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領域，如果我們只著眼於理論構造，中國的近現代法制似乎一無可取。革命運動時期，因為中國共產黨把清代的傳統視作落後的封建傳統，同時又把國民黨模仿西方（主要是德國）的法制視作是資產階級法律，因此只面向蘇聯，模仿其制度。但是，隨後而來的是中、蘇的分道揚鑣，以及再後來蘇聯的解體。因此，在中國近現代司法經歷中剩下來的可取的部分似乎只是從農村得出的一些調解方法，而在今天的全球化貿易和資訊時代，這些從農村來的傳統又似乎是完全不可依賴的過時的、落後的制度。也正因為如此，才會使全盤西化成為今天中國法學界的強勢話語。

要尋找現代的傳統，我們必須著眼於實踐。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歷史環境之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獨特的法律制度。它的特點是法庭普遍積極地進行調解（一反以斷案為主的清代的傳統）[7]，用法庭調解的手段來儘量減少黨和農村人民之間的矛盾，尤其是新婚姻法所引起的矛盾。在推行婚姻自由的大原則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要革除舊式的重婚、婢女、童養媳、買賣婚姻、包辦婚姻等弊端，而另一方面，又極力試圖減少農民對新婚姻法的反抗。它所採取的手段是對一個個有爭端的婚姻案件進行調解，憑此協調兩者之間的張力，並由此形成了比較獨特的法庭調解以及干預夫婦感情的制度[8]。

這套制度其實是在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現代傳統”的很好的例子。它既不同於西方、蘇聯的法律制度，也不同於清代遺留下來的傳統。它是現代革命政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制度，有它自己的邏輯。它在推行新婚姻制度中，最後形成了自己從實踐中得出來的邏輯：以夫婦感情的基礎及其好壞作為法庭應否調解合好或允許離婚的標准。當然，在運作之中有許多過分強制性地干擾夫妻關係的例子，但是，總的來講，這套制度已經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實踐考驗，仍舊廣泛運用於今天的中國。它明顯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現代性的。當然，它只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足于應付今天一切的法治需要，但它肯定不失為一個有價值的現代傳統。

另外，在農村的治理之中，中國革命運動相應上述的認識論而在其初期形成了具有民主的可能傾向的“群眾路線”。在其理想的運作之中，革命幹部深入農村，向民眾學習，在確切的認識基礎和向他們認同的的立場和觀點之上，把初步的“感性認識”提高到理論概念，形成行動“路線”，再回到農村去檢驗，行之有效的才是正確結合實踐和理論的認識。同樣地，在理想的“馬錫五審判方式”過程之中，法官們會依賴“群眾”的“雪亮”的眼睛來調查研究，進行調解，處理糾紛，體現從實踐和民眾意願出發的認識方法。當然，這套方法，曾經多次受到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的誤導。同時，因為它缺乏對人民權利的制度性保障，也缺乏明確分開的司法和行政權力，很容易變成完全由黨組織控制的實際運作，或者變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運動政治。但是，在適當的制度性保障下，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走向民眾參與的治理和法律制度。

在經濟領域，現代中國同樣地在實踐之中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鄉村工業化道路，也就是說沒有城市化的工業化的悖論道路。按照西方的模式，工業化是應該伴同城市化的，而在五十年代的中國，也確實遵循了那樣的西方模式。但中國農村人口是如此的龐大，既使是以1952至1979年年增長率11％的工業發展，也只是吸收了極少比例的農村人口。而農業，雖然在同時期呈現了相當可觀的土地生產率的提高，但僅僅略高於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農村人民收入長時期徘徊于同一水平[9]。這樣的情況形成了鄉村工業化的特殊需要和過程。在改革開始之後的短短十年之中，以超過20％的年增長率突飛猛進，吸收了將近一億的勞動力。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世界歷史上比較獨特的現象。

上面這些都是可以稱作是中國面對西中並存的悖論實際的挑戰在實踐之中所形成的可取的現代傳統的例子。在今天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語境之中，這些是很容易被忽視的既是現代的也是經過一定歷史考驗的“現代傳統”。

