和“不再以武力反攻大陸”。
　　杜勒斯抵台后第一次開怀大笑，他慷慨地奉送贊揚：總統閣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是美利堅忠實而親密的盟友，現在，我依然這么認為。
　　23日，蔣杜簽署聯合公報。對照中英兩种文字版本，認真閱讀，關鍵性的“不使用武力”一條含義上就存有差异。英文本的“not the use of force”，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中文本的表述則是“而非憑藉武力”：
　　　　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复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
　　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
　　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
　　東西方文字表述上故意造成的差异，已給雙方的大相徑庭的解釋權預留出足夠的空間。或者說，雙方的妥協僅僅是書面上的，實際的認知仍然相差十万八干里。
　　23日下午，杜勒斯眉開眼笑地飛走了。但在台北高層，仍無人能夠感覺到台美關系已經“多云轉晴”。最明确無誤的暗示是：杜勒斯离開時，蔣“總統”仍端著架子不到机場送行。還有，如此尊貴的客人在台活動三天，台灣所有報刊均不見一張蔣杜在一起的合影照。
　　1958年10月的蔣杜會談，是金廈炮戰中的一件各方關注的重要大事，會談結果對台灣走向和兩岸關系影響久遠，并促使毛澤東以滿意心情奇特方式結束了對金門的激烈炮擊和圍困封鎖。對于台美關系史上這重要的章節，台灣各种版本的史料文字竟從未詳盡披露過，許多大部頭著述即便提及、也是寥寥數言，几筆帶過，鮮少評价。台灣方面愈是大事不記諱莫如深，愈是證明了其對此次會談的過程和結局均不滿意，但又無法向世人明示，只能打碎了牙齒和血吞。嗚呼，蔣“總統”一生坎坷，命途多外，遷居孤島，可怜龍陷泥淖虎落平陽，依舊活得好難好累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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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杜聯合聲明，是杜勒斯在其生命和外交生涯即將走到盡頭時的又一“杰作”。回到美國不久，他被發現患了癌症，已到晚期。在華盛頓沃爾特·里德陸軍醫院痛苦掙扎了數月， 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与世長辭。他得到了國葬待遇，長眠于華盛頓國家公墓，冢前豎立上鐫“第一次大戰陸軍少校杜勒斯”的小石碑。
　　作為一位個性突出作風鮮明在美國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跡的國務卿，杜勒斯的生前死后歷來毀譽參半，但不管怎樣，他所發明或參与創作的“大規模報复戰略”、“戰爭邊緣戰略”、“和平演變戰略”，至今仍被許多美國政治家奉為圭臬；他的既扶蔣又抑蔣，讓台灣海峽長久維持現狀的基本构想，也依然引導華盛頓的思維在看不到光明的死胡同中徘徊。
　　杜勒斯死了，西方世界一片哀惋。在台灣，卻引起了十分复雜的情感。蔣“總統”除了按照禮儀常規發去表達悼念之意的唁電而外，就不再多說什么了。但是据說，老先生曾多次囑托赴美的外交官到杜卿的墓前代表他獻一束小花，默哀片刻。他也曾在私底下講過這樣的話：沒有杜勒斯，我們可能在台灣站不住腳跟，但有了杜勒斯，我們可能就再也回不去大陸了。
　　不必見怪，杜勒斯是美國政治家，而非台灣政治家。他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美國，而非為了台灣。
　　杜勒斯生前的名言是：我的身体和靈魂都屬于我偉大的祖國。
　　　　　　　　　　　　　　　　　 12
　　蔣杜拌嘴爭吵，金廈助興打炮，北京靜觀熱鬧。1958年10月25日，毛澤東拋出親筆撰寫的第四篇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台灣同胞書比
　　此篇《再》文，并非13日毛澤東寫好了不發的那一篇，而是另外一篇新作，標志了中共解決台灣問題全新思維方式的成熟和定型。此文既出，對金門的炮擊雖未中止，但歷時兩月、震惊全球、作為一樁歷史事件的“炮擊金門”便算降下了帳幕。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們：
　　　　我們完全明白，你們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甘心做美國人奴隸的只有
　　极少數。同胞們，中國人的事只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一時難于解決，
　　可以從長商議。美國的政治損客杜勒斯，愛管閒事，想從國共兩党的歷史
　　糾紛這件事情中間插進一只手來，命令中國人做這樣，做那樣，損害中國
