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論壇──紀念萬隆會議60年)

萬隆會議於1955年4月18日開幕，當時以新加坡觀察員身份出席盛會的《南洋商報》記者，後來成為新加坡外交部高級政務部長李炯才，曾在他的回憶錄《追尋自己的國家──一個南洋華人的心路歷程》生動記錄當時熱烈的盛況。尤其是29個國家代表從酒店步行到自由大廈會場，色彩斑斕的民族服裝，吸引成千上萬圍觀者，宛如遊行一般。那時周恩來身穿中山裝，襟口掛著毛章，受到印尼華僑的鼓掌歡迎。緊接著幾天的萬隆會議，掀開了世界的新秩序，建立美蘇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世界共同體，擬定了國與國之間的基本規範，在反殖、反帝、反壓迫及解決貧窮問題上凝聚共識。其所形成的「團結、和平和友誼」情感基礎，後來成為追溯萬隆精神重要的情感記憶和思想動力。

2015年4月下旬，亞際書院在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舉辦「第三世界六十年，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的論壇，當亞非拉學者同坐一堂，各自梳理自身的知識狀況、和中國的關係，以及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和發展主義現象時，自己一直在尋找自身可以轉化的經驗脈絡和思考位置。在中國的討論語境，中國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關係成為焦點，通過知識對話，檢視過去萬隆會議的共識和聯繫基礎，尤其是各自的「第三世界」認知和想像，如何相互理解和貫通，以期找到彼此可參照的問題意識和感覺。實際上，這並非容易，如陳光興所說：過去都是以國家為單位來思考問題，後來因為各自的經濟發展不同而產生分化，亞非拉在知識上的連結也許還未發生。

相較於知識上的連結，我先想到的是歷史連結這回事。在場來自亞洲各不同地方的知識人，如東京、南韓、沖繩、香港等地，如何聯想萬隆會議，對於萬隆會議具有怎樣的歷史記憶？對於「萬隆會議之於我之所處之地究竟意味著什麼」這樣冗長的提問，似乎顯露一些疑惑和困惑。以新馬為例，當29個新興獨立的國家參加，組成第三世界共同體時，當時在東南亞地區，只有馬來亞和新加坡仍在英殖民政府的統治中，無法以獨立國身份參加，被視為亞洲政治的「死水」。不過，當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曾委派其創黨人之一、馬來政治工作者依斯邁沙末(Ismail Samad)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

隱密在歷史夾縫間隙的問題

50年代的新馬，其實正處在一個尷尬和微妙的政治氛圍，重返馬來亞的英軍投入極大精力在反共。自1948年馬來亞緊急法令實行後，長達12年，社會彌漫在和馬共頏頡的緊繃氣氛。1955年的馬來亞，正好是華玲會談的重要時刻，但會談失敗，也意味馬共將延續其武裝抗爭，繼續以「非法」的形式存在。新加坡在1955年也曾舉行一場有標誌性的立法議會選舉，過去只有英國僑民和英屬地居民有投票權，但1955年的選舉第一次華人得以投票。而在這前一年的5月13日，中學生為反對「民眾服務法令」（NationalService Ordinance），在游行路途準備呈交請願書給當時的總督時，和警察發生衝突，形成新加坡的「五一三事件」。一些主流歷史論述認為此事受到馬共地下組織的唆使，後來不少五一三事件親歷者則重寫歷史，反駁類似的論說。

歷史的細節有時顯得雜蕪，但其複雜和相互糾葛的狀態，必須採取交叉比對，才可看出隱密在夾縫間隙的問題。換言之，50年代的新馬兩地仍未是有主權的國家，並且具有較強的左傾勢力，它在萬隆會議的主場──印尼的視野，究竟如何被擺入「國際／區域秩序」以及第三世界的想像當中，箇中關係纏繞曲折。簡單來說，在那時期，處於馬來群島的馬來亞和新加坡，在反殖和爭取獨立進程中，存在各種共同體所代表的「國家想像」，以及各種思潮紛湧交鋒。在「國家」未形成之前，如何想像「國際」？也許各種思潮背後的國際連結，無論是國際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等，是當時不具外交形式的團結底色。

不同「共同體」建構方案的競爭

因此，當萬隆會議集聚了亞非拉國家共同譴責反殖反帝的壓迫力量，展現國際間的新秩序和團結力量時，無法不審視印尼和它的鄰居──新加坡和馬來亞，在新馬印歷史互動經驗中，另一條糾葛的脈絡──彼此之間各有不同的「共同體」建構方案，牽引出其背後複雜的共同體變化和競爭關係。例如20年代「大馬來由」(Melayu Raya)的構想，試圖以「泛馬來人」作為連結共同體；在1945年又提出「大印度尼西亞」(IndonesiaRaya)的想法，欲把具有同樣文化、民族和語言的馬來人包含在「馬來民族」概念裡。另，在1963年又提出「馬菲印」(Maphilindo)的概念，但最終這些政治想像共同體構想皆不成功。

