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6 10:52:12
nich
電影觀點
電影扮演了說故事的功能，亦是一種聲光娛樂的呈現，那麼在本質上我們究竟是聽故事的多，還是接受聲光娛樂效果的多呢？隨著科技不斷的演化，電影也不再是像以前那麼簡單的一種文化（藝術）呈現，當電影結束後那長達數分鐘乃至於十數分鐘的工作人員表列，他已然不像是老些時候那一桌二椅兩個人就足以獨挑大樑的把戲了，與其說我們在看戲，倒不如說我們在接受一種複合（感官）刺激，不僅有導演、演員、攝影及編劇，甚至服裝、燈光、美術設計、視覺效果和電腦等不及備載的因素交織成一部電影，對我而言，這畢竟複雜了些。
我覺得電影是要讓人有所感動的，從比較不遠的記憶說起吧，那慘忍的讓人毛骨悚然的拉斯朋提爾＜在黑暗中慢舞 dance in the dark＞，何以要用碧玉之死呈現人性的慘忍呢？若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我們是否又要為了人類自謂高操的情節所感動呢？人是有情感（慾望）的，生存的慾望，碧玉所扮演的母親要生存亦或是為了維繫下一代的生存而掙錢；偷錢乃至於被打死的男子也要生存，為了生存而需要掠奪，除去了所有社會文明的架構，我們在賺取我們的人生，也在掠奪別人甚至大自然的生存，在複雜的社會仍然不敵以眼還環眼的原始思緒，看見光明的下一代也不過只是一種人性對生存下去的寬慰，我們是慘忍的，為了生存下去，一切泛社會的架構也只是在幫助我們，避免我們為了生存而踐踏人類彼此，朋提爾畢竟讓我們還看到親情的光輝了，還是有希望的；＜白痴＞將這種對人性的嘲諷，演譯到了一種極至，看這部電影並不好受，當我們退化到只有吃喝拉撒的思緒中，我們還是一樣要為生存下去。
Robert Zemeckis的＜阿甘正傳Forrest Gump＞，在人性上讓我看到一個較具希望式的呈現，一個有缺陷的人，在電影裡往往更容易呈現所謂人高貴的特質，當然我們仍難要面對生離死別的，當將希望投射在下一代上時，還是要擔心他是不是遺傳我們自身的缺點，Walter Salles的＜中央車站 Central Station＞，Fernanda Montenegro的淡默人性透過一個男孩尋父的過程，看到一種希望，一種我稱之為下一代的希望，當然電影還是停留在小孩子的希望之中就好，長大的過程恐怕是讓我們恐懼的多，當潘多拉的盒子關上之後，古老的寓言已然告訴我們希望不屬於這個人類世界的，希望是會幻滅的，並非無可摧毀的，因是乎我們對希望的無限可能性，多少還是帶了些不切實際的期待了。
電影裡所呈現的一種性/性別的焦慮，性/性別無疑是我們很容易發自內心的一種體驗，因為我們經常在實踐(實驗)自己的身體，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早起幾部電影裡像是＜鬥牛士Matador＞和＜慾望法則Law of Desire＞，安東尼奧班德拉斯那種比較不在意形象的完整表現，讓我們體會到那種對性/性別的不安和狂喜，果真讓人讚嘆不已，＜我的母親 All about my mother＞和＜悄悄告訴他 Talk to her＞比較完整的在討論當我們內心這種性/性別焦慮加之以社會化面向的親情、愛情或友情，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境。
陳果＜香港製造＞裡李燦森近乎真實的表現，生活裡的虛無、頹喪、迷惘感交雜慾望，對比於97回歸不安感，陳果的香港3部曲，成功的利用小人物緊緊聯繫著香港命運，自香港新浪潮之後，97和後殖民時期的焦慮，一直影響著香港的電影作品，許鞍華的＜滾滾紅塵＞、＜千言萬語＞、羅卓瑤的＜浮生＞、王家衛的＜阿非正傳＞…，這種複合著英殖民的經濟發展，華人的國族認同複雜的思緒，是早些香港電影的重要因素，這點和好萊塢常有的灑狗血似的愛國主義不甚相同，到比較貼近於猶太人迫害的情感認同，我不得佩服在經濟上強勢的猶太人動不動在電影上營造著這些氣氛，成功的將猶太人在歷史上的迫害轉化成人類世界對戰爭的集體傷痕，像是＜辛德勒名單＞、＜美麗人生＞、＜戰地琴人＞等等，當然這些電影有更多値得討論的元素。