應該說明，這裏談的“現代傳統”範疇絕不排除前現代傳統，而是一個包含中國前現代傳統與西方現代相互作用的概念。我之所以突出“現代傳統”中的實踐傳統，只不過是想說：本土化學者們所指向的那些前現代傳統，如果在中國近現代的一個半世紀的實踐中沒有起過作用，那麼便很可能只是他們出於感情或意識形態的構造，而不一定是真的符合歷史實際的東西。當然，這樣的思路絕對不排除在現代的實踐傳統之中去發掘、繼承或發揚那些既有悠久歷史又可以和現代實際相結合的舊傳統意識、習慣、文化、思維。

雙刃性的實踐邏輯　　當然，現代的實踐傳統及其邏輯，不會是完全正面的，它也充滿了負面的例子。我之所以突出從實踐出發的認識，並不包含對實踐的價值判斷。

譬如，農村工業化，雖然規模龐大，最後並沒有能夠減少農村人口的絕對數量。在沿海和城郊地方，它確實起了反過密化的作用，轉移出相當比例的農村勞動力，農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應提高（進入了“小康”水平）。但是，在廣大的內地農村，農業收入仍然很低。

其後是全球資本的投入中國以及相應的城市高速經濟發展，因此又吸收了一億的農民工。這裏先不考慮“民工”所包含的種種社會問題，而只從農村人多地少問題的角度來衡量這一變化。它事實上又仍然沒有能夠減少農村的非常密集的人口。時至今天，農村人口仍然基本徘徊於改革初期的八億的絕對量，人多地少的局面仍舊沒有明顯的改善。既使是1980年代的適度規模設想（例如江南的每勞動力20畝地），仍然沒有能夠真正實現。農村勞動收入的提高主要得自非農收入，而糧食生產收入，既使是在沿海一帶，仍舊大多徘徊于老的水平。城市發展但農村落後的悖論現象仍舊是中國的基本現實。

這個經歷所突出的邏輯是中國人多地少的極其巨大的事實，不是農村工業化和全球資本與全球市場便能夠徹底解決的問題。今天的農村問題是如此的龐大、複雜，我們必須在鄉村工業化和全球化這兩條已經是十分寬闊的道路之上，另外尋找更多的出路。近年來的“西部大開發”是具有一定潛力的一條道路。另外，在改革過程中相對被忽視的一家一戶的小面積種植業，以及與它直接關聯的副業，顯然需要進一步的提高。一個可能出路是轉向高收益的、勞動密集的多種或專業化經營，但必須要有投入上和銷售上的扶助，不可僅僅寄希望於城市化以及其可能（像西方經歷那樣）帶來的大規模機械化生產。人們今日相當普遍地認為西方式的高度城市化必然也是中國農村的出路，但是事實上農村人口，起碼在今後相當長時期之內，不大可能大規模減少，因此我們需要從悖論實際出發，在小面積的、勞動密集的農副業生產中去尋找出路[10]。

另外是社會問題。在多種經濟系統並存的情況之下，社會貧富懸殊的分化不僅僅是經典理論所考慮到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分化，更是不同技術水平（和收入）的經濟系統的差別。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以及後工業的資訊產業之間的差別十分懸殊，因而形成一系列比西方早期資本主義所見的更惡劣的社會問題。而人多地少和低收入農業是一系列其他問題的基本經濟起因。廣大農村的貧窮廉價勞動力使工業企業不顧國家勞工法來剝削農民工成為可能。而下崗職工問題則是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混合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這些存在於兩種經濟制度的交接點上的龐大的問題正是悖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這樣的社會危機實在不允許僅僅用轉型的過渡、或市場化中的資源配置合理化過程等形式主義理論模式來淡化。

理念的現代傳統　　正因為如此，光是“實踐邏輯”及其“現代傳統”是不足以指導中國未來的學術和發展方向的。所謂“實踐邏輯”的方法主要是回顧性的分析方法，不是前瞻性的方法，而我們需要的是兩者並用。無論是學科或理論的建構，還是全社會的走向，都不能不加區別地依賴現代實踐的所有的傳統，而需要有一定的理念來作為實踐的現代傳統的不同部分的取捨標準。現代西方的經典理論家都明顯地在理論之上兼具有一定的理念――譬如，斯密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每個人的最大利益以及韋伯的一切現代制度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