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28 03:57:28北極熊
[轉]黃宗智：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上）
同樣在《讀書》2月號上看到的，不過網路上有未刪節過的版本，相較之下更動不多，解釋得比較清楚、細膩，所以採用較完整的版本。黃宗智先生對於中國華北的農民與土地有獨到解釋，這篇文章可說是他研究清末以來中國的土地、法律，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種省思（反西方中心主義）。其中對於共產黨的一些肯定，也正說明臺灣學者長期忽視的一個面向，畢竟在學術中，應該依著歷史事實去發問、檢證與反思，而不該囿於一己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與主張。
依此繁體化 http://www.wyzxwyz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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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智（1940 ——），1964年畢業于華盛頓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現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創辦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1986- 96），創辦《近現代中國》（Modern China）雜誌，並擔任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經社會濟史和法律史的研究。
◇◇◇
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1]
黃宗智
編者按:《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是作者《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一文的續編，其刪節稿發表於《讀書》2005年第2期。此系作者剛剛傳來的修定稿原文，現全文刊發，以饗讀者。作者同時傳來《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的修定稿，我們據此更新該文，請在“文章推薦”欄查閱。
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理論大多把現代早期以來的西方設想為單向整合於資本主義邏輯的社會，但是明清以來的中國實際明顯不符合這樣的邏輯，而進入近現代，在西方帝國主義衝擊之下，也仍舊如此，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由於現代西方的勢力和理論一直主宰著全世界，中國（以及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論來認識自己，結果把實際硬塞進不合適的理論框架。本文試圖提出一個不同的認識方法：從實際出發，使用“paradoxical society”(“悖論社會”)概念來突出它們違背西方理論信念的實際。探討的重點仍舊是社會史、經濟史和法律史。需要說明的是，英文“paradox”和中文“悖論現象”一詞的含義不完全一致：前者指的不僅是個別違背理論預期的現象，更指一雙雙相互矛盾、有此無彼的現象的同時存在。因此，只要我們敢於正視這個悖論現象，便會立刻對預期它們不會同時並存的理論信念及其所包含的因果邏輯提出質疑。本文對“悖論”的使用將以此義為准。此外，本文還用“現代傳統”（新傳統）這一概念來突出已經具有一個半世紀歷史傳統的中國近現代實踐對這個現實所做的回應及其所包含的“實踐邏輯”，並進而探討現代傳統中的理念傳統。我認為，正是悖論社會的現實以及現代傳統中的實踐和理念傳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學術理論和發展道路的方向。
悖論社會 十幾年前，我在《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一文中突出了中國明清以來的諸多paradoxes(悖論現象)，認為我們如果從實際而不是西方形式主義理論信念出發，便會看到中國社會存在許多悖論現象。而由此出發，便會對西方主流理論提出質疑，不僅是描述性的質疑，也是對其所包含的因果邏輯的質疑：比如，對商品化必然會導致經濟全面發展的信念的質疑。同時，更會突出怎樣來解釋中國的現實的問題。我的“內卷型商品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等概念乃是這樣的一個初步嘗試[2]。
