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科見習的某一天，主任特別情商一位心理學大師來指導住院醫師所謂「理情治療」。一堂「導論」中出現的許多專有名詞，譬如某某學某某派之類的，作為見習醫師的我因為才疏學淺，聽得霧煞煞，不過有一段問答卻讓我陷入一個深沈的思考。

一個早上的教學告一段落，教授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我記得當時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因為太艱深了所以我忘了，第二個是問教授為什麼要走認知心理學（教授回答說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性格的關係），第三個問題就妙了，是年輕有為的總醫師問的：「教授您說因為『我們中國人講情緒』，那您覺得我們『台灣人』的性格又是什麼呢？」當時現場頓然哄堂大笑，教授答說：「我們今天不談政治的問題……」

從教授的言談中，特別提及的中國人「講情緒」的性格特色，特別適用於著重於研究「知識從感官傳入到記憶到運作的過程」的認知心理學。而這位曾經在畢業典禮堅持用台語代表畢業生發言的總醫師學姊，倒是抓緊了這樣一個能趁機來個「台灣正名」的機會，咬著「我們中國人」的意識來宣示表態。

學姊的語出驚人，對於一直關心台灣認同的我來說，當然自是欽佩。不過隨後大家爆出的笑聲，更著實讓我感受到現在的年輕人面對族群問題的慌亂，乃至於乾脆以「當成笑話」作為「防衛機轉」的悲哀。

當我們談論到一個適用於台灣的心理學派時，針對區隔「中國」與「台灣」的不同的命題，真的只是一種「政治」的指涉嗎？如果我們足夠瞭解中國與台灣的歷史，並細膩觀察各族群的背景，難道我們真的無從發現，「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民族性格，是多麼大相逕庭？

不可否認地，當教授言及他在學術上的路線選擇時，我們很清楚的明白他的外省背景的原生家庭對他的深刻影響，也因此我們也能體會他以民族性格為由作為研究取向的必然。只是當台灣人民的民族性格，在長久以來被殖民者或統治者壓迫的歷史情境下，型塑出來的性格，豈可和中國一併歸類呢？

對症下藥，是醫學的必然精神。在醫學院的學習過程中，常常面臨老師們無法清楚的將中國與台灣明確區隔的問題，以致於造成對於疾病的盛行等公共衛生問題的認知模糊。而像這樣情形層出不窮，屢見不鮮，真叫人擔心學術界的輕忽而造成專業上的漏洞。

是以，將民族特質作有意義的細膩劃分，便不再是出於單純的政治動機而已。就像我們不得不提起的遺傳學專家林媽俐醫師的研究，她從台灣族群的遺傳研究中，更精確地追溯台灣人血緣的來源，那麼在疾病關聯於生理的思考上，自然能夠更加細緻了。

兩個國度，經驗著是截然不同的意義世界。兩個國度裡的人民，承載著的，是截然不同的歷史包袱。這些不同，不但表現在歷史文化上，更表現在生理上、心理上。當這樣的區別，被「與人高度相關」的學術界（如醫學、心理學等）給漠視了，那麼我們該如何期待學術作為解決問題的取徑呢？如此嚴肅的問題，又豈是一句「我們不談政治」能夠規避的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