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接上文 哈哈鏡--媒體與學術間的杜正勝

2004/6/4 by caffen


在杜正勝尚未跨足於政治論述裡，他的上古史研究在開放後的大陸也一樣是必讀，北大曾經要頒發榮譽教授給他，時間都安排好了，結果因為1997年「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緊急取消。這個消息不是秘密。大眾媒體「認識」杜正勝拜李慶華之賜，但是，他以歷史學者身份進入政治圈，真正的分水嶺應該是1995年。1995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他寫〈歷史悲劇的代價〉，登載聯合報，講統獨兩邊的歷史因素和感情，字字入骨髓。根據傳聞，李登輝拿著這篇文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會議上逐字唸，不知真假。直到這年，從媒體資料來看，他的文章，還不時會出現在聯合、中央日報上，但也只於文字涉入政治。

而杜正勝在媒體上有名的「同心圓」理論，並不發軔於九七年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而是在更早的一篇文章裡，『本土、中國、世界』，1994年5月25日登載中國時報時論廣場，這是他第一次寫三環概念。整個短文主要回應中研院人文副院長的出爐，而短文所論的背景，我放在李登輝當年「立足台灣，南進南洋」的呼籲下看。他在文章裡，討論台灣文史學者的視野和研究問題取徑。問題很簡單，台灣從中國的正統變為不願「為」中國，台灣文史學者的研究的根基在那裡？優勢在那裡？如果，不立足於台灣，台灣學者侈談南洋研究，即便是中國史領域也一樣，不立足台灣，沒有台灣本身的問題意識，中國史研究也一樣會貧血蒼白。而否認中國漢文化為台灣傳統文化的基盤，也是缺乏承認事實的勇氣，中國文化是解答本土問題的鑰匙。他在文中提到第三環世界性架構的時候，提到，台灣缺乏認識世界的傳統，我們很多國外的知識只停留在新聞層次。這是他身為在台灣上古史研究者的反省。同一年，一個月後，杜正勝在〈古史鑽研二十年〉（收於《古典與現實之間》，三民書局，1996年）一文裡回顧他的研究，對他自己的古史研究作了摘要性的自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最後一段，杜正勝在文章中表示，台灣的中國史研究與社會脫節，個人的學術知音僻在天涯。文中對他二十年研究回顧的報告，最後竟然一反慣常的文字氣勢，透露出惘然。現在回頭審視這段心情的流露，卻是極端重要的線索，去追索杜正勝何以從一個安於也甘於自處研究室中的研究員，轉向於政治參與。沒有一個文史研究者可以自外於所處的社會，不論成績多麼精緻，一旦研究喪失與社會對話的能力，終究難以為繼。杜正勝那時「率彼曠野」的惘然不是單一現象，也是近十年來，台灣中國史研究者不斷迴向自問之嘆。

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

1997年，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將會是台灣歷史教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台灣媒體第一次對歷史教育投以關注。身處風暴中心的杜正勝，在自由時報寫了一個長文〈大家終於重視歷史教育了〉(1997, 04, 05)。標題的感慨，卻在事後變成一個殘留的諷刺，媒體何嘗真正重視歷史教育？杜正勝在那篇文中點出來的問題，到2004年杜正勝當了教育部長，媒體的理解都還是停留在「同心圓」、「去中國化」兩個抽乾的標語。

在那篇文章中，杜正勝批評過去歷史教育幾大缺陷：1. 幾乎沒有台灣史，也沒有原住民的歷史。2. 沒有亞洲史，更無東南亞史。3. 世界文化史等於西洋近代史。既無視於中國各地的特色，也簡化中國史，遺漏中國疆域之外其他民族文化，呈現獨斷的大漢沙文主義和偏狹的民族觀。套句現在流行的說法，那是看不到「他者」的「我們」中心歷史觀，根本忽視「中國」是隨著時間和地理空間不斷擴大，內涵複雜的「概念」。讓我有切身之感的是：他寫，我們的歷史教育只知中國不知亞洲，只知漢人不知少數民族，不但，影響國人世界觀，也造成歷史人才的偏枯，我們歷史學者往往無法進入其他國家民族的領域。證諸於台灣現在的歷史界，並非聳言。

而杜正勝對歷史教育的反省，並不是從1997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開始。1989-1992他曾經擔任教育部審議委員會委員，1994-1995接聘教育部顧問室顧問。95-96年間，教育部委託杜正勝當高中教科書修改的召集人。差不多同期，杜正勝在媒體上發表他對歷史教育的批評和反省。我蒐集到最早一篇的是1995『歷史教育要如何鬆綁』（聯合報，民意論壇，民84年1月23日）。1997年還有一篇針對高中課程設計具有代表性的答辯文章〈我們要教給孩子甚麼樣的歷史〉（聯合報民意論壇，民國86年， 3月28日）。他對歷史教育的整體構想，可以說是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的，也陸續發表於報紙上。很明顯，杜正勝在教育部裡並非只顧不問，只審不議，他透過媒體呼籲改革歷史教育，但是那幾年間何嘗有人對話？有人重視？

