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哥，在九份的老礦工中算是年輕的，也不過是民國23年次。在九份出生，讀過九份國小一，二年級，只有在日本與美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奉日本政府命令【疏開】到坪林鄉的坪林尾，直到日本戰敗。會疏開到坪林尾，因為父親是從坪林尾來到九份當金礦工，日本人的疏開政策是讓九份人疏散到能生產食物的原鄉或農村。

 

那時九份蓋好沒多久的十三層等煉製設備全部拆除，將拆下的鐵全部送到日本，甚至是人民身上衣服的銅鈕扣都必須上繳給日本。金礦不生產了，因為對戰爭幫助不大，但是金瓜石還繼續在挖銅與鍊銅。

 

我問他，他父親有被徵調當兵嗎?他說，沒有，因為他阿爸在【事件爆發】後，走去坪林尾躲起來，去參加北宜公路的【修路公工】。那時日本政府興建北宜公路，但是直到【中國政府】來了才修建好，修路公工那是自願的，因為可以避免被徵調成"自願軍夫"送到海外戰地。 

 

【事件爆發】發了?是什麼事呢?

 

他說，太平洋戰爭之前，大概是民國28年左右。九份有一個買金人，被九份派出所的【刑事】抓住，刑求了快兩個禮拜，已經不成人樣，但是供不出幾個賣金子給他的賣金人，在當時，私底下買賣黃金是違法的，日本刑事打起人來，是不驚人會被打死的。但是還是招供不出更多的賣金人。

 

於是用老辦法，一拐一拐地遊街。遊街倒不是為了示眾，而是為了從住家中,人群中指認出賣金人。這位買金人，只要日本刑事指著某家某人說，這個有沒有偷賣金?他就說有，一天之間，九份又多了許多違反國策的經濟犯與挨打者。買金人不得不說有，否則供不出來，回到派出所，便又是一陣好打，只好胡亂點頭。

 

我說，這位買金人為何不供出真正的買金人呢?難道真的是那麼講義氣?他說，在挨打之後誰還能談什麼義氣呢?就算是流氓誰也撐不住。

 

流氓?

 

他說，在日本時代金礦最興盛的時候，台灣各地的傑出的流氓與優秀的讀書人都聚集在九份，等著金礦主挖到黃金的分紅與賞賜。

 

分紅是對流氓而言，他們實際上維持著九份治安。我聽了不可思議，他說，日本人的宿舍區是在規劃良好的八番坑附近，美麗的建築與漂亮的櫻花，與台灣礦工工寮的雜亂是不能比。

 

比如說，永過，九份常常因為金礦礦脈的歸屬與水源的問題，發生爭執。尤其是因為九份終年缺水，常常為了水大打出手。在現在九份老街口統一超商與觀景台中間，有一座臺陽設立的大水櫃，讓居民在那裡挑水。為了順序而鬥毆是天天發生的事，但是日本警察是不管這些事的。日本刑事只要與日本政府利益無關是不太多事的，但是對流氓卻也非常不給顏面。

 

他還記得，五六歲時，太平洋戰爭還未爆發，(珍珠港事件)，七番坑附近住民大都是文山堡來的礦工。所以那裡的流氓也是來自文山堡的坪林尾人。有一回被懷疑有偷金的嫌疑，被日本刑事電得很慘，打到不行，但是就是不肯跪下來。這可是刁民，日本時代在派出所門口內，跪在地上挨打是【本島人】的本分。

 

派出所，拘留所或者監獄外聽到台灣人被打的哀嚎聲，那是九份或者台灣老一輩人口中常會說的親身經驗。日本人也是吧?比如說，日本學者，派翠西亞鶴見在她的【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一書中提到了殖民地第一所供日本人學生就讀的台北的【小學校】山科教師的憂慮，【教室裡的學生常聽得到附近監獄中台灣囚犯的哭嚎.....，山科老師......他懷疑在這種環境下，老師怎麼去教修身課。】。(林正芳翻譯，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版。27頁。)

 

 

因此日本刑事怒不可遏，拿出拐子刀，往這位流氓的左側腋下穿刺。沒想到，竟然被他以身體與左手臂夾住，然後用力向後扭，將刀柄與刀身脫離。刀身穩穩地夾在鮮血直流的腋下，沒說什麼，就只是，瞪視著日本刑事。

 

日本刑事，震驚之餘，無條件，讓這位流氓離去。而這位友ㄟ，抬著頭走出派出所，鮮血汨汨地流。隨意地借了一條上衣抵住傷口，讓大家注目著，就是不肯直接回七番坑工寮。繞了歸個九份，越過以豎崎路與崩山為界的漳州與泉洲人居住的隱形界線。自我在遊街，自我在示眾，喧鬧的直直的橫橫的石階路，經過時，彷彿日本官府出巡時的恬靜靜。接受無言的注目禮。