　　人的利益，适合美國人的利益。就是說，第一步，孤立台灣；第二步，托
　　管台灣。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來。你們知道張作霖將軍是
　　怎樣死去的么？東北有一個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
　　帝國主義分子都沒有良心。美帝國主義者尤為凶惡，至少不下于治死張作
　　霖的日本人。同胞們，我勸你們當心一點儿。我勸你們不要過于依人篱下，
　　讓人家把一切權柄都拿了去。我們兩党間的事情很好辦。我已命令福建前
　　線，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机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只，使大金門、
　　小金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上的軍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應，包括糧食、
　　蔬菜、食油、燃料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你們長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
　　你們開口，我們可以供應。化敵為友，此其時矣。逢單日，你們的船只、
　　飛机不要來。逢單日我們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們不要來，以免受到可能
　　的損失。這樣，一個月中有半月可以運輸，供應可以無缺。你們有些人怀
　　疑，我們要瓦解你們軍民之間官兵之間的團結。同胞們，不，我們希望你
　　們加強團結，以便一致對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詭計，而是當前
　　具体情況下的正常產物。不打飛机場、碼頭、海灘、船只，仍以不引進美
　　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蔣、杜會談，你們吃了一點虧，
　　你們只有代表“自由中國”發言的權利了；再加上小部分華僑，還許你們
　　代表他們。美國人把你們封為一個小中國。10月23日，美國務院發表10月
　　16日杜勒斯預制的同英國一家廣播公司所派記者的談話，杜勒斯從台灣一
　　起飛，談話就發出來。他說，他看見了一個共產党人的中國，并且說，這
　　個國家确實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謝天謝地，我們這個國家，算
　　是被一位美國老爺看見了。這是一個大中國。美國人迫于形勢，改變了政
　　策，把你們當作一個“事實上存在的政治單位”，其實并非當作一個國家。
　　這种“事實上存在的政治單位”，在目前開始的第一個階段，美國人還是
　　需要的。這就是孤立台灣。第二個階段，就要托管台灣了。國民党朋友們，
　　難道你們還不感覺這种危險嗎？出路何在？請你們想一想吧。此次蔣杜會
　　談文告不過是個公報，沒有法律效力，要擺脫是容易的，就看你們有無決
　　心。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美國人
　　強迫制造兩個中國的位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
　　對不容許其實現的。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一切愛國者
　　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國主義者。當然，我們并不勸你們馬上同美國人
　　決裂，這樣想，是不現實的。我們只是希望你們不要屈服于美國人的壓力，
　　隨人俯仰，喪失主權，最后走到存身無地，被人丟到大海里去。我們這些
　　話是好心，非惡意，將來你們會慢慢理解的。
　　文章言簡意賅、通俗明白，然竊以為，如對几處稍作畫蛇添足的詮釋，可能更有助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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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于“托管台灣”
　　1943年12月1日， 蔣介石陸海空三軍大元帥完成了功在千秋万代利在自己后半生的大好事，這一天，他以世界領袖三巨頭之一的角色，同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簽署了庄嚴的《開羅宣言》，一致同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
　　1945年7月， 中、美、英、蘇又簽署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款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
