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詞I

廖宏霖

 

    我在東華大學認識林達陽。那一年是我預計留在花蓮的最後一年、最後一個秋天，所有的事物都醞釀著某種離去的心情；也是同一年，林達陽來到花蓮，落腳東華，展開他在創英所的第一年，甚至還創立英美系的第一支男排隊，所有的事物對他來說也許都像遭遇到任何一個全新而陌生的字詞，等待釋義，且充滿某種述說的潛勢與空間。這本詩集的大部分詩作完成於那樣一個時期，我彷彿可以理解的那樣一種時期──遠離家也遠離台北，帶著某種告別過往的決心，來到一個陌生地，最重要的是在花蓮，在東華，那個日出的方向，中央山脈的另一邊，某種島之外的實存之境，以全然的邊緣姿態，背向所有中心點的那樣一種「遠方」。

 

    林達陽在東華的那幾年，總與我保持著某種微妙的距離，彼此其實並不常涉入對方的現實生活，無意也無力涉入，更多時候是在MSN中插科打諢，談論一些「有點好笑卻又有點感傷」的事，譬如「長大」、「青春」、「論文」或是「XX」（不要問，很恐怖。）這些事。相關的主題條目還可以繼續延伸，不過最後好像都會連結到「寫詩」這件事。「寫詩」彷彿成為我輩得以在人群中辨識彼此的印記，也許從未到達什麼樣「相濡以沫」的境界，不過對於寫詩這樣一種神祕經驗的「共享」，所有關於詩的私人經驗都成為無庸宣說的秘密。

 

    印象中有一寂冷深夜，不知何故，也許就是某種鬱悶的情緒使然，我們兩人相約從志學街的小七出發，兩台略顯莫名孤單的125機車，一前一後決意往七星潭尋找一處「白色的沙灘」。深夜的台九線像一條沉默的河流，路燈近近遠遠地燃著冷冽的空氣，彷彿活物，漂浮在水面前後。於是路面上下交相映射著不同色澤的昏黃光影，像點燃一根菸般地，我們是眾多微細火星中的兩顆，朝著路的盡頭燃去。途中經過沉睡的花蓮市區、太平洋的邊緣、無路燈的台198線、幾座看似廢棄的民宅平房，以及一片眾神皆噤聲的公墓。「白色的沙灘」最終當然被證實是一處「烏何有之鄉」，不過東海岸淘洗鵝卵石的獨特浪潮聲依舊令人著迷，細語紛然好像一千萬個天使在耳邊述說神諭，而為了釐清每一種不同的聲音，誰都不禁凝神諦聽。也許就是在這種「凝聽」之中，有某些時刻我以為我是自己一個人來到這裡或那裡，但其實不是，如果不是某種安心感，知道有某些相似的人信仰著相似的祕密鍛鍊著相似的力量，那樣一種不待言說的默契形成了某種類似勇氣的東西，那麼我終將無以為繼。那個夜晚直到更之後的黎明，我們面對著海交換許多言不及義的話語，不過，後來怎麼努力想卻都只記得起自己說過的故事、思索過的想法，好像一切只是對著鏡子自言自語。夜涼如鏡，被記住的無非是一種切乎自身、近似於誠實的面貌。而我始終認為誠實是詩的起點。

 

    如果詩的確源自對於自身的誠實，那麼寫詩無論如何就成為了某種自白書，甚至懺悔錄，而出詩集正像是向世人召告自己所有的犯行，揭露自己原來曾在暗地裡揣想過那麼多難以啟齒、無法落實的腦內風景。面對語言的負罪感，在詩中也常常最為強烈，因為詩要求著高度的誠實，然而人們卻總是在該誠實的時候說謊，該說謊的時候，繼續說謊。詩於是必須超越這種對於語言無可避免的罪惡感，亂倫或是殺人都是被允許的事件，連說謊本身也是。無有語言之道德律令之處，是詩初次發生的地方，或許也正是林達陽在茲念茲的那個「遠方」。

 

    第一次達陽將寫好還未發表的詩以MSN傳來給我看，要我給他一些意見，而我按下「接受」的那一刻，好像就注定成為了整件犯行的某種共謀。身為共犯的我似乎在此刻也因此必須現身說法，談談詩做為某種犯人的自白，究竟如何真正逃離了語言與自我的牢籠，越渡到了所謂的「遠方」。然而這並非某種陪審團式的檢驗與心證，也許應該說像是一個旁觀者的證詞，或者，更像是小時候為了掩護各自的罪行，而幫一同做壞事的玩伴所說的那樣一種很容易被看穿也很容易被原諒的謊言。

 