在帝國主義入侵和西方的強烈衝擊之下，上述許多明清以來的悖論現象只有進一步的深化和顯著化。帝國主義確實促進了中國的進一步市場化，但是，中國經濟在那樣的刺激之下，只出現了極其有限的發展，也有因破壞而引起的貧困化，但主要的趨勢仍是廣大農村經濟的繼續內卷。同時，帝國主義雖然觸發了一定程度的城市發展，但是沒有同時促進農村發展。這樣，形成了另一對相關的悖論現象：沒有鄉村發展的城市發展[3]。
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理論所考慮到的主要是西方社會本身，把它理念化為一個整合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的變化的歷程，把那些變化等同於理性化、資本化、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度化、法治化等等一系列的直線性的現代“化”的過程。當然，西方的社會實際絕對不那麼簡單，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悖論性，但它們絕對不會像中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那樣在西方的侵略之下形成的外來的影響以及本土的文明的長期並存。這種並存本身便是一對主要的悖論現象。人們試圖用西方的現代化概念和話語來理解、描述中國近現代的變遷。但是，這些“啟蒙現代主義”所構造的概念，用於中國，除非硬套，最終只能突出一系列的悖論實際。在西方，（從西方理論看來是）悖論是相對非常的現象，但在第三世界它是常在的、普遍的。我因此要在這裏突出“悖論社會”這樣一個概念。如果說西方近現代社會的邏輯是斯密和韋伯的資本主義化和理性化，那麼中國近現代社會的邏輯則是多重的悖論和矛盾。
毋庸說，形式主義經濟理論是不會承認第三世界中的悖論實際的。它會堅持理性經濟人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之下，必定會推動廣泛的、城鄉互動的經濟發展，造成西方式的整合。但是，我們知道，這正是帝國主義在19世紀當時所用的理論藉口。（雖然如此，今天有一些中國學者傾向于使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來硬套中國。這是一個複雜的、令人費解的現象，但我們可以由此看到西方主流理論的學術霸權影響。）
有人也許會認為“悖論現象”概念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它是一個以西方為中心而衍生出來的概念：惟有從西方形式主義理論概念出發，才會顯得是悖論的。我這裏要再次說明，提出悖論，絕對不等於是用形式主義理論來認識中國。因為，唯有從實際出發，才能看到悖論，而從悖論實際出發，必定會質疑今天壓倒世界的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理論，並突出建構另一種理論的必要。我這裏用“悖論”，正是為了要凸現西方理論邏輯在中國的不相適應，從而提出面對中國社會實際的命題。只有從這樣的實際出發，才有可能建立不同的新理論體系，既能與西方理論對話而又能獨立於它的理論體系。
其實，韋伯本人已經意識到中國實際並不符合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並試圖同時使用自己的兩種模型來理解中國實際。我們如果沿著他那條思路去認識中國，便會設想前現代和現代社會並存和相互作用、世襲主義統治和現代理性官僚制度並存、非理性卡地法制和現代理性形式主義法制並存、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並存、前市場身份經濟和市場契約經濟並存、等等悖論現象。這樣，其突出的問題便會變成不是單向的整合，而是兩種系統並存的悖論實際，以及它們之間的交接、矛盾和互動，而不是單向的“化“。
二元對立的語境 帝國主義不可避免地激起了相應的民族主義和感情，並因此把人們推向相反方向的思路。對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來說，西方既是（帝國主義）敵人也是（科學、民主）模范，而中國則既是愛國的感情依託也是憎惡的落後物件。在那樣的感情張力下，提倡現代化似乎是在支持帝國主義，而指向傳統似乎是在反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迫使人們否認中西並存的基本實際，要麼簡單地完全接受西方理論而否認中國悖論實際，要麼完全否定西方而因此無視悖論實際雙方中的一方。
這樣的二元對立傾向仍可見於今天中國研究的各個領域。在法學界，主張全盤西化的移植論和與其唱反調的本土資源論者針鋒相對。前者認為自己才是真正心向以法治國、邁向民主政治改革、追求現代理性治理的人，而後者則認為前者過分崇洋、輕視本國傳統以及中華民族的優點。
在經濟學界，自由主義派和其反對者同樣對立。前者認為唯有全盤資本主義化以及產權私有化，才有可能促進像西方那樣的全面發展和現代化。延續或擴大國家所有只會帶來進一步的（腐敗的）官僚化。而左派則指出國家官僚控制下的私有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以及經濟“轉型”中的諸多違背社會主義理念的社會公正問題。
