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電台
時間開始倒數，副台長手拿茶杯，腳踩著高跟鞋，喀答喀答，從容地步上樓梯。五、四、三、二、一，「親愛的聽眾朋友早安，歡迎收聽XXXX，我是XXX…」彷彿千年不變的開場白，鬧鐘一般分秒不差地從麥克風裡流洩。
我望著窗外纏綿的淡水河景，似乎也有歲月悠悠，可以就此安享餘年的錯覺。然而我的心卻有如孤舟，在周遭聲浪中載浮載沉，與身邊的事物格格不入。
離開有線電視電影台之後，我踏入另一個陌生的領域──廣播電台。即便學生時代也同別人一樣聽余光的西洋樂、藍青的搞笑耍嘴皮，但我不曾對廣播有夢，這份工作無疑只是助我跳離前一個泥沼的浮木。
九○年代中期台灣的天空異常擁擠，有線電視與新電台的執照紛紛開放，然而比較起有線電視的嶄新，廣播無疑是古典風華的大眾媒介。不少老廣播人轉戰新電台，氣定神閒的聲調尬上林經理的高分貝咆哮，彷彿毫無交集的頻道，除了沙沙的雜訊，溝通只是徒勞。
我雖是林經理「挖角」而來，可是性格南轅北轍，她急燥，我鎮定；她主張高壓，我崇尚懷柔；她在電台裡疾走如暴風，我則晃蕩似幽靈。我這才明白，我倆的合作，一開始就註定困難重重。
原本具挑戰性的工作，很快就成了例行。電台知名度和收聽率也只有小幅提昇。而主安逸的老員工和高壓暴烈的林經理，才是最可怕的鬥爭，我夾在中間，裡外不是人。
果然，「大幹一場」的機會來了！一家高雄崛起的新興電台（而且是領導品牌）決定展開北中南收購，串聯起地方的電台，準備形成全國聯播網，第一眼相中的就是我們。
傳言中的新老闆開始不定時在電台出現。我與新老闆投緣，而我「清新」的性格以及優秀的背景，很快就成為老闆眼前的紅人，偶爾也跟著出差高雄觀摩。此刻，二、三十人的小公司明顯一分為二：正、副台長、「新老闆」與他帶來的一名員工、林經理，以及我，屬於最核心卻也最危險的這一邊。
眼看光明在望，電台即將坐大，林經理也不時面帶微笑，鮮少高聲叫罵了，窗外的淡水河河水彷彿也跟著清澈許多。
誰知，一覺醒來，豬羊變色！
新曆年過後的某個早晨，我一進辦公室，桌上便躺著一個白色信封。林經理、我以及那個「新老闆」的助理等人，一起被解雇了。原因是舊老闆反悔，不同意收購的價格，決定不賣電台，我們這些「亂臣賊子」就這樣無預警地被轟出大門。那個助理收拾包包，平靜地被「過去式的新老闆」領走了。我和林經理則抱著紙箱，宛如兩片枯葉，孤伶伶地飄盪在淒冷街頭。林經理在我一旁氣得直跳腳，而我卻有一種想笑的衝動：終於，從這場鬧劇中解脫了。
她像是被卸下兵權的將軍，眼冒火球地盯著我，直到後來我才明白，由於我的隨和搖擺，一度被她視為臥底，可能休息一陣就要回電台上班（事實上，我才是鬥爭的犧牲者）。
收購不成的「新老闆」很夠意思，隔天晚上設宴慰勞我們，並藉機緊握我的手，證明我屬於這一國。不久後還找了辦公室，收留我們這一批被掃地出門的「難民」，準備整軍再戰。
巧的是，我在同一天拿到了醫院的驗孕報告，優雅求去，婉謝了他的好意。經過這場波折，我就此揮別職場，回家去，恰似一江春水東流，不回頭。
(自由時報 自由副刊 200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