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的途徑：一個小鎮地景的身體攝像                     

追述事實，對各學科來說，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在談論或記錄一件事情，如何就親眼目睹或親耳聽到的事件作出判斷，然後再運用適當的語言來進一步深度的描述或重構，向來是在田野調查中最大的挑戰。

像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對於體系、結構和符號等可以建立論述體系的型態，就曾表示極大的懷疑。的確，當一些事情像編織百納布一樣，經過有系統的拼湊出來時，有多少的故事意義被箝夾在井然有序的結構？而所謂耆老的口述、記憶的場址、遺跡的地景，又如何彼此產生聯繫？如果一張攝像，把原本人的面貌、動態的活動以及固定的地景「定格化」，當它成為事實追述的基礎時，在多大程度上，逼進了事實的機率。我想這不是人類學者的頑固或鑽牛角尖，因為經過詮釋的事實，很多時候會變了樣，但我們又免不了需要詮釋我們所看到或聽到的事情。

雁妮在開始攻讀研究所時，就有清楚的研究對象，向我說了許多新堯灣的故事，也複印了許多報章報導，引領我進入一個逐漸衰萎小鎮如何抵擋沒落的決心，在一群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之下，重新尋找生命力的故事。可是那始終是經由故事圖像拼湊出來的「海報的形象」，在那些黑白的文字與圖片當中，雖然表述出以上所說的「定格化」的地景樣貌，卻缺乏身體感覺的真實感。

「軟性事實」的叩問

2011年9月在雁妮及田思先生的帶領下，第一次到新堯灣走一遍。那是個炎熱的下午，兩排老街意興闌珊似的，靜靜安份的駐守他們的位置。最有人氣的是茶餐室，喝冰水解暑的人不少。老街後邊的河流，聒噪的鴨子成群在戲水，有些不怕人的鴨子大剌剌的走上岸邊，在青草地上左右搖擺的行走。這一些情景映入眼簾，部份印象式的碎片，才得以辨識出它的面貌。新堯灣帶點刺痛感的陽光、風裡混合著河流飄散的腐朽味、老街上人們步行的節奏、人們臉上的微笑與愁容、街尾水月宮如母親般慈悲守護鎮民的姿態，一點一滴鮮活身體的感受。在2012年6月，又有機會重訪新堯灣，在當地文史工作者帶領及詳細解說中，逐步領悟身體認知的必要，「景攝於體」成為另類的田野體驗。

雁妮做事勤快，每次回家都是她的田野之旅，回來後即整理出和當地居民及文史工作者的訪談，讓我可以一睹為快。我也常在他們的細述中，感動於他們對鄉土的摯愛及投入，但又知曉那樣的溫熱不只存有熱情，而是紮實與有計劃的展開保存與保育的工作。沒錯，熱情是必要的，但文化環保及保育工作，除了熱情與緬懷的衝動以外，更需要方法與系列的規劃。

「文化環保」是一種意識，也是具體的行動。雁妮在書中曾說明它是一種回到地方的文化自覺，而這種意識塑造手段，是一種對應於「消失、重塑、轉換」，而進行「吸納、融合、再生」的概念。可是當我們需要說明它的深刻個性和本質時，難免會遇到問題：如何尋找故事的實證基礎？如何在一些理解和感知的框架，注入更多的真實經驗？如何詮釋寄托人們情感記憶的空間與文化符號？諸如此類的問題，拷問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如實的呈現小鎮人民的心聲、住民心底的想望、長期以來他們如何在小鎮建立生活信心、他們的希望與失望是什么，他們覺得怎樣才是幸福的生活。紀爾茲把這一些歸納為「軟性事實」。這確實不容易做到。我們通常依靠一些田野調查中的蛛絲馬跡來尋找賴以詮釋的符號，而這些符號的識別與指認，究竟是按照我們接受的學科訓練而自然產生的能力，還是在與住民長期相處經驗中逐步明晰化，對研究者來說，是鉅大的挑戰與考驗。

多重交叉驗證事實的起源

在擬定研究方法時，雁妮最終定位在歷史人類學，用意也在此。歷史的寫作和記錄，不只是為專家而寫，還必須把廣大的群眾納入。要找出事實的證據，須回到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的交叉鏈帶中，才能把握那實質的意義。新堯灣在過去百年的歷史發展中，曾經是重要的經濟交易中心；與此同時，出現了劉善邦這樣一位虛實相間的人物，在反殖與神話英雄的故事傳衍中，逐漸形成人們牢固的信仰與祭祀圈。人們如何述說它，其實就是一種歷史認知，透露過去如何被想像和記憶，如果不了解歷史與記憶重建的「途徑」，似乎難以驗證事實指認的基礎。因此，事實的起源不能只依據口述與情感記憶，它與歷史記錄、文化符號、神話傳說形成相互檢視和驗證的關係。對這，雁妮書中其實有著高度的警惕，她引入「場所精神」，藉由「空間」與「記憶」的互證，同時彌補以歷史細節使其充實，才能有效繪出文化環保的真實地圖樣態。記憶回溯的路線需要有地誌性的地標，才能把交錯縱橫的關係貫串起來，構成場所存在的條件；而一旦場所遺址被勾勒出來，內在的精神本質與狀態才得以顯發。

歷史或文化環保與保育工作，常須面對遺棄、逃離、腐蝕、閒置等灰色的情態，但它仍然彰顯了民間的生命意志，成為民間自主自力耕耘所在。慶幸的是，時下不少受專門學術訓練的青年學人，逐步投入守護家鄉的工作，並且不斷嘗試建立新的研究型態。新堯灣坐落在多元文化與族群的砂拉越，文化與族群互動方式有別於西馬，這樣的學術化考察與分析，能夠嘗試從歷史與生活經驗提煉出事實的依據，無疑是可形構「砂拉越學」的另一種解釋模式。砂拉越有其自身悠久的學術與研究傳統，如何通過更多的個案研究，漸續形塑「砂學」的主體，實大有可為。

雁妮在完成論文時，也正是發現惡疾纏身之時，疾病和她的書寫，意外織長成相互關聯的命運。過程雖然驚濤駭浪，終也在歷盡險灘後，漸漸平穩下來。如今，把碩士論文改寫成書順利的出版，不只是對她努力的肯定，同時也是生命的祝福。

魏月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