　　按說，戰后台灣的國際法地位已經确定，重歸俺中國沒商量。
　　然而，強權世界出爾反爾的事情太多，主張美國應該食言的美國人永遠大有人在。
　　二戰之后，美國駐台北領事喬治·克爾、新聞處長卡度、陸軍情報組長摩根、美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特使魏德邁等人積极鼓吹：《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不是經慎重草擬的官式文書，無法律效力。台灣主權雖不屬日本了，但屬誰未定，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該島應交付盟軍（美軍）或聯合國托管。荒謬的悖論形成一股強勁的逆風，將美國政壇這艘巨輪刮得偏航搖擺。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也開始步入了一個繞不出來的怪圈。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它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杜魯門确鑿無誤地承認了台灣的主權屬于中國，說的何等好啊！ 然而，時隔僅半年，6月27日，杜魯門又發表聲明：“鑒于共產党軍隊占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并威脅到在該區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動的美國部隊，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防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杜魯門變封如此之快，僅僅因為兩天前爆發了与中國并不相干的韓戰。舊金山一家報紙刊出漫畫： 拳擊台上，身著“1950.6.27”號碼運動衣的杜魯門，一拳將身著“1950.1.5”號碼運動衣的杜魯門打倒在地，胜利者叫道：“哪個混蛋敢講台灣屬于中國！”漫畫有一個很長的題目：兩個水火不容的杜魯門，一個自相矛盾的政府政策。
　　事實上，在其政府政策中，從未公開、正式認可“托管台灣”論，又從未明确、干淨地剔除“托管台灣” 論，已成為自相矛盾的美國的一种狀態。例如，1951年9月將台灣海峽兩岸均排除在外的舊金山對日和會，美國一手導演了在《和約》中只寫明“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与要求”，卻蓄意“省略”了“日本將台、澎權利交還中國”的后一句話。又如，1954年12月美蔣簽署《共同防御條約》，杜勒斯提起筆來承認“中華民國”實際控制著台灣与澎湖，擱下筆卻又說“台灣与澎湖的主權一直沒有解決”。
　　理所當然，台海兩岸一貫同聲譴責“台灣無主”論和“托管台灣”論，不共戴天的毛先生和蔣先生因此而踩踏上了一塊可以并肩站立的階石。其實，茲事于蔣先生利害關系尤巨。美國的無稽謬論如成立，他的“中華民國”將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他不僅在法統上難返大陸，在法理上亦難留台灣矣。“死無葬身之地”，對于蔣氏小朝廷來說，從來就不是嚇唬小孩子的話。
　　毛澤東此次于《再》文中兩次提到“托管台灣”，完全是一番擊背警喝的好意，向老朋友提個醒：美國非要你撤出金門、馬祖干什么？你要注意哩！
　　毛澤東并沒有言過其實虛張聲勢，金廈炮戰的硝煙剛散，由眾多美國著名學者共同完成影響很大、頗能代表美國人心曲的“康隆報告”便告問世，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一中一台”方案：“台灣的地位并沒有被國際條約肯定過，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确實曾經答應過台灣應該屬于中國。台灣人民自己已經作過相當強烈的表示，愿意与大陸保持分离，假使各方同意，這一點是可以用公民投票來進行測驗的。”
　　据說，蔣“總統”閱畢該報告，气得連說“美國人不是東西，太霸道了”，并引發了連續几天的茶飯量驟減。
　　“托管台灣”，那是蔣“總統”在海島居住時一直揮之難去的一個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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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關于“最毒辣的手段”
　　聯系上下文，毛澤東用“張作霖”和“皇姑屯”作例，顯然，他所言美國可能會對蔣使出的“最毒辣的手段”，系指暗殺、行刺等等消滅肉体的行為。毛澤東的善意警告是否又是在故弄玄虛、制造緊張和离間敵營？回答：非也！此乃事出有因，有感而發。
　　1957年5月因劉自然事件而爆發的反美運動中， 美駐台北大使館被砸搶，丟失文件一批，其中，有兩份絕密電報，披露出了惊世駭俗的內幕。
　　第一份為1957年4月4日5時美駐台“大使”蘭金拍給國務卿的第508號電報，電報電頭OTP，電頭注有“急電”与“絕密”字樣：