 

我說，日本刑事就讓他走?陳大哥說，彼是因為沒有這個流氓偷金與藏金的證據。日本人雖然真橫霸，但是淡薄啊，還講些道理。復再講，日本刑事也是人也是怕被報復。那時候的流氓是與讀書人是不同的，必須講義氣與氣魄才能在九份企得起，講話才有人信，才有黃金，不是會講幾句【國語】，有才調跟【內地ㄟ人】交陪就能了事的。

 

國語指的是日本語，內地ㄟ人指的是日本人。

 

 

我問說那您的阿爸，也是文山堡來的流氓嗎?他搖搖頭，笑著咳了一會兒地說，他是一箇有八個子女的金礦工。日本時代，九份人偷賣金，一定不會賣給認識的人，買金也不會向叫得出姓名的人買。為何?這是為了避免刑求之後被招出來，兩不方便。那時，滿山的買金與賣金，因此也很容易找到買賣人。

 

我在想，那不是沒政府了。

 

陳大哥接著說，他的阿爸，曾經賣黃金給那位挨打的賣金人。擔心被指認出來，於是就潛逃回文山堡的坪林，參加北宜公路修建的志願工，當時還被日本政府表揚了一番，當作楷模。

 

那您的阿爸怎麼會有黃金呢?

 

陳大哥又咳嗽了，他說偷啊。那時候日本刑事可以在路上看人有嫌疑就帶回去，先到麵店由嫌疑人自費吃一碗大麵。吃完，就帶回派出所修理一頓。然後關在籠裡，餓個半天一天，直到上了廁所解乾淨後，確實沒有排出黃金才放回。但是，大家還是冒險，畢竟礦工有三，四萬人；而金礦工的一天的薪水，可以說微薄到只能買幾斤的米，有時候金礦主甚至還付不出薪水而走路，礦工領不到薪水的也常有。【礦主】與【辛勞】，大家倚望的是挖到土地公賜與的黃金，虛報一些，偷出去，好分紅。只要鎮定就不會被日本刑事給注意，吞黃金再將它解出是通行的方法，有練過的人將黃金吞進肚子裡後，回家就可以吐出來。

 

我聽了好神奇，他說這不算什麼；還有人將黃金搓成長條狀置入任何身體可以放置的部位。就以他阿爸來說，他就可以在鼻子的兩側鼻管裡，放進八錢重的黃金。你知道為何女人不准下坑挖金?因為不好搜身的緣故。

 

阿爸跑去當自願工後，家境那更是難了。一家連阿母總共有九口要吃飯。幸好礦工彼此之間會接濟借貸，好不容易才能熬到了疏開到坪林尾。坪林尾也是躲不過美國飛機的轟炸，因為那裡是美國飛機，轟炸完台北官方建築與松山機場後，退回宜蘭海面的航道。美國飛機便會沿途將剩餘的彈藥咻咻地掃射光，美國人是有道德的，他們不會往台灣人的紅瓦屋，草寮板屋，或者台灣人密集居住的住宅區丟賸餘炸彈，都是往山裡扔。結果苦了我們這些內山人。甚至還會將汽油筒或者是可樂罐丟了下來，那比炸彈還恐怖，因為那是無聲無息的。

 

我說，聽起來美國飛機還蠻人道的；而日本刑事雖然壞，但還是講些道理。然怪您這一輩人對當時日本人還是有些敬意。

 

他說，哪有。日本人就像台灣人，有好有壞，看好壞運遇到的是好人還是壞人。日本人看高不看低，對資本家，大地主加以扶持，對農民，工人，小販，苦力，真正惡。九份公學校一年級下學期開學的第一天，他上國語課，日本老師讓大家寫作業，他第一個人交，那時候日本老師正在看自己的書。也不知道為何就被日本老師打了一個大耳光，可能太快交，打擾了老師吧?兩管鼻血，就一直流，幸好日本老師當場就讓他回家看醫生。

 

說看醫生，也就是以牛屎塗抹右臉頰與右耳。阿爸，怒冲沖趕到九份公學校，走進辦公室外。徘徊好久，還是日本老師看到了招手要他們進去。抖索著，卻是低聲下氣的請教日本老師，孩子犯了什麼錯?那位日本老師只是將頭仰得高高的，不答話。於是，只好領著他，躬身，倒退出辦公室，不停地鞠躬。後來，這一輩子。右耳便有聽力障礙。現在可以說完全失聰了。

 

他說這遭遇其實不算什麼，他姓陳，坪林尾很多人也姓陳。

 

我猜測著，陳姓在坪林尾是大姓嗎。他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有一位遠親也疏開到坪林，隨即向派出所報到。報到時，慣例日本刑事會詢問姓名。那位遠親就說，【陳進寶】。