不可諱言，好萊塢式的電影，佔據了大多數的市場，這些重視娛樂效果的電影，聲光效果多少影響了本身的觀影經驗，電影是反映人生和社會的，當然有些反應個人意識和內心恐懼，影像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仍然在於讓我們感動；或許我不及體會塔可夫斯基，然而這個世代的許多電影已然夠我感動許久。
我覺得電影是要讓人有所感動的，從比較不遠的記憶說起吧，那慘忍的讓人毛骨悚然的拉斯朋提爾＜在黑暗中慢舞 dance in the dark＞，何以要用碧玉之死呈現人性的慘忍呢？若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我們是否又要為了人類自謂高操的情節所感動呢？人是有情感（慾望）的，生存的慾望，碧玉所扮演的母親要生存亦或是為了維繫下一代的生存而掙錢；偷錢乃至於被打死的男子也要生存，為了生存而需要掠奪，除去了所有社會文明的架構，我們在賺取我們的人生，也在掠奪別人甚至大自然的生存，在複雜的社會仍然不敵以眼還環眼的原始思緒，看見光明的下一代也不過只是一種人性對生存下去的寬慰，我們是慘忍的，為了生存下去，一切泛社會的架構也只是在幫助我們，避免我們為了生存而踐踏人類彼此，朋提爾畢竟讓我們還看到親情的光輝了，還是有希望的；＜白痴＞將這種對人性的嘲諷，演譯到了一種極至，看這部電影並不好受，當我們退化到只有吃喝拉撒的思緒中，我們還是一樣要為生存下去。
Robert Zemeckis的＜阿甘正傳Forrest Gump＞，在人性上讓我看到一個較具希望式的呈現，一個有缺陷的人，在電影裡往往更容易呈現所謂人高貴的特質，當然我們仍難要面對生離死別的，當將希望投射在下一代上時，還是要擔心他是不是遺傳我們自身的缺點，Walter Salles的＜中央車站 Central Station＞，Fernanda Montenegro的淡默人性透過一個男孩尋父的過程，看到一種希望，一種我稱之為下一代的希望，當然電影還是停留在小孩子的希望之中就好，長大的過程恐怕是讓我們恐懼的多，當潘多拉的盒子關上之後，古老的寓言已然告訴我們希望不屬於這個人類世界的，希望是會幻滅的，並非無可摧毀的，因是乎我們對希望的無限可能性，多少還是帶了些不切實際的期待了。
電影裡所呈現的一種性/性別的焦慮，性/性別無疑是我們很容易發自內心的一種體驗，因為我們經常在實踐(實驗)自己的身體，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早起幾部電影裡像是＜鬥牛士Matador＞和＜慾望法則Law of Desire＞，安東尼奧班德拉斯那種比較不在意形象的完整表現，讓我們體會到那種對性/性別的不安和狂喜，果真讓人讚嘆不已，＜我的母親 All about my mother＞和＜悄悄告訴他 Talk to her＞比較完整的在討論當我們內心這種性/性別焦慮加之以社會化面向的親情、愛情或友情，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境。
陳果＜香港製造＞裡李燦森近乎真實的表現，生活裡的虛無、頹喪、迷惘感交雜慾望，對比於97回歸不安感，陳果的香港3部曲，成功的利用小人物緊緊聯繫著香港命運，自香港新浪潮之後，97和後殖民時期的焦慮，一直影響著香港的電影作品，許鞍華的＜滾滾紅塵＞、＜千言萬語＞、羅卓瑤的＜浮生＞、王家衛的＜阿非正傳＞…，這種複合著英殖民的經濟發展，華人的國族認同複雜的思緒，是早些香港電影的重要因素，這點和好萊塢常有的灑狗血似的愛國主義不甚相同，到比較貼近於猶太人迫害的情感認同，我不得佩服在經濟上強勢的猶太人動不動在電影上營造著這些氣氛，成功的將猶太人在歷史上的迫害轉化成人類世界對戰爭的集體傷痕，像是＜辛德勒名單＞、＜美麗人生＞、＜戰地琴人＞等等，當然這些電影有更多値得討論的元素。
不可諱言，好萊塢式的電影，佔據了大多數的市場，這些重視娛樂效果的電影，聲光效果多少影響了本身的觀影經驗，電影是反映人生和社會的，當然有些反應個人意識和內心恐懼，影像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仍然在於讓我們感動；或許我不及體會塔可夫斯基，然而這個世代的許多電影已然夠我感動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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