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每年這時候，我們都爭論著二二八是否放假，如何紀念。雖然，我們也都肯定要化恨為愛，要擦乾眼淚。雖然我們每個人心中，紀念二二八都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確，二二八不再是禁忌了。

但坦白說，面對二二八，我們仍思考呆板，目光如豆。新聞的評論裡，我們聽到，現在年輕人對二二八也已失去胃口。面對二二八，小朋友們只知道這是「紀念日」，卻不知該紀念什麼、如何紀念。

我們也注意到，電視螢光幕呈現的，也永遠只有行政首長在二二八紀念日的行蹤與演說。彷彿，二二八如今已經變成政治利用的籌碼了。我們的新聞記者，只關心「等一下總統夫人要來」、「副總統要來」、「市長也要來」，卻隻字不提站在台上朗誦的詩人李魁賢。我們已經讓二二八變得媚俗了還不自知。

台灣的環境猶然動盪。但是面對這個困境，我們的思考並不能只困擾在政治鬥爭的脈絡裡。我們不能讓「二二八」成為政治流行語。二二八的意義在於，他是一段屬於台灣人民的共同歷史，是時時存在我們的血液和呼吸的。二二八不單是屬於受難者，也不單屬於政治人物。在今天，二二八跟每個人都有關，從老人到青年，從勞動者到藝術家。

台灣一直擺脫不了無意義的族群紛爭。套用神學家潘霍華之語，我們實在看輕了「和平」這個「重價的恩典」。我們常常只在二二八這一天打開電視新聞，看總統、行政院長又說了甚麼話，卻忘記自己可以用什麼樣的語言，用什麼樣的姿態與眼神，來面對這個屬於自己的紀念日。

「認同」不是個輕易草率的過程。認同不該只呈現在選舉的得票率，不該只有表現在最容易操作的政治秀裡。「認同」應該表現在孩子的床邊故事、在教堂的信息；在畫家的畫布上、在作曲家的音符，和詩人的筆墨裡。

而肯定這些豐富的「認同」的呈現，並不斷將這些「認同」內化到我們的生活裡，二二八才真正成為我們共有的資產。

十年前，當我們面對中國的天安門事件，《歷史的傷口》這首歌可以如此被台灣人民熱烈地傳唱，但是面對二二八，我們卻顯的如此礙手礙腳，啞口無言。這就是「認同」的標準出了差錯。

通往真理的道路，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和平」絕對不是個「廉價的恩典」。也因此，我們要費盡口舌，用各種形式，來傳講二二八的故事。也當然，我們也要費盡心思，將「二二八」的意義，緊緊的扣住現今社會的人權思考，無論是關乎族群的、宗教的、以及司法的，乃至於性別的。

認同，不應只是政治的責任。認同是文化的責任、是媒體的責任，是家庭的責任，是每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的同胞的責任。當然，前提是我們無須掩飾這道歷史的疤痕。

如果二二八這一天，我們的新聞畫面，不再追逐著行政首長，而能靜靜端詳詩人的演說；如果二二八這天，我們的電影院、音樂會、教堂、廟宇、學校，都傳講著二二八的故事。如果二二八之外的每一天，我們終於學習背負著傷痕，去體恤身邊受迫的人們，我們才敢說，過去祖先的犧牲，以及民主前輩的平反，總算沒有白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