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周所閱讀的兩篇關於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文章中，我想我終究無法避免地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思考到台灣政治社會當前的困境。Craig Owens的文章中，用了Laurie Anderson的多媒體表演作品來闡釋了強調差異的後現代主義思考常出現的一個盲點，即使從後現代符號學的角度來分析Laurie Anderson作品中，傳送到外星球的手語符號依舊可以被差異解讀，產生所謂符號的多義性。但是除此之外，Owens更進一步地糾正了其之前論述的疏忽，認為在手語符號的多異性之外，卻忽略了原始圖像即是先入為主地將發言的主體給予了男性，使得整個後現代理論在強調差異的同時，卻不斷地複製了發言主體的陽具欽羨位置，讓「說」出後現代、「說」出差異的人，依舊以男性居多，成為後現代理論的一大諷刺。

相對於要在後現代主義裡追求出女性主義位置的差異，Owens認為女性主義的運動作為一種對抗文化的同時，會容易被一系列的運動給同化：「各種抗爭文化所組成的聯合陣線不僅把女性主義本身當作黨中無派的大一統，因而壓抑其內部多方面的差異……」 從這裡我發掘出我的疑問：不論從學理上我們可以如何地去談論各種差異，以及差異內的差異，以及差異內的再差異，但是從抗爭運動的策略執行面來說，各種組織與文化成份若不能在實踐層面上有所聯繫、互通聲息，那麼要如何才能在主流權力的壓抑下大發齊聲呢？就像一個政治運動、或學生運動、或勞工運動，若沒有一個中心的訴求和思想，那麼在與主流抗爭的過中，即往往很容易被消弭聲音，反而喪失抗爭動能。

在同樣地追求差異的性格下，如果放到族群或本土化的議題上，也許會出現另一種疑慮。台灣當前辯論本土化的一個說法，即是強調在台灣島內的多方差異，強調福佬、客家、中國、原民，等等等等各式各樣的文化發聲共同存在於一個島內，作為居住在台灣的一份子，強調本土化的論述其實是在建構一個新的閩南文化霸權，一個供政治人物操弄選民情節的手段，而真正的少數族群則依舊沒有發言的空間以及管道。

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前幾天中時副刊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一文，或許點出了若干的提醒。該文寫到：「中國本身的集權統治、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個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坦白說，我首先坦承我不明白該文為何強調陳水扁，而不是民進黨政府，因為其前文以國民黨為主體，或稱蔣介石而非蔣中正，算了想太多~~）在全球化作為一個世界潮流的發展趨勢之下，強調本土，很大的程度被視為鎖國，放棄國際生存空間，但是在龍應台的文章中，我們也不得不去思索，就是因為全球化的發展，使得中共的國際力量能夠藉其廣大的經濟腹地不斷伸張，而其極權的政治霸權也因而如虎添翼，使台灣生存空間更被壓縮。在這樣子的國際局勢下，好像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般，即使的確在台灣島內有太多的文化差異，但當我們一昧地像內看，一昧地用一堆理論去強調解構認同，會不會反而內耗了國家的競爭能力？畢竟，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並不會在乎台灣島有多少分歧的文化，歐美跨國企業的投資也只關注一個整體的國家局勢，說的難聽一點，中共的導彈上並不具備這麼高的科技，會分辨落下來後哪些族群的人會被炸到，哪些族群的人可以逃過一劫。忍不住思考，是不是台灣仍應該去尋找一個「認同」，在一個更大的強權的壓迫下，我們是否應當多往外看，而非反對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建立（當然困難點就在於主體性的內涵），在追求差異的同時，喪失了真正能夠發揮力量的抗爭策略。

　　後現代的理論最初所要談論的，應當是西方、歐洲絕對中心文明的瓦解，它本身就是一個權威，它的解構是在放鬆大論述對自己所產生的內部壓力，因此可以盡情地談差異與解構。但對於台灣這樣一個臣屬於另外一個新興的國際中心與文明之下的國家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應當是要先多寄幾本後現代後殖民的書給中共領導人，期待由中共中心的解構來帶動整個多元文化的鬆綁，否則中心不解，邊緣自解，反而變成一種烏托邦式的自溺，變相地鞏固了中心的位置。最後，與其說台灣面臨了一次新權威的崛起（4/12中時的觀念平台），個人認為倒不如說台灣是一個雙權威的的國家，綠色控制了黨政國家機器，藍色則控制了電子媒體與企業資本，在這樣一個詭異的雙權威國家裡，早早已是處處差異，是要多多少少找一個認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