　　　　4月2日你的1348號電報已經收到。
　　　　現在很難實現第一种辦法， 顯然你是喜歡第一种辦法的。 因為吉姆
　　（即蔣介石）周圍沒有我們可以完全相信的人，而且也沒法保證某些繼承
　　人在緊要關頭就不膽怯，而不把全部情況告訴吉姆。
　　　　問題之所以复雜化，是因為蔣經國還在繼續全部控制著特務人員。要
　　是我們著手實現第一种辦法他的特務會知道的。考慮到蔣經國的堅決果斷
　　性格，估計他會立即采取辦法而破坏我們的全部計謀。
　　　　因此我比較喜歡第三种辦法，雖說這一辦法的細節還應仔細地研究。
　　這一辦法的實行要取決于選擇适當的時机，必須防止別人的任何怀疑。總
　　之，我同意盡快地做出最后的決定。
　　第二份電報為4月9日發出， 收發報人、 絕密等級均与前報相同，電頭還加有“火速”字樣：
　　　　根据十分可靠的情報，由吉姆周圍的人們的情緒判定，你在1348號電
　　報中所提出的辦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据我看來，應該再進一步，就是說除了想法處置吉姆之外，也應該想
　　辦法去處置我上次報告中所提的那批人。因為這一批老人會嚴重妨害我們
　　的計划。我們在此從事特別任務的人員也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我們現在應當繼續“安播”軍官的工作，保證把可靠的人安插在陸軍
　　和空軍的重要的位置上。在海軍中已經作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這里的一些意見，我需要制定一系列具体辦法去實現你在1348號
　　電報中所發出的指示。
　　兩份電報，暴露出美駐台“大使館”正在根据華盛頓指令，精心策划踢開蔣介石的陰謀。印度《閃電周報》曾透露，美國擬定的搞掉蔣介石的辦法有三种，一种是制造政變，一种是制造“不幸事件”進行暗殺，另一种則未透露。确實，兩相對照，電報中所言，第一种辦法似指制造政變，第三种則似乎是在探討怎樣謀刺蔣介石。
　　美國作家斯蒂芬·安布羅斯在他的《艾森豪威爾傳》中也曾透露，1958年台海危机時，由于蔣介石堅決不從金門撤离，美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依提出擺脫這個僵局的辦法，他對艾森豪威爾說，他一直在考慮，是否沒有別人能接替蔣的位置。然而，艾森豪威爾不准備考慮暗殺”。可見，美國确有一批人主張除蔣，在台灣換上一個更听話和更便于操縱的代理人，未實行只因最高統帥的決心未下。
　　据說，毛澤東的衷告，蔣介石還是听進去了。他加強了防范，內部嚴令党政軍各級官員不得私自与美國人員接触、交往，違者，遠大前程錦繡仕途將斷送。在台灣，誰都知道，“通共”，是公開的罪名，“通美”，是不成文的罪名，前者送綠島（集中營所在地），后者丟烏紗。
　　据說，六十年代南朝鮮李承晚和南越吳庭艷被美國策動的政變翦除之后，蔣曾憂心忡忡對手下說：如果有一天，我不明不白死了，你們用不著勞師動眾去抓什么匪諜，事情十有八九是中央情報局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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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關于“蔣、杜會談，你們吃了一點虧”
　　一場豪賭下來，不必問結果，只須看賭客的气色顏面，便可知誰是贏家，誰是輸家了。
　　杜勒斯回到華盛頓，眉飛色舞，對守候在机場的記者們說：蔣先生同意放棄使用武力，是具有极重大意義的新的提法，我對此次旅行所取得的成果，由衷地感到滿意。
　　艾森豪威爾同杜勒斯親呢地擁抱撫背，這在以前國務卿執行外交使命回來是很少有的。艾氏在詳細听了會談情況匯報后，笑容滿面說：結果令我非常滿意，您終于使固執的蔣認識到了放棄武力進攻大陸既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利益。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遠東小組主席薩布勞基甚至提議，應該為這份艱難誕生來之不易的“公報”干上一小杯，他高聲朗讀了“公報”的重要片斷，說：簡直精彩！我尤其對第六點特感興趣，該點表明，蔣已向我們屈從，將賴和平手段而不是使用武力達到返回大陸的愿望。如此他應向我們再行保證，中華民國將不采取可能使我們卷入戰爭的軍事行動。
　　美國輿論界則對杜勒斯在會談中所采取的施壓手腕津津樂道，許多評論的標題干脆就是“杜勒斯贏了”、“蔣終于被美國的頸圈控制了”。
　　与美國的興高采烈相反，台灣气氛低迷，情緒灰黯，社會各界一片憂怨疑懼之聲，無論官方民間，竟然听不到有誰為“公報”道一聲“好”，媒体言論的基調是：
　　“我們的命運應由我們自己創造，不能听由外人的安排。國人要時時提防，在國際陰霾下，被他人所犧牲。”
　　“對于那些欲把中華民國安置在一個無期徒刑的監獄里，而自為監獄官的國家，我們怎能沒有警惕性呢。”
　　“我們的行動必須出諸我們自己的選擇決定，而不是被牽著鼻子走，尤其是金門馬祖的事。”
　　“主權尚屬我的時候，我們對于將來一切將受控制于人的做法，無論是物質的或精神的，都不要有所承諾。”