在歷史學界，西化論和反西化論同樣對立，最近並在其張力之下形成了一個古怪潮流：把清代中國說得十分美好，說它是中國歷史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高峰”，與18世紀英國並駕齊驅，甚至領先世界。從經驗證據來說，這是完全違背實際的觀點（我已經對有關經驗證據作了詳細討論，這裏不再多論）[4]。
它之所以能夠仍舊具有一定的影響，其部分原因是出於民族感情：等同傳統中國與西方，使人們感到驕傲。這是它民族感情的一面。同時，它又用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理解中國，這是它西化的一面。把兩者合併，就可以用市場經濟來連貫燦爛的18世紀中國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憑此打造出一個由市場經濟推動的非常強大的中國的前景。這個論調的部分吸引力就在於它既擁抱民族感情又擁抱西方化，即在感情上做到既反西方又擁抱西方，既反中國傳統又擁抱中國傳統。
在中西傳統長期並存的悖論實際下，這樣的感情性拉鋸當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近現代最基本的“國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長期並存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個，都會脫離實際。面對歷史實際，我們更需要探討的是兩者的並存和互動。最為關鍵的是首先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語境，從兩者共存的現實出發尋找出路。今天的中國學術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困擾於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但是已經顯出不少超越這種對立的動向，也是我們應該認可和參與的動向。
形式主義的誤導 正是中西共存以及悖論的實際要求我們採取不同於從理論前提出發的西方主流形式主義認識方法來認識中國。若從“啟蒙現代主義”的人是理性人的理論前提出發，預期現代社會必定會整合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政體和法律邏輯，那麼我們就必定會否認中國的悖論實際，因此陷入西方現代和中國傳統的二元對立的非此即彼的爭論。
現代形式主義理論之所以把人們推向這樣的選擇不僅出於現代主義的實質性內涵，也出於它所提倡的認識方法。因為，形式化理論，在它理性人的前提之上，更要求在話語上規範化，以及邏輯上整合化（也就是“形式化”），把其前提貫徹於全套理論。形式主義理論其實不僅是一套實質性理論，它也是一套建構理論的方法、一套如何把知識系統化而提高到理論層面的方法。因此，它對我們的影響，不僅在於它的實質性內容，也在於它所要求的認識方法，是被現代人廣泛看作是“科學”的方法。
人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行為這個前提顯然不符合實際，因為就憑我們日常的接觸和觀察，我們都會知道許多人的行為是出於感情用事的，理性常常只不過是藉口。也就是說，斯密的經典經濟學和韋伯的經典社會學的理論前提都是很片面的。但是，它們仍然能夠屹立不倒，並且壓倒其他的理論。許多主流社會科學家們甚至簡單地把它們等同於實際。這是因為在意識形態因素之外，還有科學主義在起作用。現代科學要求人們把知識形式化，也就是說構造一系列只是“專家”們所能瞭解的專用話語和概念。這樣，便只有專家，也就是已經接受其理論前提的人們，才對其擁有發言權。普通人們不可問津，更無庸說質疑。正是在這樣的科學主義的構造和制度之下，使形式主義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能夠長期衛護自己的主流地位。
西方現代科學主義對中國語境的影響可以見於中國語境對“形式化”的理解：根據嚴格的現代西方哲學的定義，“形式化”概括的是“科學方法”，是現代科學認識所必須的方法。但是，如果我們離開這種對“形式化”的嚴格用法，便會看到在廣泛的知識界的話語實踐之中，自然而然地對“形式主義”形成了一種貶義性的使用，認為它過分依賴形式，忽視實際。當然，有的人會認為這是一般非專家知識份子的無知，他們不瞭解深奧的科學認識方法，但我認為這正體現了人們在話語實踐之中的智慧，他們不接受科學主義的誤導。可是，人們雖然反對“形式主義”卻多迷信“科學方法”，沒有意識到科學主義所體現的正是形式主義。
今天，我們需要擺脫形式主義從理論前提出發的認識方法的束縛，而從人們的實踐出發去認識中國。與理論建構不同，人們在實踐之中，一般會自然而然地面對現實。它不會像理論那樣要求自洽、整合於邏輯，而因此作出非此即彼的一元選擇。它會從二元或多元的實際出發，允許矛盾和非邏輯的存在，或者要求協調、綜合兩組不同的建構，並在此之上作出行為的抉擇。 我們也可以說，相對理論而言，實踐是比較均衡的，它不會像理論那樣一再大幅度地搖擺和一面倒。中國的近、現代充滿這樣的實踐以及其所包含的邏輯。
