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07 17:20:35pips
【皮可吞的五燴盤】也談「夏夏的聯絡簿」
從英國bbc的系列節目可以得知,挖掘真相的紀錄片並未存在「客觀」與否的問題,而只有勇於揭露與否的區別。
還記得那部曝露國際奧委會內部貪贓枉法的紀錄片嗎?如果不是透過「曲折迂迴」的手法,bbc如何能夠取得有利的線索?又如何能夠產生後續糾彈的威力,促使相關委員知所警惕,進而去職?
紀錄片既然有一個要求真實的前提,則違背這個「真實」的需索反而是不被允許的,譬如過多、過早的預先設定,或與被攝者的不正當協議等等,都不是紀錄片應有的指導原則。紀錄片當中存有的正義前提,其實只是事實的蒐錄與詮釋,而無關於與對象的妥協。如是這般,則拍攝宣導片即可了,何必「紀錄片」再來插上一腳?紀錄、紀實、報導,無論它的名義為何,最終它還是要把「真相」呈現出來,才不會違背了它的存在本意和原則。試想,如果不是尤金‧史密斯三番兩次深入「水?」(日文mizumata)重污染區,日本當年慘無人道的環保災難如何能被揭露出來?今日我們在日本街頭仍然偶爾可見的傷殘餘辜如何可以得到些微的伸張?雖然「水?」紀錄只是當年的靜態報導,與今日的動態紀錄片大異其趣,但是其原始的出發點則是相同的,目標只在於「真相」而已。那麼,「真相」究竟位於何處?是在拍攝者的認知?被攝者的認知?或是某些行政管理者或當權者的認知?
如果當年的「水?」污染報導沒有繼續下去,沒有堅持為弱勢的居民發聲的勇氣,或只聽從廢水工廠方面的威逼利誘,則爾後的真相也不會顯現了。從這樣的經驗得知,被報導者的利害與報導者往往是相對的,只要是有了利益的衝突,反彈最大的往往是被報導者的掌權單位。也因為這樣,尤金‧史密斯幾度被打得頭破血流,不過幸好他沒有因此而中輟。
就「夏夏的聯絡簿」而言,「廠方」也可以是學校的行政單位,而「廠方」也區分了各個派別,因為觀點不同而各持立場,譬如不同意見的老師,他們從各自的教育理念而闡發一己的看法。也許因為「利益」不同,教師自然較無「工廠」那種行使暴力的動因,但是自保的心態卻是相似的。為了維護「校譽」,為了保持原來積習不變的秩序和慣性,保守的教育人員有可能為了影片中一點點的批判或針刺而集體反彈,而不顧一切迴護原本的價值,這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影片中是否針對個別事例給予「羞辱」,這樣的關於紀錄片語言的基本辨別,他們是無緣也無意去理解的,而只專注於「名譽」的恢復與補償。只是有趣的是,影片中所呈現的「真相」卻非他們解釋的關鍵。
站在一名觀眾的立場,我以為公視這一系列攸關「教改」的影片,立意是值得喝采的。儘管播出之後所引起的「非議」林林總總,卻還是要堅持下去,為台灣的教改作一見證。「記錄觀點」名為「觀點」,一開始即點明了「觀點」的個別性,應非單一價值的固守,而是提供社會觀察的素材,引領一個討論、修正的線索。無論是「爭議」或「非議」,從紀錄片的角度而言,都是好的,至少它有了反響,而且造成輿論的喧嘩,表示已經達到被注目的目的,讓大家集中焦點,開始關心教育表象的底層問題,然後也許才有集思廣益和真正的反省。
我相信無論是公視製播者或導演本身,都無意充當「教改」的裁定者,不容他人進行評判。因為所有世間的「觀點」均是可批判和討論的,它應該只是「引言」,讓我們在平常語言、文字無法觸及的死角,藉由影像來啟動另一種反思。廣義的「教改」其實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幾乎從光復初期便已開始,而窄義的「教改」方興未艾了十幾年,卻已經遭受各種政治的污名與媒體的曲解,使得教育進程中的主角,反而成了無足掛齒的配角,時常被當作皮球一樣踢來踢去,「教改」之令人喪氣的理由也在於此。凡是歷經台灣教育參與的人,十之八九都對現行教育抱持不信任的態度,但是一旦進行改革,那些口呼「改革」者,反而成了抗拒改革的先兵,這是讓人遺憾的。
教育問題千般萬種,無論如何不是哪一個個人出面負責或卸責,便可以解決的,話說從頭,也是一項歷史的積因,全民都是共犯,也是共同的成就者。今日來探討教育問題,應該著墨的,實為教育何以惡化的本因,而非個人的「刑責」。我在這一系列影片中所見的也是這樣的觸及。行政或教育人員的反彈可以理解,但是過度的「受迫害妄想」卻大可不必,許多自保或集體式的辯駁也是幼稚可笑的。至於教育單位為了撇清責任,欲以動用行政權與法律而欲蓋彌彰,則是更該感到羞愧的作為。凡事不先自省「真相」的虛實,亟思改正,卻先意識到現實的趨吉避凶,這是台灣社會的慣性思考,如今連教育人員、教育主管機關也行徑如此,怎不令人感到悲哀?
某廣播名人曾在節目中說,台灣最不能接受他人意見者,分別為記者、教授與政客。中小學教師、教育業者日日為師,其實與廣義的「教授」已經不謀而合,是否因為長期的授業解惑而疏忽了反省的習慣,其實很需要教師的自己好好體識,並且反躬自省。人沒有完美的,即令教育內容還有千百樣值得肯定的事蹟,也不表示教育的本身不需要被批評和檢討,更何況台灣的教育長期以來已經是個難以旋身的巨獸,不在窮中求變,已不可能了。而且,「教改」一事全球皆然,並非唯獨台灣如此,而教育的改革屬萬年事業,無日可以終了。
紀錄片是否需要一個「客觀」的標準,或世間真有所謂的「客觀標準」,是個值得討論的前提。然而就我所知 ,記錄片的類型何止千百種,全景的「生命」之賺人熱淚是一種,具社會批判意識的其他影片也是一種,不能說內容有爭議便是偏頗,便不是「好紀錄片」,這是以偏蓋全的說法。若是如此,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紀錄片都要打入冷宮。「夏夏的聯絡簿」縱有各種不討喜的理由,但也的確曝露了教育現場的若干真相,或許我們應該從這些層面切入,才能找到問題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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