　　“怎樣對付外人的威脅利誘呢？決不能讓步，稍做讓步，今后的處境勢將更困難。”
　　据說，蔣“總統”面對美國的得意忘形和國人的沉悶沮喪，當時便對違心同意了將“非憑藉武力”寫進“公報”很是后悔，也感到過于爽快、輕率遷就了杜勒斯，致使“公報”文本的措詞与他會談講話的原意出入甚大，幸虧在中英文的表述上多長了一個心眼，給自己的解脫留出了一扇小門。他吩咐：人民現在對我們有誤解，思想上不清楚，大家都要站出來講話，不要讓美國人將解釋權全拿了去！
　　台灣駐美“大使”葉公超站出來說話了，他說：應該澄清若干誤解，關于“非憑藉武力”，“公報”的意思是強調政治基礎在反攻大陸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強調“不使用武力”。他又說：沒有一個國家既保存軍隊，而又放棄使用武力的。說中華民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使用武力的解釋与“公報”上下文的含義完全不符，事實上，“公報”絕未妨礙“中華民國”在行使其固有的自衛權力或在大陸上發生大規模起義時使用武力。
　　如此說來，盡管有了“公報”，但“中華民國”在某些情況下仍可對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當然，對“某些情況下”的解釋權又全在台灣。那么，這一紙“公報”還有什么約束力，還有多少實際意義呢？葉公超話音剛落，西方輿論，尤其美國一片嘩然，有些報刊甚至把“騙子”、“奸商”、“滑頭”、“無賴”這樣一些最尖刻的字眼加諸蔣介石的頭上。
　　面對記者尖銳的詰問，杜勒斯一臉慍色，語調陰沉，他似乎是相當不耐煩地說：無論“中華民國”作什么樣的保留，實際上他們用武力來取胜大陸的希望是不大的。在台灣，蔣總統已經明确向我表示了不會對大陸使用武力。我認為，他如果想在某种情況下重新獲得這項權力，那么，他必須事先得到美國的同意。
　　蔣“總統”聞知此言，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一巴掌拍得桌面山響：“娘希匹，豈有此理！”他指示：要堅決地予以駁斥、澄清！
　　這次輪到“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挺身而出了。他發表講話：雖有“公報”，我“中華民國”仍有權對中共使用武力，以協助大陸人民革命。而我如對中共使用武力時，大概是沒有時間去同美國商量的。
　　香港一家親台報紙無可奈何評說：“听說雙方一致了，聯合公報也簽了字，而仍在繼續爭執，互打耳光，華盛頓、台北間的這般打鬧劇，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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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毛澤東并沒有制造美蔣間的矛盾，但他的縱橫捭闔談打行止，無疑使美蔣間固有的矛盾凸顯和加劇。當結果与預期基本上吻合時，毛澤東決定拉那個正在外交泥淖中扑騰掙扎的老朋友一把了。《再》文，可以視為是拋向老朋友的用真誠和善意的橄欖枝編織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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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毛澤東將那份于吵鬧聲中艱難面世的蔣杜會談“公報”連讀數遍，用紅筆在“非憑藉武力”處划上橫杠，吩咐道：告各位常委，研究一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主談。夾在他右手食指与中指問清縷發急的香煙，由長變短，又由短換長。隨著火蒂不間斷地明滅閃爍，兩個時辰下來，灰缸中的殘煙砌了牆。這是他的習慣，凡遇好題目，他都會一根接一根地吸煙，為思維和情緒助燃。
　　有人形容，炮打金門，与其說是毛澤東書就的一篇文章，勿宁說更像他從事了一次化學實驗。寫文章從起筆就需有完整縝密的腹稿，而化學實驗是很難預設結果的，唯有通過投入各种試驗材料，方能得知實驗客体究竟會發生何种變化及反應。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毛澤東一次次將打与拉、打与談、懲罰与規勸、明訓与暗助，有節制的猛轟与有條件的停火，有意識的分化与有誠意的爭取交替使用，結果他看清了美蔣同中有异的利益心態，看到了對手殊難調和的沖突矛盾。他并末預卜敵營將發生何种變化及反應，但他顯然樂見敵營所發生的這种變化及反應。
　　毛澤東的發言是從批評開頭的，因為“我們有些同志還沒有看到敵人內部正在發生變化”。他批評的對象是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題為《咎由自取》的社論，該社論用較多篇幅強調了美蔣相互勾結的一面，認為蔣、杜會談是在唱“雙簧戲”。毛澤東說：社論的觀點不符合事實，書生气足了一點，對中央的方針理解片面，不适當地強調了美蔣的共同性、一致性。而實際的情況是，這次杜勒斯跑到台灣去，是要蔣介石從金、馬撤兵，以換取我承諾不解放台灣，讓美國把台灣掌握在自己手中。蔣介石不答應，反要美國承擔“共同防御金、馬”的義務。兩人吵了起來，結果各說各的，不歡而散，這完全不是什么唱“雙簧戲”。毛澤東的批評，意見尖銳而語調和緩，意在告誡同志們：只有客觀求實地分析形勢、判斷敵情，才會有正确适行的運籌韜略、降敵之術。
