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一堂關於團體治療技術課程，聽到老師講了點關於現象學式精神醫學，感覺相當驚奇。這與一種特殊的機構設置相關。

Binswanger一家與病人長期同住在相同的樓房裡，吃住一起，說誇張一點，病人是看著他長大。這種特殊的生活樣態，導致現象學式的精神醫學，特別關注空間，與時間，每一種疾病就是對空間以及時間的不同體驗方式。診斷也不能不在時間中進行，拉出了一個演化的面向。（我想起我在台灣實習的經驗，只要病人說有幻聽或幻覺，馬上二話不說，被歸類為精神分裂）

老師也提到Binswanger首開現在每家院都會做的synthese，各「專業」聚集，以集體的模式進行對病人的理解。專業加上引號，是因為在Binswanger的機構裡，所謂的專業還包括廚師，園丁等等，並沒有所謂位階概念，大家圍起來一起討論。

記得已經去世的Pierre Fedida老師，也曾在課上遙想懷念這種機構，我印象有點模糊，但記得他說，這些醫生護士們，是怎樣花時間與病人進午餐，在花園散步等等，現在的醫師對病人的理解，相較之下，多麼支離破碎，等等。

我無法想像這種「生活在一起」的情況，但卻想念起第一次實習的醫院，就是有一個廚房，午餐時當然有一位廚師總掌，但也還是集體動員，有一個花園，大家愛在那裡晒太陽，做做園藝，談論著蘋果樹何時結果，討論著鵝太太Madeleine生病了該如何帶她就醫。廚師愛跟大家打牌，無聊了就放音樂跳舞。

怎樣的活動叫做有治療效應？是一對一面對面會談，還是精神分析式，躺者說，聽者沈默的兩人關係，還是機構裡的關係？就像我現在在做的，參加一場與病人一起到電影院看電影的活動，到底算不算一個治療的活動？

牽涉到理論建構，後設心理學上的問題，或是精神病學上的疾病分類都還算事小，但要談所謂治療的問題，沒人敢自信滿滿。世紀初三四零年代為心理劇建構理論基礎的Moreno（他以即興，自發性劇場，作為一種治療工具），他對佛洛伊德說，我要從你停止的那裡開始，你分析夢，但我要使病人有做夢的能力。這種對治療的自信令人想念，但已不復見。

台灣還根本沒有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治療行為，我的學校，安排了團體治療技術，也有課程關懷起精神分析在機構中的問題。我覺得相當有趣，感覺學校把精神分析當成是理論參考重要架構，反思的重要參照點，但真正臨床治療場域，還是在機構當中，於是團體治療技術變得重要，TAT變得重要，這些說是技術，但就跟看電影活動一樣，都是一種相遇的中介。

機構的確是一個需要再思考的問題，就連空間佈局，也影響氛圍甚多。我比較不喜歡現在這家實習醫院，就是因為沒有了花園，並且一進門就是秘書處，病人參加活動早到了還要在等候室無語等待，活動前只能圍著圓桌漫談，身體自由遊走的通間少了，話語傾向凍結而少了自由流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