實踐的現代傳統 二元對立的語境所造成的誤區之一是無視現代傳統。對立的是西方的現代和中國的前現代，非此即彼。我們看到，形式主義經濟理論所主宰的經濟史，用亞當•斯密理論連貫18世紀中國和改革後的中國，基本無視其間將近兩個世紀的時期。而本土論者則指向未經西方入侵和影響的中國傳統，因此同樣忽視中國近、現代歷史。此外，本土論者所借助的後現代主義是從全盤否定西方現代主義出發的，因此只關注（受西方影響之前的）“傳統”，同樣無視近、現代史，包括中國革命在內[5]。這樣，完全抹殺了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在中西並存下所形成的新“傳統”。我這裏稱之為“現代傳統”。而正因為在理論領域長期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具有協調雙方性質的現代傳統主要凸現於實踐，而不是建構。因此，我們今天要走出這個理論上的和話語上的二元困境，必須著眼于實踐及其現代傳統。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經突出中國革命運動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所形成的獨特的認識方法： 要求從對農村的實踐的認識出發，提高到理論概念，再回到農村去檢驗。 這是和儒家認識傳統相背的認識方法，也是和西方現代要求形式化的（把理性人作為前提的）所謂科學方法相背的認識方法。雖然在整個革命歷程中多次由於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而違背了這種認識理念和精神，但它不失為現代（革命）傳統中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現代性的一個“傳統”。
除了革命運動本身的勝利之外，這個認識傳統的威力也可見於其他特定領域。譬如在衛生領域，正如有人證明，中國共產黨十分可取地避免了囫圇吞下現代科學主義的錯誤，而國民黨的抉擇就是如此。國民黨統治意識幾乎完全接受西方的現代醫學知識及其理論和價值觀，認為傳統醫學是不科學、不可取的，因此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用國家政權（通過賦予執照的控制權）試圖建立新的基於西方現代醫學的衛生體系。雖然有個別鄉村改良主義人士提出重新培訓現有鄉村產婆的設想，但是在當時農村實際情況下，現存產婆多是由農村有生育經驗的婦女“兼任”的，她們大多沒有可能脫離家庭參與新式的(要求在城市居住幾個月的)訓練。而接受過新式訓練的“助產士”則不會進入農村服務於貧窮的農村人民。國民黨的衛生制度結果只見效於大城市，並沒有對農村當時的衛生制度起實質性的改革作用。農村新生嬰兒的死亡率也因此徘徊于原來的25％左右。但中國共產黨則從農村實際出發，在認可舊式產婆的經驗認識之上，採取最簡單廉價的辦法給予她們一些基本的現代衛生知識（譬如洗手、剪指甲、燒水消毒等等），憑此在短短十年之中把嬰兒死亡率降低到7％，因而在大躍進之前便在這方面幾乎達到世界先進的水平。這是十分值得讚賞的實踐經歷，也是包含著反對簡單的現代西方科學主義的邏輯的經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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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智（1940 ——），1964年畢業于華盛頓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現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創辦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1986- 96），創辦《近現代中國》（Modern China）雜誌，並擔任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經社會濟史和法律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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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1]
黃宗智
編者按:《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是作者《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一文的續編，其刪節稿發表於《讀書》2005年第2期。此系作者剛剛傳來的修定稿原文，現全文刊發，以饗讀者。作者同時傳來《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的修定稿，我們據此更新該文，請在“文章推薦”欄查閱。
