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5 17:17:32nina
夫妻情缘仅两年邓小平前妻张&
夫妻情缘仅两年 邓小平前妻张锡瑗的惟一照片
张锡瑗——河北房山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冬在上海逝世。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
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
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八七”会议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
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已经91岁了，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妻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离沪前，她已怀孕，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很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焦急地陪伴着妻子，但非常不幸，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他顾不得埋葬妻子，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1930年春，李强回到上海，奉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进城邓小平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才找到墓地。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并于1969年，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惟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编辑： NINA 来源： 千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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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瑗——河北房山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冬在上海逝世。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
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
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八七”会议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
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已经91岁了，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妻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离沪前，她已怀孕，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很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焦急地陪伴着妻子，但非常不幸，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他顾不得埋葬妻子，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1930年春，李强回到上海，奉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进城邓小平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才找到墓地。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并于1969年，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惟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编辑： NINA 来源： 千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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