　　毛澤東吸煙。白色煙團一圈又一圈升騰。他的思緒也在向著寬廣深邃的空間擴張而去。解放台灣統——祖國，恐怕是中華民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方能實現的愿望，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現在炮擊金門的目的已算達成，可以為它畫上句號了。當然了，這個“句號”不過是—次歷史事件的結束；而決不是一樁歷史使命的終結。因此，這個“句號”應該具備如此的功能：既要叫沸騰的海峽暫時冷卻下來，又要叫分裂的海峽繼續潮起潮落。毛澤東長篇宏論，侃侃而談：
　　“美蔣關系存在著矛盾。美國人力圖把台灣變成附庸國甚至托管地，蔣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這就發生矛盾。蔣介石和他的儿子蔣經國還有反美積极性，美國逼急了，他們還是要反抗的。過去蔣大罵胡适，罷黜孫立人，就是例證，因為這些人搗亂的靠山是美國人。”
　　“現在這個時候，台灣是要胡适、陳誠，還是要蔣介石？如果選擇，我看還是選蔣介石。陳誠、胡适跟美國聯系得比較多，當然還是蔣介石好。”
　　“國際上，聯合國假如通過要我們去，有他蔣介石我們就不去。國際性的運動會也一樣，有他我們就不去。至于台灣的什么‘總統’，還是他蔣介石好。他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進行改革，繼續稿特務、反共，盡他去反。只要你台灣這個葫蘆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國的腰上。”
　　“蔣對美國有疑心，防一手。美國在台灣的駐軍，蔣介石只同意美國派出團一級單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師一級單位的兵力，我炮打金門開始后，蔣介石只同意美國增加海軍陸戰隊3000人，而且限制只能駐在台南。蔣介石依靠美，也防美反美，我們應該看到他的兩面性。歷史上不管中國外國，凡是不應該全盤否定的事情，要做恰當的估价。”
　　“我前几天說過，我們同蔣介石有一些共同點。這次蔣介石同杜勒斯吵了一頓，說明我們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聯蔣抗美。我們暫不解放台灣，可以使蔣介石放心同美國人鬧獨立性。我們不登陸金門，但又不答應美國人的所謂‘停火’，這更可以使美蔣吵起架來。過去一個多月中我們的方針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現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則可以更寬一些，以利于支持蔣介石抗美。”
　　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和首席軍師：理解毛的思想意圖一貫准确，并擅于在框架內補充發揮。 他繼而發言， 對毛澤東意見表示贊同，并提出：“斷”和“打”是相互關連的，目標一致，既然“斷”要放寬些，那么是否考慮“打”也可放松。要助蔣抗美，索性做得大度開明一些，可能效果更好。
　　周恩來的意見反過來又啟發了毛澤東，几天來在腦海中徘徊的朦朧想法驟然變得清晰，一個大膽奇特閃現智慧堪稱絕唱的主意就這么成熟誕生了，他接著周恩來的話尾說：你說得對，我們干脆宣布，只有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而且單日只打碼頭、机場，不打島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鬧，甚至連小打也不一定打。從軍爭上看，這好像是在開玩笑，中外戰爭史上從來沒有這种打法嘛，但我們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這樣打。
　　常委們你一言我一語議論熱烈，都說“單打雙不打”看似不合常識，仔細一想，還真就是這個主意好。我們的許多政治意圖政策宣示都包括在這個打法上面了，与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方針是一致的，無弊有益，利在長遠，完全同意、擁護。會議臨近結束，劉少奇和鄧小平提出，實行這樣一項重大的政治、軍事行動模式，是否應發表一個聲明，正式宣布雙日不打、單日打？
　　毛澤東思索片刻，將手中最后一枝殘煙撳滅，說：恐怕有這個必要。
　　關于聲明的名義、主旨、內容，毛澤東沒有具体再講。常委們也不再深議，他們知道，這通常表明，此篇文章，毛澤東將親自擔任撰稿人。