「馬來西亞計劃」提出後，被印尼視為一種「新殖民主義」，結果引發了「馬印對抗」(Konfrontasi)。所謂「馬印對抗」是指在1963年至1966年，印尼不滿馬來西亞的成立而進行的武裝攻擊行動。當時印尼曾多次派人滲透新加坡並進行攻擊。其中以麥唐納大廈發生的炸彈事件最為嚴重，造成30多人死傷。新加坡政府在今年3月，就在鄰近麥唐納大廈的多美歌地鐵站外，建立「馬印對抗」的紀念碑，有意以此紀念碑警惕人們當年新加坡遭遇的生存威脅。

因此，想要追問的是，當初試圖把「馬來群島」連結的構想如何轉化／過渡到「區域」連結的觀念？在這當中如何拿捏自我和他者的「邊界」？如何把握「國際」(International)和「鄰里」(Neighbourhood)之間的關係原則，它所產生的差異、緊張感和張力？另一個根本的問題：追溯萬隆會議所形成的團結意識和原則，乃是以國家和國家為關係基礎，在60年之後，萬隆會議無論是作為一種思想、精神遺產，抑或歷史動力，是否能找到超越民族國家的連結方式，跨越「國籍協約」的團結基礎和形式，無疑是當下最大的挑戰。

亞非學生會議的身體經驗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萬隆會議的隔年，國際學生聯合會(簡稱國際學聯)舉辦了亞非學生會議，南洋大學的學生通過馬大學生會獲得參加的資格。當時參加會議的南大生有陳蒙志、楊貴誼等人。馬來文化工作者楊貴誼在其回憶錄《膠童與辭典》一書中詳記當時南大生熱切和國際學生交流的心情，學生們特地召開全校聯席會議以推選出參加代表，最後決定成立十人為代表的南大學生觀察團。書中記載說：「以代表團來說，這次訪問的意義，最重要當然是參加會議，了解世界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情況，促進彼此間的學術與文化交流，提高南大和南大生的知名度。」(〈亞非學生會議〉，頁163)

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書中記述南大生和印尼學生在火車上一起高歌，唱著〈哈囉，哈囉萬隆〉的氣氛，當年的楊貴誼深切受鼓舞，後來回憶說：「像這樣激昂的革命歌曲，當然會激勵我們更加堅決爭取國家早日獨立的衝勁。」而會議結束後，亞非的學生前往中爪哇和東爪哇參觀，了解當地的民情風俗，建立了往後聯繫的友誼基礎。

這次的亞非學生會議對南大生是否有影響?從丘淑玲的南大學生會研究，了解到從南大生參加的國際會議，以及通過學生刊物《大學論壇》刊載有關國際動態的報導和評述列表來看，可洞悉南大生很關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學生運動，東南亞的落後和貧困，以及民族獨立運動的經驗借鑑問題。(註明：圖中列表摘自參丘淑玲《理想與現實：南洋大學學生會研究(1956-1964)》一書)那一代的青年學生，對第三世界的遭遇身同感受，儼然具有國際合作、團結的意識，並了解需要集體的力量來傳播知識，參照各地學生的自主經驗，以及世界各地爭取自由和獨立自主的運動，展現強烈追求自由民主信念和寬闊的世界觀。

我們有了解彼此的欲望嗎?

60年後，當印尼熱烈的在萬隆舉行紀念會議時，經濟和發展仍是主軸。我們不免仍要追問，早年萬隆會議達致的基本規約和成果，其可轉化和深化的價值是什麼？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印尼總統蘇卡諾曾致詞說：「我們相同之處很多，但彼此認識很少」，這句話並未過時。無論如何調動萬隆會議的思想資源、情感記憶，有沒有真正理解對方，聆聽對方的聲音，都是知易行難的事，只要檢視後來主辦方以及參加萬隆會議各國之間的關係發展，便容易印證這事。

在以國和國為連結基礎上，國家利益總是優先於人民，李炯才書中也記載說，在萬隆會議之後不久，中印開始交惡，不少參加萬隆會議的國家，也出現裂隙，萬隆會議精神被破壞了。因此如何在長時段中檢視其中的變化，同時轉化和延伸萬隆精神至民間組織和公民團體，改變連結的方式、對象，以及注入連結新的內涵和原則基礎，或許是啟動另一種團結形式有力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