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理論大多把現代早期以來的西方設想為單向整合於資本主義邏輯的社會，但是明清以來的中國實際明顯不符合這樣的邏輯，而進入近現代，在西方帝國主義衝擊之下，也仍舊如此，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由於現代西方的勢力和理論一直主宰著全世界，中國（以及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論來認識自己，結果把實際硬塞進不合適的理論框架。本文試圖提出一個不同的認識方法：從實際出發，使用“paradoxical society”(“悖論社會”)概念來突出它們違背西方理論信念的實際。探討的重點仍舊是社會史、經濟史和法律史。需要說明的是，英文“paradox”和中文“悖論現象”一詞的含義不完全一致：前者指的不僅是個別違背理論預期的現象，更指一雙雙相互矛盾、有此無彼的現象的同時存在。因此，只要我們敢於正視這個悖論現象，便會立刻對預期它們不會同時並存的理論信念及其所包含的因果邏輯提出質疑。本文對“悖論”的使用將以此義為准。此外，本文還用“現代傳統”（新傳統）這一概念來突出已經具有一個半世紀歷史傳統的中國近現代實踐對這個現實所做的回應及其所包含的“實踐邏輯”，並進而探討現代傳統中的理念傳統。我認為，正是悖論社會的現實以及現代傳統中的實踐和理念傳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學術理論和發展道路的方向。
悖論社會 十幾年前，我在《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一文中突出了中國明清以來的諸多paradoxes(悖論現象)，認為我們如果從實際而不是西方形式主義理論信念出發，便會看到中國社會存在許多悖論現象。而由此出發，便會對西方主流理論提出質疑，不僅是描述性的質疑，也是對其所包含的因果邏輯的質疑：比如，對商品化必然會導致經濟全面發展的信念的質疑。同時，更會突出怎樣來解釋中國的現實的問題。我的“內卷型商品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等概念乃是這樣的一個初步嘗試[2]。
在帝國主義入侵和西方的強烈衝擊之下，上述許多明清以來的悖論現象只有進一步的深化和顯著化。帝國主義確實促進了中國的進一步市場化，但是，中國經濟在那樣的刺激之下，只出現了極其有限的發展，也有因破壞而引起的貧困化，但主要的趨勢仍是廣大農村經濟的繼續內卷。同時，帝國主義雖然觸發了一定程度的城市發展，但是沒有同時促進農村發展。這樣，形成了另一對相關的悖論現象：沒有鄉村發展的城市發展[3]。
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理論所考慮到的主要是西方社會本身，把它理念化為一個整合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的變化的歷程，把那些變化等同於理性化、資本化、民主化、（理性）官僚制度化、法治化等等一系列的直線性的現代“化”的過程。當然，西方的社會實際絕對不那麼簡單，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悖論性，但它們絕對不會像中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那樣在西方的侵略之下形成的外來的影響以及本土的文明的長期並存。這種並存本身便是一對主要的悖論現象。人們試圖用西方的現代化概念和話語來理解、描述中國近現代的變遷。但是，這些“啟蒙現代主義”所構造的概念，用於中國，除非硬套，最終只能突出一系列的悖論實際。在西方，（從西方理論看來是）悖論是相對非常的現象，但在第三世界它是常在的、普遍的。我因此要在這裏突出“悖論社會”這樣一個概念。如果說西方近現代社會的邏輯是斯密和韋伯的資本主義化和理性化，那麼中國近現代社會的邏輯則是多重的悖論和矛盾。
毋庸說，形式主義經濟理論是不會承認第三世界中的悖論實際的。它會堅持理性經濟人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之下，必定會推動廣泛的、城鄉互動的經濟發展，造成西方式的整合。但是，我們知道，這正是帝國主義在19世紀當時所用的理論藉口。（雖然如此，今天有一些中國學者傾向于使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來硬套中國。這是一個複雜的、令人費解的現象，但我們可以由此看到西方主流理論的學術霸權影響。）
有人也許會認為“悖論現象”概念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它是一個以西方為中心而衍生出來的概念：惟有從西方形式主義理論概念出發，才會顯得是悖論的。我這裏要再次說明，提出悖論，絕對不等於是用形式主義理論來認識中國。因為，唯有從實際出發，才能看到悖論，而從悖論實際出發，必定會質疑今天壓倒世界的西方主流形式主義理論，並突出建構另一種理論的必要。我這裏用“悖論”，正是為了要凸現西方理論邏輯在中國的不相適應，從而提出面對中國社會實際的命題。只有從這樣的實際出發，才有可能建立不同的新理論體系，既能與西方理論對話而又能獨立於它的理論體系。