　　不錯，毛澤東在接連發表了几篇手筆之后，似仍感肺腑未盡，余言多多，還想同老朋友再聊上一聊，希望老朋友對那古怪而似滑稽的軍事部署能夠認真咀嚼，從中讀懂他的一番苦心孤詣和衷腸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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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人生軌跡歷史上曾有過四次交叉：
　　第一次， 1924年！月2日，中國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39號席上，坐著湖南代表毛澤東，他端庄持重，剛剛過了“而立”之年。蔣介石也坐在會場里，但他并非正式代表，只是列席會議，滿臉沮喪的表情，顯得心灰意冷。毛澤東作為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發言，初向世人顯示他不俗的才能。蔣介石坐在列席位子上側耳恭听；此時他決然沒有想到，同一個禮堂頂棚之下的這個湖南腔濃重的青年，竟是他畢生的政治對手。
　　第二次，1926年1月4日，還是廣州，國民党“二全”大會召開。這一回，蔣介石今非昔比，作為“東征英雄”，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向大會做軍事情況的報告，心气熾盛地宣布：“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毛澤東也做了《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的報告。這是毛蔣首次站在同一個講壇上演講。當然，人們目光和注意力全聚焦在軍事新星蔣介石身上。喜气洋洋虛榮滿足的蔣某人似乎也全然沒有預感到那個姓毛的書生會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有什么了不得的前途。
　　第三次， 1926年5月15日，戒備森嚴的氛圍中，國民党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剛剛于“三·二○”中山艦事件中打擊了共產党的蔣介石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并取代汪精衛主持了大會，這意味著他已集党、政、軍權于一身，成為國民党的實際領袖了。而毛澤東則坐在下邊一個很不顯眼的角落，不被人們所注意。躊躇滿志的蔣忙不迭地同顯赫的政要們接耳笑談著，大概已淡忘了那位湖南青年的存在。
　　第四次，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与蔣介石舉行談判。闊別了整整二十載的毛、蔣再度握手，兩人強作歡顏，互用疑問的目光尋覓著對方的變化。他們又肩并肩地站好，接受鎂光照相机的拍照，絕對珍貴的歷史瞬間被永恒凝固。于是，我們從決定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兩位關鍵性人物唯一的合影相上看到，毛表情嚴肅，兩臂有些拘謹地下垂著，而蔣的兩手卻松弛地背在身后，嘴角抿出了自信的微笑。此刻的蔣，對和談了無誠心，正沉浸在“及至部署完成，三月可解決匪党匪軍問題”的夢幻之中。他肯定很難相信，三年之后，正是身旁這位与他個頭几乎一般高挑的中年人，把他赶到了海隅孤島。
　　青年与中年的毛、蔣四次見面，記錄了國共曾經兩度合作的歷史。國共會否捐棄前嫌第三次合作？長期以來，既是各界評論的話題，也是人們殷殷的期望。老年的毛澤東對此從未下過結論。但，我們從五十年代他對老朋友說的那許多掏心話語，大致可以判斷，如果園共能夠再度攜手以促進國家統一，他是准備著第五次向老朋友伸出手去的。
　　遺憾，兩位老朋友的直接交往，在重慶便打上了永久的休止符，他們最終也未能實現划時代的第五次握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毛澤東于五十年代所闡發的那些閃爍著睿智之光的思想， 在八十年代被另外一位世紀老人繼承發展成一個叫作“一國兩制”的构想。雖然這构想在台灣海峽兩岸尚未開花結果，但畢竟在深谷溝壑間舖架起了可以你來我往的橋梁，而香港的回歸更使它由理念的藍圖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象。是否可說，在中國統一的征途上，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已經過去，地平線正隱隱萌動著希望的曙色？
　　當年，毛澤東從重慶返回延安，在場家岭的窯洞前，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說道：“蔣介石說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再出個太陽給他看看！”
　　歷經血火的打拼，毛澤東如愿以償，在古老的國度升起了一輪新日。但是，原來那個過于熾烈火辣几乎把神州烤灼成焦土的太陽卻并未隕落，它只是黯然失色地讓出了穹蒼的主要位置，躲在了天涯的一角。
　　從同樣不能允許“天有二日”，到爭取那一個不曾濺落的殘陽与這一個冉冉升騰的旭日共處于湛藍藍的同一頂天空，毛澤東和他同事們的思維突破了傳統的窠臼，超越了五千年時空，跳躍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峰巔。
