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重考」顧名思義是一個簡單的動詞，卻包含著許多隱而不見的事實。「重考」是一個過程，一段充滿了不可預測性的抗戰。表面上固然有個目標，卻不知為何而戰，像永遠無法將巨石推向山頂的薛西弗斯一般。你必須抵禦毫無預警地撲來的敵人，他們的名字是憂鬱與仇恨。

人家說考上大學後的暑假，理應是人生最輕鬆的一段時光。大部分的人應該在兩三個月間，先是不做白不做地跑完各補習班辦的落點預測，然後到大學博覽會去人擠人，接著填完志願等放榜，然後參加各大學安排的迎新活動。

我記得第一年考完也一窩蜂地玩了許多這種團體遊戲，現在想起來，簡直像為了去滿足什麼說不上來的感覺才去做的一樣，大概是「乖乖，我是大學生了呢」這種心情罷。要從年幼無知到高中生變成國家未來的棟樑的大學生，這種蛻變，對台灣教育體制下的小弟弟小妹妹而言，是措手不及的。

我竟開始思考起這種教育部長級的問題。什麼「人本教育」、「教育改革白皮書」等等的書籍，竟一下排滿了書桌。

然後我設計了一份問卷，分成兩種樣式，一份給重考生做，一份給在補習班打工的工讀生做。當時設計這份問卷，目的是很險惡的，心想如果透過這些調查證明補習班拉攏學生重考試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為，那就應該被公諸於世然後接受口誅筆伐。最好呢，「嗯，最好全部倒閉！」我自忖著。

有幾個在補習班打工的同學被我一起找來家裡，我泡好了咖啡，準備好錄音機，開始訪談了起來。

「你們是如何得知高中畢業生的電話號碼的？」「通常你們怎麼介紹補習班呢？」「補習班裡面有專業的輔導人員嗎？」

那天下午我異想天開地以為這樣的訪談可以爆出什麼驚世秘辛，卻發現了一見嚴重的事──錄音機沒電。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那些被找來的工讀生這件糗事。不過後來我仍不死心地想，亡羊補牢，就努力做問卷吧。

許多過去在重考班蹲過的同學都被找來幫忙，我印了幾百份問卷，內容大概是問「你覺得重考收穫大不大？快不快樂？健不健康？」的問題。據說有補習班知道有問卷這回事時，竟傳開了一種謠言：「那一定是別的補習班發的！」

我照例到各個補習班回收問卷。有一天走進台中赫赫有名的補習大廈──TCC大樓，按了某補習班樓層，等門一開，竟見到了一位「舊識」。「啊，主任，你怎麼來這裡啊？」「啊，吳易澄，你考的怎樣？」

那是當年到家裡來給我握手「加持」，然後也在電話中咆哮著「你注定失敗」的那位某補習班班主任。我看見他眼神中流露的不安，他的笑容好僵硬，害我差點就笑出來了。

「考的很好呀！」我自信地說，心想無論怎樣也要這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