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赫若，本名呂石堆，小說家。初作〈牛車〉一鳴驚人，刊載於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立刻受到文壇矚目。後來又經胡風譯成中文，與楊逵的〈送報伕〉及楊華的〈薄命〉一起被選入《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做為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代表，介紹給中國。是日治時代公認的、最有才華的小說家。

呂赫若，於公元一九一四年出生於台中豊原，畢業於台中師範，次年（一九三五 ）即以〈牛車〉揚名文學界，此後，不斷地有作品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民報》、《台灣新文學》發表。一九三九年，一度進入東京武藏野音樂學校聲樂科學習聲樂，並參加東寶劇團演出歌劇。一九四二年返台後，除了繼續寫小說，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之外，並出任《台灣文學》同仁及擔任《興南新聞》記者。為戰爭時期，最活躍的台灣作家之一。一九四三年，台北公會堂舉行決戰文學會議，他的〈財子壽〉一文獲得會中頒贈的第二回「台灣文學賞」，小說才華一再獲得肯定。一九四四年，第一本小說集《清秋》，收有〈清秋〉、〈鄰居〉、〈柘榴〉、〈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等七篇小說，在台北清水書店出版。呂赫若可以說是台灣文學成熟時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天才洋益，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小說仍是他最傑出的藝術成就。

戰爭時期，有不少作家明顯地放慢了自己的文學腳步，或者根本就停止參與文學活動，呂赫若是僅見的、格外活躍的一位，寫作不輟。這段時期發表的〈山川草木〉和〈風頭水尾〉，曾被人質疑為皇民文學，葉石濤說那只是「偽裝的皇民化謳歌」，只要印證這些作品的內容，當知這是公允的說法，更見呂氏藝術修為之不凡。呂赫若也是和楊逵一樣，少數在終戰後未曾停止文學的腳步，繼續邁步向前的作家之一，他比楊逵等人更了不起的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已經能用中文寫小說，發表「戰爭的故事」系列小說，終戰迄二二八前夕，一共發表了〈改姓名〉、〈一個獎〉、〈月光光〉和〈冬夜〉四篇中文小說。顯然，他又是戰後最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重建運動的一員猛將。一九四九年，他曾出任台北一女中音樂教師，並在中山堂舉辦過音樂演唱會。不久之後，呂赫若忽然從台灣消失，關於他的轉變和下落，留下的是無法證實的傳言，呂赫若鋒芒畢露的文學才華，像一顆乍現光芒的文學彗星，從台灣文壇突然消失，留給人無限的懷念。

據傳，呂赫若是受到建國中學校長，也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盟員陳文彬的影響，加入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這樣的突變，幾乎無法從他的文學作品中找出任何思想轉變的軌跡，說法受到質疑。呂赫若於戰後任職《人民導報》擔任記者，中文小說〈改姓名〉和〈一個獎〉都發表在蘇新主持的《政經報》。《人民導報》的社長是宋裴如。以戰後活躍於台北文化界、文藝界和報界的呂赫若，「想像」他可能因此與這些紅色人物搭上線，因而澈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仍然只是疑問重重的傳說。

國安局出版的《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在〈鹿窟武裝基地案〉中說，呂赫若於一九五○年七月上旬，奉派搭走私船赴香港，與中共人士聯絡，返台後失蹤。因此有呂赫若於一九五一年死於台北石碇鹿窟的說法，有人以鹿窟多蛇，常有人遭毒蛇咬死，因而相信呂氏是遭毒蛇咬死的「傳言」，呂氏遺孀蘇玉蘭則以曾相約到日本經商之言，懷疑：有人怕呂赫若出來自首，在山裏先槍殺了他──的另一傳說，也不無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硬要將呂赫若染紅的「黨人」，斬釘截鐵地只相信毒蛇咬死說，根據的是後來鹿窟被破後判刑坐牢出來的某人的片面之言。呂赫若是不是共產黨，恐怕是永遠解不開的歷史謎，但他的小說一點都沒有共產黨的味道，則
是千真萬確。

從廣受肯定〈牛車〉開始，呂赫若恐怕連批判性寫實主義都算不上，也缺少賴和那種知識份子的認真和熱切，只是冷靜、客觀、平實地敘述發生在一個牛車夫身上的遭遇，雖然時代的變遷，大環境景氣的不振，是小說中小人物處處碰壁、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作者既無批判，也沒有控訴，怎麼看，它都不是負有社會改革使命的文學。從呂赫若的小說，呈現了許多人間的景物，有他特有的自然率真的性格，也沒有早期台灣小說主宰、掌握事物的積極特性，的確有他小說技巧上的獨特藝術成就。

不過，呂赫若的小說擁有別人所沒有的、觀察事物的穿透能力，它總是能很清楚地看到統治與被統治、環結不能相扣的關鍵，看到地主與佃農內部的間縫，冷眼看清渡海來台漢人迷信風水，洞察家庭、婚姻的問題。呂赫若小說的環境意識是敏銳的，他只想平實、自然地呈現自己的感受，描述自己的時代。有論者稱，呂赫若是農民文學作家，原因可能是指他寫了許多以農村為舞台的作品，若此，我們不妨稱他是屬於殖民時代農業社會的作家，因為他的小說是那麼真實地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有《呂赫若集》（前衛）及《呂赫若小說全集》（聯合文學）出版。

轉載自『台灣文學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