 

沒想到，就是一巴掌打了過來。怒氣匆匆地再問一次，還是【陳進寶】。這回是又踢又是踹，趴在地上好久才站起來。再問，不敢回答了，只敢指著證件上的陳進寶三個字。不久，台灣籍的日本巡查補趕了過來，發現是誤會。

 

我說是什麼誤會，陳大哥說，Tan  gim  bow ，陳是沒問題，但是進寶的台灣音是日本音粗話的【xx】，因此才挨打。

 

還好，日本刑事接受了解釋。另外一位台灣籍警察揚揚手，陳進寶看了看那位日本警察抬著頭看著天，確定沒事了，這才敢彎腰行禮後，離開。算是幸運的。

 

這樣是幸運?老阿伯看著我說。日本時代見到配著短刀的日本刑事，沒事就是祖宗保佑。

 

短刀，記得九份有老人家說過在日本時代被台灣人鄙稱為"油抽"。那是以前零賣花生油等用的長長抽油杓子。

 

以前讀到幾篇形容日本警察在台灣的權威。我還以為只是日本時代台灣讀書人的渲染。

比如， 

賴惠川先生的戰時竹枝詞

眼前警例萬千條

優越精神傲且驕

佩著油抽能嚇鬼

巡邏深避竹雞寮

 

這是在形容日本警察的蠻橫，但是到了流氓聚集的竹雞寮，卻又不敢靠近。

以及

 

陳虛谷先生的"警察"一詩

 

凌虐吾民此蠢材

寇仇相視合應該

兒童遙見皆驚走

高喊前頭日本來

 

(台灣古典詩面面觀 江寶釵 台灣文學叢刊出版   第242頁 1999年版)

 

前頭日本來?

 

1929年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曾經寫了一本日據時期在台灣被禁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曾經引用到一句話說【在台灣的警察制度,一方面曾有促進治安及產業的急速發展的效果,同時則免不了為對付台灣人的(壓迫過度)的手段】。這充滿反省的字眼，聽了陳大哥敘述，不禁對這位日本學者在軍國主義高壓下，如此敢言而肅然起敬( 矢內原忠雄著 周憲文譯 海峽學術出版社196頁1999年版)。

 

想得太遠了，我趕緊將思緒拉回來。突然，陳大哥說，不對，不對，這位日本警察，是貨真價實的台灣人。只是他都說國語，這幾十年來，我才會一直將他當作日本人在記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基層的日本警察都被抽派到海外為大日本帝國作戰去了。

 

我說既然是台灣人，怎可能不知道進寶與招財是很普遍的名字與想望?陳大哥說，那些言必說【國語】，總是自稱【本島人】，仰望【內地人】的台灣人，比日本人還日本人，早就忘了自己的祖先是誰了。雖然那時候，被迫或自願改日本姓名的台灣人，一百人不到五人，但是這五人很多是吃日本飯的頭面人。這種日本人，欺負台灣人更是兇殘。

 

洪醒夫先生在【吾土】小說中，有一段情節，猛地竄入我腦海裡。同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台灣主人翁的阿榮伯，三番兩次被日本警察以日語告戒，不斷地【八個野鹿】，但是，阿榮伯還是帶著八，九個整家人，【違法】開墾土地，只為了一家人有東西吃。結果事發了。兩個日本警察中，一個高大而年輕的，甚麼話都沒說，劈哩啪啦，拳打腳踢，一家人連四歲最小的兒子也被狠狠踢了一腳。顯然不輕，卻沒有哭，傻傻坐在樹下，瞪大了慌張的眼神，等【四腳仔】走了之後，才哇的一聲哭出來，一哭就是半天。

 

阿榮伯被打得吐血兩次，跪在那哩，哀求著【大人啊，大人啊】.....四腳仔並不罷休，又補了幾腳，那個高大的突然用台灣話大聲吼叫，

 

【七月半鴨仔，不知死活，叫你不可掘地，你偏偏偷掘，今日只是小小教示一下，下次再讓我看到，就活活把你打死，不信你給我試試看。】。

 

洪醒夫先生，他接著說，【大家都感到意外，台灣話那麼標準，不知道他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洪醒夫集，前衛出版1999年，29頁)

 

想到這裡，我也不禁懷疑，那位打陳進寶先生，自以為是【內地人】說【國語】的日本警察是台灣人嗎?