其實，韋伯本人已經意識到中國實際並不符合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並試圖同時使用自己的兩種模型來理解中國實際。我們如果沿著他那條思路去認識中國，便會設想前現代和現代社會並存和相互作用、世襲主義統治和現代理性官僚制度並存、非理性卡地法制和現代理性形式主義法制並存、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並存、前市場身份經濟和市場契約經濟並存、等等悖論現象。這樣，其突出的問題便會變成不是單向的整合，而是兩種系統並存的悖論實際，以及它們之間的交接、矛盾和互動，而不是單向的“化“。
二元對立的語境 帝國主義不可避免地激起了相應的民族主義和感情，並因此把人們推向相反方向的思路。對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來說，西方既是（帝國主義）敵人也是（科學、民主）模范，而中國則既是愛國的感情依託也是憎惡的落後物件。在那樣的感情張力下，提倡現代化似乎是在支持帝國主義，而指向傳統似乎是在反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迫使人們否認中西並存的基本實際，要麼簡單地完全接受西方理論而否認中國悖論實際，要麼完全否定西方而因此無視悖論實際雙方中的一方。
這樣的二元對立傾向仍可見於今天中國研究的各個領域。在法學界，主張全盤西化的移植論和與其唱反調的本土資源論者針鋒相對。前者認為自己才是真正心向以法治國、邁向民主政治改革、追求現代理性治理的人，而後者則認為前者過分崇洋、輕視本國傳統以及中華民族的優點。
在經濟學界，自由主義派和其反對者同樣對立。前者認為唯有全盤資本主義化以及產權私有化，才有可能促進像西方那樣的全面發展和現代化。延續或擴大國家所有只會帶來進一步的（腐敗的）官僚化。而左派則指出國家官僚控制下的私有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以及經濟“轉型”中的諸多違背社會主義理念的社會公正問題。
在歷史學界，西化論和反西化論同樣對立，最近並在其張力之下形成了一個古怪潮流：把清代中國說得十分美好，說它是中國歷史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高峰”，與18世紀英國並駕齊驅，甚至領先世界。從經驗證據來說，這是完全違背實際的觀點（我已經對有關經驗證據作了詳細討論，這裏不再多論）[4]。
它之所以能夠仍舊具有一定的影響，其部分原因是出於民族感情：等同傳統中國與西方，使人們感到驕傲。這是它民族感情的一面。同時，它又用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理解中國，這是它西化的一面。把兩者合併，就可以用市場經濟來連貫燦爛的18世紀中國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憑此打造出一個由市場經濟推動的非常強大的中國的前景。這個論調的部分吸引力就在於它既擁抱民族感情又擁抱西方化，即在感情上做到既反西方又擁抱西方，既反中國傳統又擁抱中國傳統。
在中西傳統長期並存的悖論實際下，這樣的感情性拉鋸當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近現代最基本的“國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長期並存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個，都會脫離實際。面對歷史實際，我們更需要探討的是兩者的並存和互動。最為關鍵的是首先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語境，從兩者共存的現實出發尋找出路。今天的中國學術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困擾於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但是已經顯出不少超越這種對立的動向，也是我們應該認可和參與的動向。
形式主義的誤導 正是中西共存以及悖論的實際要求我們採取不同於從理論前提出發的西方主流形式主義認識方法來認識中國。若從“啟蒙現代主義”的人是理性人的理論前提出發，預期現代社會必定會整合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政體和法律邏輯，那麼我們就必定會否認中國的悖論實際，因此陷入西方現代和中國傳統的二元對立的非此即彼的爭論。
現代形式主義理論之所以把人們推向這樣的選擇不僅出於現代主義的實質性內涵，也出於它所提倡的認識方法。因為，形式化理論，在它理性人的前提之上，更要求在話語上規範化，以及邏輯上整合化（也就是“形式化”），把其前提貫徹於全套理論。形式主義理論其實不僅是一套實質性理論，它也是一套建構理論的方法、一套如何把知識系統化而提高到理論層面的方法。因此，它對我們的影響，不僅在於它的實質性內容，也在於它所要求的認識方法，是被現代人廣泛看作是“科學”的方法。
