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拍攝的商業電影「毀滅」（Der Untergang），描寫希特勒在柏林指揮所的最後十二天，第一週上映達到七十萬票房。如時代週報(Die Zeit)最近一期所寫，大眾雜誌封面標題只要有「希特勒」，不論內容評價如何，一定暢銷。何以「希特勒」總能引起傳媒效果？

長期以來希特勒在大眾媒體上呈現兩極，一是魔化般的人物，人性之惡的絕對，一是卡通化，特別是在英美的媒體上，他的小鬍子常為意淫嘲弄的對象。作為魔化人物，希特勒沒有石棺碑廟，他的形象存在所有反面書寫上，變成集體記憶和符碼，卻常失去歷史脈絡。關於他的史學研究、紀錄片多如牛毛，範圍主題既深且廣，有人開玩笑說，最後連他的狗也會有專書出版。但是，希特勒依然留下大量歷史謎團，因為他生前有計畫的銷毀所有私人信件、日記和第一手檔案，至今能看到的資料大部分是當年納粹的政治文宣，特別是關於他的影像紀錄，大多出自納粹女導演Leni Riefenstahl之手。那些政宣裡不存在私人面向，只有獨裁者的意氣風發。缺乏第一手歷史影像紀錄，成為戰後重塑希特勒歷史形象的困境。而「毀滅」這部電影是不是大師級作品不重要，卻是第一次放棄道德視角，凸顯希特勒最後生活的片段，以日常細節將希特勒重塑成一個帶病的老人。

整個劇本奠基在兩個歷史研究線索上，一是，希特勒當年女秘書Traudl Junge的口述傳記，一是，七十年代末期史學家Joachim C. Fest超過千頁的經典作品〈希特勒傳記〉（Hitler- Eine Biographie, 1973）。挖掘秘書事蹟的是以研究《安妮日記》聞名的年輕歷史學者Melissa M?ller。完成「安妮日記」研究之後，Melissa M?ller致力於尋找灰色地帶的人物去呈現歷史的複雜性，特別是她性別研究的背景，讓她找上秘書Traudl Junge。女秘書Junge是慕尼黑人，1942年冬天選入指揮所時才22歲，戰後終其一生活在心理認同的分裂狀態，雖然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六百萬，但是始終是她和藹的老闆。她的口述提供了另種對「領袖」的的貼身觀察。歷史學家Joachim C. Fest當年那本《希特勒傳記》，打破了五、六十年代史學禁忌，在他之前，歷史學界認為希特勒現象無法綜觀詮釋。Fest那本傳記將歷史結構因素和人際網絡層層交織，文字綿密，替後來納粹研究立下典範，之後，他寫過不少納粹歷史的普及讀本。他本人也是這部電影的共同編劇。重塑歷史人物，重現歷史形象不是空泛而任意，這部商業片在扎實史料基礎上得以開拍，其實也是因為德國史學界的研究多元到可以呈現大歷史裡的個人視野，研究沒到那個程度，即便想重構也是惹笑話（大陸拍出歷史劇就是這樣）。

演希特勒的演員Bruno Ganz（早年曾經在溫德斯「柏林天空」那部片子裡擔任要角），演活了希特勒，在聲音形貌氣質精神上遠遠超過卓別林所演的「大獨裁者」，超越以往電影裡希特勒的角色，讓每個專家心服。而讓人心口皆不服的是，重現一個患有帕金森氏病徵的獨裁者最後十二天，能增加多少納粹史實的認識？片中甚至還錯誤地詮釋重要配角，單面向虛擬了他們的性格與歷史責任感。更嚴重的是，細部鏡頭的敘述累積出一個印象：希特勒也有「被同情的餘地」。希特勒可以被同情嗎？觀眾進入情境而產生同情地理解，不該引伸為「人人皆有黑暗面」，這是卸責的說法。將希特勒回歸常人敘述的意義，正是政治哲學者漢娜鄂蘭所說，「平庸之惡」(Banalit?t des B?sen)。正因一個「平常人」在歷史結構和情境條件允許之下，可以達到那樣程度的人性之惡，才令人面對惡的本質更加戰慄。

從這部電影所引爆的討論，看到戰後第三代德國人對待納粹歷史的差別。他們與戰爭責任無關、政治道德上單純，過去十多年來，努力重新界定這段歷史與當今的關係。這一波重新詮釋的浪潮到葛拉斯出版《螃蟹走路》算是具體轉向。葛拉斯筆下那群逃避紅軍搭上撤離但澤「古斯落夫」軍艦，卻遭沈船命運的德國人，不但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反而也是戰爭命運下的犧牲者。第一次在大眾媒體上呈現出德國人在二戰期的傷痛和驚怖，集體的兇手形象也有受害的一面。歷史的糾葛和人性的複雜，使兇手和受害者不再是黑白二元對立，這波浪潮不同於七、八十年代史學內部的論爭。將希特勒回歸常人的詮釋，對政治上左右派來說，不管希特勒是惡魔或梟雄，都是神話除魅的開始。

進一步看，這部歷史電影還有更深層意義，它體現了啟蒙史學大師蘭克所倡：如實的再現歷史情境。癥結也在這：「再現」，卻是片段的，如實的光芒容易喚起較大的「認同感」；十二天末路，被喚起的是歷史感情強於理性的歷史意識思考，卻缺少情境背後的宏觀視野。將希特勒政權在政治道德上的歷史罪責放回末路片段裡的情境裡去感受，是否會相對弱化最終道德的認知？電影作為陳述歷史的媒介，鏡頭語言常是敘述強於分析，具有專斷性不利對話，容易鋪陳什麼事發生，但難以回答為什麼，而情境和感情的陳述方式永遠要承擔「道德性問題歷史化」的風險。面對文字和影像功能的差異，現代史家面對大量的影像紀錄和商業歷史片，必須重新思考，何種形式的傳播媒介引起甚麼詮釋效應，更具體的說，是敘述和分析兩種陳述與媒介使用策略的強弱輕重。

最後是詮釋與集體記憶的關係。說白一點，「毀滅」這部電影沒有新資料，但是電影本身卻攸關集體記憶的競爭，具有多重歷史脈絡和意義。新世代越來越少捧讀歷史專著，歷史知識隨著大眾媒體的需要被割裂操縱。「希特勒」，這個符碼在大眾傳媒上處在巨大的競爭狀態，美國猶太人眼中的希特勒、浩劫餘生者的、英法的、甚至遠在台灣的。當歷史理解因沈重而停止，希特勒的種族政策和屠殺猶太人，就成了任意創作的驚聳元素。放在時間的縱向上來看，納粹引起的驚怖在第三代身上喪失親歷效應。相距六十年，是普遍估算集體歷史記憶面對遺忘的關鍵期，歷史事蹟不能沈澱下來進入正反經典位置，會慢慢邊緣化乃至消失。如果德國人現在不進入全球大眾媒體裡的詮釋場域，這段歷史裡種種面向和細節不是等著結構性集體遺忘，就是拱手將詮釋權讓給好萊塢。而電影好不好看？那是次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