    我記得我們曾經討論過關於這本詩集中的「引文」，這些引文包括了事件與文本，甚至廣泛而言，還包括了針對另一種文體的改寫與變作。諸如藤村操的遺書，其他詩人的詩句、歌詞、小說的段落、電影的對白、暢銷書、廣告語以及六合詩的仿作。如何有效地處理這些段落與文字，擺放在恰當適合的地方，如何轉化原本文類與事件的脈絡形成詩的脈絡以及自身生命經驗的脈絡，這些似乎都是當時爭論的焦點。然而我無意一一羅列出那些段落，並指出所有思索的痕跡。不過，這些引文的確形成了詩作的某種「入口」，而缺乏入口與切近點的詩常常形成一幽閉自我的語言空間，讓人難以擁有轉圜與喘氣的餘地。因此也許就是由於這樣的一種入口，意外地拓展出詩在各個意義上的層次，提供了某種理解與溝通的可能，讓晦澀的詩即便如同蜿蜒曲折的迷宮令人費解，依舊能夠找到入口或是回返入口，出發或是再次出發。而這一系列的詩在提供入口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也向自身開啟了某種「出口」，在「文本─詩─生命」三者之間創造出一種異質的語言經驗，相互地溢出與填補。班雅明曾經就以「寫出一部徹頭徹尾由引文組成的著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認為引文就像是路旁的強盜，總能夠發起不期然且有效的襲擊。對林達陽而言，這種游擊式的書寫策略，在面對世界如同面對一個不知名且強大的敵人時，也許是一種不得不的戰略姿態，所以他說：

 

我也曾因背誦經典而得來一把刀

得以自己描述顏色與圖形，以一種

表演形式去吸引另一種，關於神

多數時候我不打算了解太多

我耍賴：「信仰其實也不過就是……」

 

    更或者就是這把刀鑿出了關於遠方的種種想望，而入口和出口在此時同樣都成為了某種「缺口」。相對於一種完整、美滿而封閉的實存狀態，這些被挪用、擴張的意義在移動、轉化的動態過程中，時時刻刻透露著等待被填補的空虛。詩作與生命因為承載了太多的意義可能性，所以無法固著停止在某種唯一的說法與位置，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處所安頓下來，語言在此時並非僅是一種安居的形象，而是一列行駛在生命各種質地的列車，不知道會開往何方，充滿著猶疑與不安的情緒：

 

不完美的輪子繼續滾動，在途中

我仍相信霧就要消散了即使

遲遲沒有，黃昏從不同的方向慢慢

穿過我，放棄了我，留下更深的黑夜

在前方漸漸凹陷如一人影

穿過霧一樣的黃昏搭上六點的車

滿懷歉疚，不知要往哪裡去

 

    但為了保持生命中的某種彈性與動力，或是說，某種「繼續述說並好好活下來」的能力，於是總必須把抽象、無形的東西向更抽象、無形的東西靠近。那彷彿是對於不可知的遠方最大的忠誠與背叛，如同德勒茲所謂：「最大的力總來自外邊。」，外邊的經驗與思維牽引著某種雙重否定的驅力，於是「遠方」的意象既非未來，也非過去，不是指涉時間，更無關乎距離，無在無不在，非愛非恨，非此亦非彼。遠方如同那樣一種外邊，從不輕易揭露它的本質，惟有透過無限地向後退隱，保持一種從不補完的缺口，永遠需索著詩的發生。遠方與外邊於是成為某種「虛空」，以黑洞般強大無法估量的渦力，將所有物物事事拋擲旋壓，透過一次次失速的離心力，讓所有的中心成為空虛，而邊緣成為一道道美麗的弧線，這種語言的瞬間真空狀態便是詩，也是遠方和外邊在語言此在中所遺留下的種種痕跡。而在這種真空狀態裡，誠實與否或說是某種關於語言道德律令的各種界線均消弭在自我的自白之中，一個藏匿的主體呼之欲出，同時也揭示了「想像」做為某種越渡的可能性：

 

如今我才明白遠方只是一個未知的

空桶子，不聲不響的空桶子

我始終躲在裡面，因嘗試獨自

打亮想像的火光，而發出聲響

 

    最終，這個藏匿的主體與虛空遠方的形象合而為一，就像是莫泊桑所謂「在城市中唯一看不見艾菲爾鐵塔的地方正是鐵塔所在處」暗示的那樣，意欲逃離自我及語言的牢籠，越渡遠方的同時，也必將回歸自我及語言自身，而對於兩者的毀棄正發生在對於兩者不間斷的持存、想像、自白、述說與懺悔之際。一切深刻寫實如同一封封手寫的「寄往遠方的道歉信」。

 

    這本詩集寫於達陽在花蓮最初也是最後的那幾年，好的事跟壞的事必然一併發生如硬幣的兩面，我常覺得某些時刻與某些人某些話語或是文字的相遇，總使得事件之硬幣被某雙溫柔而無形的手再次擲起，正面和反面的具象都成為一種完滿而立體的隱喻，用旋轉的殘影去連接下一個旋轉的殘影，在幻象靜止之前與之後，啟動或終結美好的可能與可能的不美好。生命中的凡此種種，總難以具體記述，更多時候只留下這樣一種抽象的口吻，綴連成文，也許成詩，不成詩的更多，當然也更真實。而更真實的東西被永恆留置在外邊，一個總處於消逝中的退隱點，達陽因而以詩為記，同時也記所不（得）記的「遠方」。而我以此文做為某種證詞，見證一場關於自我放逐與回歸的犯行。

《誤點的紙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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