人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行為這個前提顯然不符合實際，因為就憑我們日常的接觸和觀察，我們都會知道許多人的行為是出於感情用事的，理性常常只不過是藉口。也就是說，斯密的經典經濟學和韋伯的經典社會學的理論前提都是很片面的。但是，它們仍然能夠屹立不倒，並且壓倒其他的理論。許多主流社會科學家們甚至簡單地把它們等同於實際。這是因為在意識形態因素之外，還有科學主義在起作用。現代科學要求人們把知識形式化，也就是說構造一系列只是“專家”們所能瞭解的專用話語和概念。這樣，便只有專家，也就是已經接受其理論前提的人們，才對其擁有發言權。普通人們不可問津，更無庸說質疑。正是在這樣的科學主義的構造和制度之下，使形式主義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能夠長期衛護自己的主流地位。
西方現代科學主義對中國語境的影響可以見於中國語境對“形式化”的理解：根據嚴格的現代西方哲學的定義，“形式化”概括的是“科學方法”，是現代科學認識所必須的方法。但是，如果我們離開這種對“形式化”的嚴格用法，便會看到在廣泛的知識界的話語實踐之中，自然而然地對“形式主義”形成了一種貶義性的使用，認為它過分依賴形式，忽視實際。當然，有的人會認為這是一般非專家知識份子的無知，他們不瞭解深奧的科學認識方法，但我認為這正體現了人們在話語實踐之中的智慧，他們不接受科學主義的誤導。可是，人們雖然反對“形式主義”卻多迷信“科學方法”，沒有意識到科學主義所體現的正是形式主義。
今天，我們需要擺脫形式主義從理論前提出發的認識方法的束縛，而從人們的實踐出發去認識中國。與理論建構不同，人們在實踐之中，一般會自然而然地面對現實。它不會像理論那樣要求自洽、整合於邏輯，而因此作出非此即彼的一元選擇。它會從二元或多元的實際出發，允許矛盾和非邏輯的存在，或者要求協調、綜合兩組不同的建構，並在此之上作出行為的抉擇。 我們也可以說，相對理論而言，實踐是比較均衡的，它不會像理論那樣一再大幅度地搖擺和一面倒。中國的近、現代充滿這樣的實踐以及其所包含的邏輯。
實踐的現代傳統 二元對立的語境所造成的誤區之一是無視現代傳統。對立的是西方的現代和中國的前現代，非此即彼。我們看到，形式主義經濟理論所主宰的經濟史，用亞當•斯密理論連貫18世紀中國和改革後的中國，基本無視其間將近兩個世紀的時期。而本土論者則指向未經西方入侵和影響的中國傳統，因此同樣忽視中國近、現代歷史。此外，本土論者所借助的後現代主義是從全盤否定西方現代主義出發的，因此只關注（受西方影響之前的）“傳統”，同樣無視近、現代史，包括中國革命在內[5]。這樣，完全抹殺了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在中西並存下所形成的新“傳統”。我這裏稱之為“現代傳統”。而正因為在理論領域長期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具有協調雙方性質的現代傳統主要凸現於實踐，而不是建構。因此，我們今天要走出這個理論上的和話語上的二元困境，必須著眼于實踐及其現代傳統。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經突出中國革命運動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所形成的獨特的認識方法： 要求從對農村的實踐的認識出發，提高到理論概念，再回到農村去檢驗。 這是和儒家認識傳統相背的認識方法，也是和西方現代要求形式化的（把理性人作為前提的）所謂科學方法相背的認識方法。雖然在整個革命歷程中多次由於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而違背了這種認識理念和精神，但它不失為現代（革命）傳統中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現代性的一個“傳統”。
除了革命運動本身的勝利之外，這個認識傳統的威力也可見於其他特定領域。譬如在衛生領域，正如有人證明，中國共產黨十分可取地避免了囫圇吞下現代科學主義的錯誤，而國民黨的抉擇就是如此。國民黨統治意識幾乎完全接受西方的現代醫學知識及其理論和價值觀，認為傳統醫學是不科學、不可取的，因此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用國家政權（通過賦予執照的控制權）試圖建立新的基於西方現代醫學的衛生體系。雖然有個別鄉村改良主義人士提出重新培訓現有鄉村產婆的設想，但是在當時農村實際情況下，現存產婆多是由農村有生育經驗的婦女“兼任”的，她們大多沒有可能脫離家庭參與新式的(要求在城市居住幾個月的)訓練。而接受過新式訓練的“助產士”則不會進入農村服務於貧窮的農村人民。國民黨的衛生制度結果只見效於大城市，並沒有對農村當時的衛生制度起實質性的改革作用。農村新生嬰兒的死亡率也因此徘徊于原來的25％左右。但中國共產黨則從農村實際出發，在認可舊式產婆的經驗認識之上，採取最簡單廉價的辦法給予她們一些基本的現代衛生知識（譬如洗手、剪指甲、燒水消毒等等），憑此在短短十年之中把嬰兒死亡率降低到7％，因而在大躍進之前便在這方面幾乎達到世界先進的水平。這是十分值得讚賞的實踐經歷，也是包含著反對簡單的現代西方科學主義的邏輯的經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