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邀著新聞台的台長觀看「生命」時，我選擇的缺席，大家搶著在總統戲院排隊時，我還是選擇缺席，然後，如我所預期的，沒有我「生命」依然相當精彩，我一直在挑一個適當的時間，然後可以默默走進電影院，本來想默默在家觀看ＤＶＤ，不過就在陳總統也跳出來說話的今天，我還是等不及了。然後在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未睡的情況下，依然等不及寫下一切。（看來，我無法改變急性子的習慣！）

如果「生命」是一個度量衡，那必然永遠量不出正確的長度、重量，至少我算計不出剛剛那二小時十五分的生命的輕重，只知道心坐在鞦韆上，時高、時低地擺動著。打鞦韆的樂趣是享受那速度的快感，而觀看「生命」這部紀錄片，鞦韆向前時盪進片中四個家庭的生命，向後則盪到自身的回憶中，進而勾鏈出許許多多的思絮。

一開始出現九份二山時，出現國軍的畫面，我第一個想起我有個朋友東頡，當年也是在埔里搬運屍體的國軍之一。一直以來，我很少聽見有人問起這些年輕的阿兵哥的心情，其實那不是一份很單純當兵幹活的心境。「其實，那份陰影一直在我的心中，那種接近死亡的氛圍，一直留存著。這真的不只是一份差事，其實我的涉入感，不比失去親者的人來得低!」三年前，我剛認識他時，九二一地震已經過了二年，東頡對我說的話。東頡只是當年救難的幾百、幾千的國軍其中之一，就像四個破裂的家庭，也只是幾百個哀痛的家庭其中之一，大家的悲哀或恐懼的程度與理由，或許不同，然而，自身的生命的厚度與寬度將因他者生命的長度大大的改變。

　　
　　片中看見姐妹從開心到失落的翻著垃圾，只希望能找到家人的遺骸。看見這一個景，我忽然聯想到，偵探片中，垃圾常常扮演破案關鍵，而在這裡證明生命曾經存在的蛛絲馬跡。成堆黃土上的一片鐵片、一小塊破布，成為不願放棄的理由，生命中的微不足道，都成為了無止盡的希望。曾經以為陽光出現、涼風輕吹的舒適，是感受故鄉，最好的方式，那暖暖的熟悉與依靠，而地震一過，草木不復存在，一切都成為了多餘的諷剌，明芳說：「現在連吃香蕉都要買，以前愛吃多少，就吃多少，現在……」。現在的九份二山，青草、樹木漸密，那終究只是如同傷口結耞的表層。


生而死，死而生的輪迴，在片中一再透過不同的形式的呈現，清楚描述的包括了：親人的離開、親生兒的誕生，重拍婚妙照、再次度蜜月，而隱約的場景也不停的訴說著，包括不停追問每一個受訪者的夢境內容與感受，以及逃離與遺忘，也許也可以說難過、悲傷是死，堅強與接受是生；遊玩、工作是生，背對與封閉是死，甚至山洞的光與影捕捉中也在表達著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概念。這讓我，不得不立刻想到要來進電影院前，才聽聞到的，一些關於靈學、輪迴的事情，如果輪迴得以說明物質不滅，所有的不公平都將是公平的；所有靈魂的出走，終究還是需要回到原點；而那寄不出的五封信，在存在時就同時寄出了，寄出的是心中難解的情、難訴的苦，與那無盡的痛，只是希望這樣的存在，能讓當事人獲得一些平復。
　
　看片子的同時，還想起五年前九二一大地震，我十九歲，一個人住，一個愛我但我不愛的男人，用電話陪我聊天到天明，五年後的今天，我依然不愛他，而且沒有見過面。那台北分區限電的幾星期裡，我住的是特別區，電從沒斷過，讓我唯一有感受到社會的集體痛苦，是各家電視新聞台的ＳＮＧ以煸色腥的手法，不停重復報導災區的新聞時，我因為同情和悲憫而掉淚，當然，我同時也因為電視報導麥當勞捐太少錢而拒吃。真正有點涉入九二一大地震，是三年前，參加二星期的南投酒廠體驗營，回到我許久未曾回去的半個故鄉－中興新村。雖然看見許多重建屋，相當的漂亮，但組合屋卻仍然存在，在做口述歷史時，在和酒廠員工訪談時，不免提起九二一的種種，此外，在當時還遇上九二一重建協會的委員與苦勞網的相關人士時，才真切感受到什麼叫「大地震」。那些字字句句中，透露出的對立與衝突，以及種種的困難，才讓我真正感受什麼是到「七級」的地牛翻身。不過我同時想到，其實五年前是媒體告訴他九二一地震的一切，五年後的現在，還是媒體負責在提醒他當年的九二一地震是什麼。其實，對大部分的人，也許包括我自己，九二一在個人層次的感受，絕對低於社會共識的感受很多很多。
　　

後記：對於「生命」評價很兩極，而我自己的感覺則是，吳導對這紀錄片的涉入，就如同我在觀看時，時而內觀、時而外察，這樣的交織，依然在呈現社會的某一個塊狀，但必然不是全部，更不可能是什麼完全的貼近或客觀，畢竟沒有這種百分百的東西存在。一部影片，或多或少都有一個想要表達意象，而這意象是導演企圖呈現的，看「生命」我沒有預期的掉眼淚，即因為吳導毫不遮掩的呈現他極慾表達的一切。這時，對我而言，看這部紀錄片，內心的感動是來自於吳導的用心，而不是內容中呈現和反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