要討論他的「同心圓」理論，至少得先把他的論述脈絡搞清楚再說話。他的同心圓理論，第一次較完整的表達是『鄉土史與歷史意識的建立』這篇文章(中央副刊，民86年5月1日）。他在文中持一個教育原則，「由近及遠」，出自於英國鄉土歷史教學的影響。而「由近及遠」何以是杜正勝建構同心圓三環架構的核心？我個人的解讀，由近及遠，多少契合了「傳統中國家族結構」，那種親親等差格序的人際系統，這也是建立個人認同的起點。而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前後，媒體找來對話的對手，沒有一個合格！不是眛於問題意識，就是欠缺相關背景認識，作秀表態的多。唯一一場有內容的對話，是《當代》雜誌辦的座談會，收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專輯，120期》，在這場對話裡，與會的歷史學者與杜正勝對問題有較實際的討論，有歷史時間，歷史敘述種種問題，雖然沒有甚麼具體結果。在這一期裡，杜正勝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詳述他同心圓史觀的形成過程。他在文中自陳，同心圓史觀並非宏論，只是專題史之外，對所處時代社會的觀察，對所投入學問的反省，以及對自己生涯如何安頓的抉擇而已。他的同心圓史觀有論述背景和脈絡，但也留下很多歷史理論上的困難。不過，不是我在這裡的討論主題。

1997年，我得說，歷史教育問題又太快泛政治化，台灣社會根本來不及沈澱思考，就陷入統獨漩渦，失去一次可以正式面對歷史記憶，超越聯考分數來思考歷史教育的契機。那是兩股不同集體歷史記憶的磨和，甚至是競和過程，任一邊也不能抹殺取代對方的記憶。一直以來，我們政治太快吸納所有的能量，也太把其他領域裡的工作當成統治工具，歷史教育是最明顯的一個領域。我當年還看到一條新聞，在一場教育部內部會議中，有個督學直接說，歷史教育就是政策宣導！徒負何言！？

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我想，對杜正勝這樣一個剛硬帶著霸氣的學者，是個非常大的轉折點，不論是他的學術生涯或是他的政治關懷。我不知道，這樣的轉折對整個學術研究的發展傳承是好或是損失，我也不能判斷，這樣的轉折，對杜正勝私人生涯來說是正數或是負數。不過，對於一個學者跨足進入公共領域裡，進行政治對話，甚至，成為政治人物，自有另外的標準去評判。在這裡，杜正勝過去學術的光環也一樣不能替他的政治行動加分。而以過去杜正勝的研究成績，相較於頂著歷史「博士」的李慶華，這種博士頭銜也未免太侮辱那些真正的歷史工作者。

1997年以後，杜正勝在報紙雜文變多，最主要的一批文字是自由時報的專欄「台灣的心」，那個專欄幾乎可以視為杜正勝台灣史讀書心得摘要。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新聞報導裡，可以看到，杜正勝對台灣史的掌握並非嫻熟。事件過後，隨著這個專欄，一方面反映出杜正勝大量閱讀台灣史料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台灣意識日趨成熟和堅定。相較於早年政論文章，這批專欄文章不若過去細膩，甚至也有不少急就章，但是，裡面有激憤也有深情。

四年前，他當上故宮院長，或許有很多政治考量，不會是我這般小民可以知悉。但是，我一點也不訝異這樣的任命，別的我不清楚，至少，很多在史語所工作的朋友曾經說過，杜正勝在他史語所所長任內作了很多很基礎的工作。要不是杜正勝，史語所還是一片孤芳自賞，史語所集刊仍是機關同仁刊物，不會有較開放的《新史學》雜誌創刊。很多工作都是看不見的，也不是媒體的焦點，更不是統獨立場可以看得到的行政成績。杜正勝和青銅器研究之間的關係，以及中研院史語所長期與故宮的研究合作交流，這些背景條件相加，故宮院長的任命，並非意外，也非苦中求得來的。我只在乎，坐上那個位置，可不可能把台灣長期以來功能不彰的博物館帶起來。不是像兩大報系最熱愛的方式，搶熱潮辦個大展，寫個錯誤百出的文字介紹，賣賣文藝複製品，弄幾個可笑的小朋友有獎徵答，賺大錢了事。而是，博物館可不可以真正做到歷史文化教育中的一環，與日常生活可以結合，與集體歷史記憶可以呼應？四年後，杜正勝離開故宮，證明了他的行政能力，雖然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但是，故宮的變化，明眼人看得到，只有大多數的媒體色盲。

教育部是個地雷區，教育改革是個燙手芋。對教育改革，我當然有自己的期待和某些理想的投射。不過，那是四年後，我們繼續討論的議題。八、九年來，媒體上講杜正勝，形象已經定型。最近，宣布教育部長任命案之後，有多一點關於杜正勝個人的專訪報導，在媒體上的多了一點血肉。如果只是這樣，文教記者還是討巧而已。未來教育部，教育改革的問題只會更複雜更多，不會少。認識一個教育部長並不能就因此穿透教育改革種種困境，那部分是要對問題下真功夫。杜正勝用功出名，他讀書不是名流姿態，是那種賣命型的，未來挑戰教育部長，我期待的是，掌握問題的比賽，而不是那些可笑而無效的人身攻擊。要給杜正勝好看，拿出真正拳擊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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