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9-26 11:36:11PINGHAN

【書評】換取的孩子,取り替え子

國際名作家長江古義人的義兄,也是名電影導演吾良跳樓身亡。小說從古義人開始收聽吾良身前留給他三十捲錄音帶開始說起,進行著一場活人與死人的降靈會……。

小說一開頭就進入了憂傷的氣氛,甚至也覺得突兀,雖然說小說大抵是虛擬的人生,但這樣的開頭仍然超乎常人的想像。不知情的人生也許不知道,這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的人生。而那個先他離去的義兄就是電影導演伊丹十三。

到底要稱古義人呢?還是健三郎呢?其實這並不重要了,在這裡古義人是健三郎,大江是長江。從中學歲月就認識的夥伴,甚至取了他的妹妹作為妻子,這樣親密的夥伴死去,意義相信不下於一般喪偶。在伊丹走後,給留下來的人一個難題,為什麼伊丹會走?而且還是選擇那麼激烈的跳樓自殺。大江雖然悲傷,可是面對伊丹自殺引起的流言緋聞,他不能不問,為什麼?而這本「換取的孩子」就是一本療傷之書。

「Changelings」一個流傳在中古歐洲的童話故事,這個主體一直貫穿全書。這個故事敘述了被妖精會偷偷換掉人類的小嬰兒。古義人記憶中的吾良就是一個Changelings,他們相識之初那個美好的吾良,和發生「那件事」之後的吾良簡直是兩個不同的人,那個美好的吾良已經不在了,已經被妖精給換走了。然而與古義人相處三十餘載的吾良,卻是留給古義人三十捲錄音帶,彷彿一切都計畫好了。那個吾良有時尖銳、有時性感、有時放蕩,跟古義人聊人生、聊文學、還有「那件事」。

當然小說不是真實人生,可是正因為有個近乎寫實的背景。於是給人一種虛虛實實的情境。到底伊丹有沒有留給大江三十捲錄音帶呢?甚至在裡頭預告了自己的死亡呢?到底大江想要表達什麼呢?當然第一是對好友伊丹的追思之情,雖然他還是不明白伊丹之死,卻又好像可以理解,這裡是我的感覺。他安排了一個女孩子,要將
吾良給生下來!

這當然不是胡說八道,這個想法是大江寫在自己書中的內容,「為什麼孩子要上學」。這裡引用侯文詠的簡介『他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因為他們之前所上的學,都是日本的天皇是最偉大,所以它故事一開始在講,日本投降之後美軍來了,忽然天皇一點都不偉大了,那他就開始想學校上的這些東西都是亂七八糟的沒有用的垃圾,怎麼今天天皇很偉大,明天就幻滅了?所以他就一個人逃到山裡面,他住在那個四國,他們家以前是管森林的,然後他講說我不要讀書了。他就拿著圖譜去認那個樹,他想說我自己讀算了,我不要讀學校那一套了,讀了半天下雨然後著涼感冒被送回家,他病懨懨然後快死了,他很怕死問他媽說:「媽,如果我死了怎麼辦?」然後他媽就跟他說:「不用擔心,如果你死掉以後,我會重新把你生下來,再重生一次。」他問他媽說:「可是生下來那個人就不是我了……」她說:「沒有關係,我會把你學過你教過所有的東西重新再教你一次,教到你長大是一模一樣現在的你為止。」這裡回憶的就是這個小孩子──大江健三郎病好了以後,他每天去上學就開始在懷疑說:「我現在是死掉那一個?或者是我媽媽新生的那一個?」他在這裡就找出了一個人生的道理,這個道理他給第一個「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的理由,他認為我們是在代替很多沒有辦法再活下來或者是死掉的那些人,繼承某種人類的文明,或者是它有趣的遺產,那這些事情是我一個人拿著圖譜去山裡面看書對樹是學不到的。』我想大江以這種方式解決了對伊丹的思念。

我覺得有趣的部分是終章,他不再用古義人的口吻,相對的他開始以古義人的妻子也是吾良的妹妹千「木堅」開始,因為我們不是大江本人,不知道他到底了不了解他太太的想法,這就是小說虛實之間的趣味了。

據說大江之後有寫了第二部「憂顏的童子」,我們不知道大江又找到了什麼答案。這個問題要留到中譯本出來我才能回答。有興趣的可以看新井一二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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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容的大江
新井一二三  (2002.11.02)

大江健三郎的新作《愁容的童子》是二○○○年作品《換取的孩子》的續篇。進入了晚年以後,因自殺而失去了好友兼內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的老作家大江,在這本書裡,帶著弱智的音樂家兒子以及美國籍女學者回故鄉四國山間定居。但是,老鄉們對諾貝爾獎得主極其冷淡,甚至凶暴。他們重複地布置惡作劇般的圈套,使老作家遍體鱗傷而幾次給送到醫院去。

他在文中道:「小說的文章,事實該像虛構,虛構則該像事實」,於是讀者不可把他小說全當客觀現實看。同時,死期臨近的老作家以小說形式表達出來的內容,很可能屬於真實。

伊丹十三去世後,大江家庭幾乎解體,是他和太太的關係,本質上向來為「好友的妹妹」和「哥哥的朋友」相結合的緣故。大家的至愛,始終是伊丹十三。在《換取的孩子》最後,大江太太為了照顧伊丹的年輕女朋友生下的孩子老遠赴柏林去了。

大江和伊丹,半世紀前在四國松山中學做同班生的時候,共同經驗過重大事件,即在《換取的孩子》中的「那個」。結果產生的罪惡感,讓兩個年輕人走上了藝術之路。但是,伊丹沒把「那個」拍成電影以前自殺,對留下的大江來說,小說中寫出「那個」成為更大的命題了。這就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一度宣佈放棄小說創作的作家重新執筆的原因。

在《愁容的童子》裡,作者用間接的方式坦白兩人共同的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大江父親是鄉下的右派思想家,曾發動起義而失敗,最後給槍殺了。他弟子們卻到戰後都保持了山間根據地。一九五二年,佔領日本的美軍撤退前夕,他們計畫襲擊基地。那是大江和伊丹在中學的最後一年。大江在圖書館認識的美軍翻譯官比特對美少男伊丹明顯有興趣。右派分子為了奪取美軍武器,叫兩個年輕人把比特引誘到山上根據地來。

根據《愁容的童子》,四國山間至今有則傳說:戰後不久,有個美軍士兵在山上給砸了兩條腿,使勁用雙手逃跑中喪了命。這宗案件一貫沒給報導,大江也不清楚比特身上具體發生了甚麼,可是後來沒有他音信了。小說中,美國籍女學者安慰大江說:「即使比特真死了,你們只是未成年從犯。殺人罪時效也早已消失了」。在《愁容的童子》卷末,老作家在示威遊戲中受腦部挫傷而陷於昏迷狀態,太太趕緊從柏林回國陪他。坐在病房床邊,她給不省人事的丈夫朗讀短篇小說,乃中野重治的《軍樂》:「相殺的人們,被相殺的人們,原諒吧。把親人被相殺而幸存的人們,原諒吧。」

大江、伊丹作品的背後,始終響亮著暴力、死亡的旋律,恐怕跟他們早年的恐怖經驗直接有關。一九五七年登上了文壇的大江健三郎,四十五年後終於在《愁容的童子》中寫出了罪惡感的泉源。說不定這是他真正最後一部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