　　毛澤東戰胜蔣介石的原因成百上千，而其胸怀比對手寬廣、大度、兼收、包容，應該算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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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毛澤東晨起，洗漱，早膳畢來到書房，當日的《人民日報》已經擺在了案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台灣同胞書》標題通欄，赫然醒目。
　　毛澤東將文章又讀一遍，面露微笑。他吩咐秘書，將梅蘭芳的唱片找來，欣賞一段。
　　音樂響起，旋律优美，婉轉繞梁。毛澤東的手指在沙發扶手上輕輕敲擊著節拍，小聲跟著哼唱。他是個京戲迷，听戲，是一种調節松弛腦筋的休息，也是寫了滿意的文章之后愉悅舒暢心情的表達方式。
　　毛澤東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詩詞成就堪稱當代第一大家，連反對他的人都不能不為之歎服。其實，他政論文章的輝煌毫不遜色于詩詞，1958年的几篇“文告”便是其中的佳作代表。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曾發表《評國防部文告的風格》一文，認為：“一般政府文告的特點是態度嚴肅，語气庄重。國防部几個文告不僅做到了這一點，同時進一步吸取了散文中生動、活潑的筆調。一方面庄重嚴肅，气勢磅礡， 另一方面， 娓娓而談，又讓听話的人感到親切。”還有人把1958年這几篇“文告”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諸葛亮的《前出師表》、韓愈的《論佛骨表》、丘遲的《与陳伯之書》等并提，說“文告”無論思想文采，結构謀篇，在中國政論散文史上都具有“承繼傳統， 昭啟來者” 的地位。如此比較是否妥恰容再議，但“文告”所闡發的新鮮觀念，以及用辛辣、無拘、恢諧來表達重大、嚴肅主題的筆法，确是可以傳世。
　　曲罷，毛澤東同秘書們談話。秘書說：昨天的“文告”若叫中宣部、外交部或報社編輯來寫，恐怕不是這么個寫法。毛澤東听了仰天大笑，道：寫文章要善于抓動向。美國人想從金、馬脫身，杜勒斯几次講話就顯露了這個動向，還有美、蔣矛盾有時很尖銳的動向，《人民日報》都沒有抓住，編輯部也不大會寫文章。一說到應該如何寫文章，毛澤東精神大振，興致勃勃，抒發心得，交流体會：
　　　　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開頭就提出來，也可以說是破題。
　　“文告”一開頭就提出台澎金馬絕大多數人愛國，中國人的事只能由中國
　　人自己解決。這個思想貫穿全篇。整個“文告”，從表面上看，似乎寫得
　　很拉雜，不連貫，但重在有內在聯系，全篇抓住這個問題不放，中間雖有
　　穿插，但始終貫徹這個中心思想。《紅樓夢》中描寫劉姥姥進大觀園就是
　　這樣寫的。
　　　　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說“沿海島嶼”，而說“大金門、小金
　　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不僅說“供應”，而且具体說“包括糧食、
　　蔬菜、食油、燃料和軍事裝備在內”，這就形象地給人深刻印象。現在許
　　多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動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文章要有中國气派、中國風格。兩篇告台灣同胞書的文体就是這樣。
　　中國文字有自己獨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樣嚴格要求有主詞、謂
　　語、賓詞。其實西洋人說話，也經常省去主詞或賓詞的。我們有些文章洋
　　腔洋調，中國人寫文章沒有中國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這可能是看
　　慣了翻譯過來的西方文章。其實翻譯也有各种譯法，嚴复的譯文就是中國
　　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譯文完全是意譯，都和現在的白話文譯文大不相同嘛
　　……
　　毛澤東一生筆不离手，撰文無數，但他很少對自己的文章發表議論，這次是個例外，證明他對自己近日的作品頗感滿意。當然，一場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圖發生、發展、結束的戰事，更是人生的得意之作。
　　屋內雄論滔滔，窗外秋日融融，藍天高遠，白云淡淡，輕風亂拂，万木綠得深沉、凝重。几只花喜鵲在枝頭跳躍，唧唧喳喳歡叫個不停。
　　工作人員欲出門，將那鳥儿驅散，免得打攪主席思考工作。
　　毛澤東擺擺手：隨它們去。喜鵲當頭叫，那是大吉大利的好兆頭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