 

氣氛有些沉悶，我試著轉移話題；想起了同治六年的契約書，問說，那您可是大戶人家出身喔，有那麼多田園。他輕咳著，笑著說。當時日本政府來，不懂得去登記，就全部變成官有地了。後來，家境就稀微下來了。還記得，疏開到坪林尾的老家是住在豬寮旁，那豬寮的橫木欄，是樟樹中最好的材質，庄腳人稱為花樟。現在怕不價值數十萬元。

 

這讓我聯想到，史明先生在【台灣人四百年史】裡所說的，{當帝國主義國家開始統治殖民地的初期，即再著手於開發產業及開拓市場之前，必然先以國家強權掠奪土地及山林，而來達成所謂【資本原始蓄積】，乃是殖民地掠奪的一套慣用手段。就是說，在經濟上以資本主義來剝削殖民地剩餘勞動之前，先以國家權力來掠奪殖民地的土地，山林，礦山等資源，作為其殖民地再生產的本錢。關於這一點，日本帝國主義也沒有例外，總督府在初期所進行的土地調查及林野調查的過程中，把一部分的土地，特別是把大份的山林認為是【所屬不明】而沒收歸官，然後，再把這些所謂【官有】的土地及山林等，無償或廉價的分給本國資本家，退職官吏，政治買辦使其獲得【資本原始蓄積】的實惠。.....辜顯榮，林本源等也都分到一杯羹，.....據一九三九年的統計，.....耕地面積被日本人所控制的占了全台灣耕地的百分之四十。再者，關於山林被總督府及日本人所掠奪的，更為廣大。}(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版341頁)

 

 

陳大哥聽我說了，說，聽阿公說當年他們為了做山，開墾，求三頓有飯吃，根本沒有時間去讀書，怎知道，沒登記就變成國有，這一張分管契約書就成了【草紙】一張。

 

史明先生接著寫道，【因此，總督府乃在一九零壹年(明治四三年，宣統二年)，擬定【林野調查五年計畫，開始侵入占台灣總面積百分之七十的原始森林地帶。這即基於【官有林野取締規則】(1895年)所規定；【凡無所有權證件或足夠證明所有權的買賣契約中的山林土地，一律收歸官有。】

 

陳大哥嘆口氣說，光復後，本來以為中國政府來了，應該可以將這片山林歸還名下，沒想到結局得到的是【於法無據】的答案。

 

我笑著說，那您在法律上【無權占有】了喔?他說，對啊，好好人煞變做土匪。

 

為了改變話題，我說，您看連豬欄都用花樟，還真氣派?

 

他說，太平洋戰爭剛開始，有一天真正的日本刑事來巡視，突然見到那花樟，便命令他阿爸將這些花樟作為戰時物資，拆下來送到日本刑事他家裡。

 

我說，日本時代不是不收紅包的嗎?他說，戰爭前他不知道，戰爭中，那時節誰有錢包紅包?但是，會指示或者暗示台灣人民送青菜水果雞鴨魚肉到日本刑事家裡，而且，他們從來不親手收受。

 

 

有時候也會以沒收的名義充公，但是充公是沒有收據的。在戰爭期間，物資是配給發售的，阿母多養了幾隻雞，日本刑事懷疑，人都沒得吃了，怎麼還有多餘的糧食餵雞。因此將雞也沒收了，而且是必須由他阿爸，用竹簍子送到日本刑事的宅邸。向刑事夫人鞠躬道謝，然後才離開。

 

聽了，我好奇地問，難道不會抗議嗎?

 

他說，抗議?沒有被抓去打，逼問糧食哪裡來，就很感恩了，只能怪自己雞沒藏好。

 

對啊。賴和先生的【一桿稱仔】，描述的一位台灣初入行的窮苦賣菜小販【得參】，因為不懂日本警察的暗示，竟然傻傻地要收菜錢，被借故稱仔有問題，而被警察依【違反度量衡規則】抓進派出所裡。(賴和全集一，前衛出版，民89。)。

 

陳大哥說，對啊。哪像現在自己當家作主，有選票，自己選總統，罵阿扁，罵馬英九那麼自由，政府稍微碰到你，就可以要求國賠。

 

但是，人民還是有抗議的方式。戰爭期間，豬跟人一樣都有戶籍。但是，大家養了兩三年，豬永遠長不大。因為都以小豬頂替應該已經長大的豬，將長大的豬偷宰了之後。大家發一筆財，順便補充營養。【依法行政】的日本刑事只管豬有幾頭，不管豬是不是該長大。但是日本刑事總是會覺醒的，於是就將番薯燒熟後，滾燙地就塞給豬吃，豬吃了，喉嚨受傷，就會噎死或者發炎死。日本刑事來驗查過，親眼看了掩埋，罵了幾句【八個野鹿】。大家頭低低地挨訓就沒事了。

 

半夜，再將豬仔，挖起來洗滌乾淨，大家飽食一餐。

 

我看著陳阿伯，他一臉滿是彷彿瞞過了日本刑事正在享用大餐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