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依德於二十五日逝世了。雖早已預想這一天會來到，但仍是感到難過。據知他執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當日下半旗哀悼，一群師生晚上在他辦公室所在的哲學大樓下，點蜡燭舉行追悼會。追悼的不只是一名大師的離去，他的東方主義學說，早已成為後殖民理論的奠基；而在扮演一名專業大學學者之餘，積極介入巴勒斯坦的獨立運動，勇於批判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的他，已被看作是知識份子良心的化身。

薩依德被喻為二戰後最重要的理論批評家，其影響不喻而知。但他從沒有想要建構“學派”的想法，甚至無數次在接受訪問時，調侃耶魯派幾位批評家如保羅．德曼（Paulde man）等人，意圖建立一個耶魯學派，讓學生奉行一套思想方法。他曾經坦率的說：“我常常在思考我的教學，無時不處在緊張與焦慮狀態當中，我寧願把它看作是對閱讀或詮釋的一種表演藝術，而非刻意為學生能因應未來的社會，而提出一套方法給他們。”這實際上符合他常提醒的一點：不要形成一種壓迫性的知識。

挖掘出“沈默的他者”

“壓迫”這兩個字，在薩依德個人生命原初形態中，已注定是一個力抗要拒絕的符號。在耶路撒冷出生的他，15歲來到了美國，在美國最好的大學普林斯頓及哈佛大學完成學業後，即成為一名文學批評學者。可是，思想與心理上一種“流亡”的狀態，不同文化的錯置與格格不入之感，一直掙扎於矛盾之中，卻造就他獨特的批評視角。

從巴勒斯坦命運與中東回教社群的處境中，他意識到的不只是政經霸權下的壓迫形態，在早期英法殖民時期，另一形態的壓迫形式卻是隱藏在小說文本裡，這些小說後來成了經典。他揭露經典本身涉及一套建制化與權力過程，賦予敘事者說故事的主導權力，也淹沒了其他的聲音，所以我認為薩依德思想學說的貢獻之一，首要是挖掘出“沈默的他者”的存在。

但通過《東方主義》對東／西方思維的一種批判，揭露一直以來東方是西方“沈默的他者”的事實，還是屬於理論的範疇，一直到《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這本書的出版，才是在現實意義上把被壓制的聲音呈現出來。這本書是第一本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場上，用英文在美國主流出版上，書寫巴勒斯坦人的觀點。在當時，此書出版過程曲折重重，甚至發生出版社簽了合約又違言事件，輾轉換了幾家出版社，讓薩依德證實了一個事實──他們就是不要讓“他者”說話。

拓寬文學批評的邊界

其次，是有關他的批評方法，基本上拓寬了文學批評的邊界。薩依德常駁斥哈洛．布羅倫（Harold Bloom）企圖去定義文學純粹性的問題，他更感興趣的，是去探測文學與其他事物“混合”的一個程度，認為這才是文學讓人著迷的地方。作為同領域的學者，薩依德對布羅倫常持有意見，特別是認為他不太投入興趣在小說與戲劇，而這兩者與歷史和社會都有緊密的關係。

在薩依德觀念裡，無論是作為欣賞者或批評者，都需要持有一種“文本的態度”（textual attitude），同時聯結於他秉持的一個重要觀念──文學研究是以歷史原則為基礎。這形成他的文學批評，不只是固守在純文本的分析，與所謂的文化研究開始有了交叉處。更重要一點，他提醒了文學知識的建構，如同歷史知識一樣，摻雜許多人為與權力因素，所謂的文學性與美學，也都具有意識形態的成份。

這兩天重翻他的《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錄》，發現每位受訪者似乎都喜歡問：“作為一位學者和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你如何區別或融合這兩種身份？”一直記得的一個答案，薩依德說，隨著年齡漸長，他所注重的，是在自己感興趣與關注的事物上，還能持續多久。堅定於某種立場，身份就不再是障譺了。望著那張如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甫士的照片，那深邃的眼神，仿佛也在沈思。我在想，薩依德的思想學說，已成為公共的思想資產，他這離去，也是無憾了。只是感嘆，又失去了一位在世的學習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