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為寫這篇感想，把全部論文再讀一遍；再讀一遍是希望不望文生義，抑或只憑現場的「片言」而作出有欠謹慎的獨斷之言。尤其在短短二十分鐘，如何摘取重點，把最精華與核心部份點出，亦非易事。這是主講人的難處，同樣也是聽眾的難處。研討會雖可視為學者或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平台，大家藉機相互了解在各自領域的最新研究課題，關注的問題，或是得悉某種新研究方法的拓展，突顯不只是「怎么想」，還有「如何想」的問題，但也須大家有此共識，方有動力去挖掘有討論價值的「學術問題」，否則把研討會當作純粹的講學場域，就難迸發討論的火花。我在想，如何不做學術界的「吊尾火車」，儘拾人牙慧，或陳述一些學界早已處理過的老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在學術領域起步者時時應秉持的警惕，並志於做一個有能力提供知識資源的學術人。

上述的話，放在中港台學術場域來說，似乎是囉唆，過於杞人憂天的話。可是在馬來西亞，偶爾在新加坡一些華文的研討會或學術會議，也會看見荒謬或者「走調」的現象。故常思及如何回到研討會與學術會議的基本精神，並讓大眾了解學術的生存姿態，亦代表了一種理性、多元、平等的生活方式。我們從來不缺這些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可是往往無法掌握學術會議的實質功能，以及它所包含的精神，例如思想的對話等。也許有一天，當我們能摘下種種大而無當，或冠冕堂皇的目的，不再把學術人或知識人看作「非常人」，平平與踏實的討論問題的話，以上所說皆為贅言，這真需要學界本身莫大的自覺啊。

二、

重讀會議論文，頓發現這次會議有好幾篇論文，都有一些「對應關係」，著實好玩，可惜在現場，無法來個即席的「互文本」關聯，把握這些對應關係的可討論性。這裡姑且做些小描述。首見是郭蓮花的〈柳宗元與《山海經》〉與陳志鴻的〈以戲入文：論李漁之小說《人宿妓窮鬼訴嫖冤》〉，兩者皆碰觸一個「文學影響」與「故事變形」的問題，倘若可把這問題放到當時的創作風氣與脈絡，便可以更深層了解這些故事在那個時代所形成的意義。況且這種把故事重新改造，似乎也是一種有意識的「轉侈」手法，值得深掘。而莊詒晶〈易安詞窺探中國女性「怨」的文化〉與林志敏〈試論儒家詩教形成之意蘊以及其文化內涵──兼論孔子論詩「主情」說〉的聯結點即在詩教中的「怨」的部份。可是我想若再把王德龍〈西方概念與東方思想的混用──試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應酌用「派」或「流派」〉，以及美富的〈史志目錄中的小說家〉，正點中「中西方法學」如何相互為用的問題，到底我們要如何去面對中國傳統治學方法，以及西方知識理論問題，似乎也形成了一個「如何中國？如何西方？」的問題意識。

深究而言，談論如何面對「西方知識」早已不是新鮮的事。只是不同地方面臨不同的撞擊時間。早在明末開始，西方知識不只打破了中國的中心觀念，從此讓中國人知道萬國的存在；往後從晚清開始，如何調合中西知識與文化，已逐漸化為一種現代性追求的欲望，成為上一代和下一代，甚至是未來一代中國知識界的心靈圖騰。那裡有富強的話語，也有尋找主體性的旅程。而今天在中國知識界所流行的辭彙，即是理論本土化，欲從西方理論典範抽身而出，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與理論規範。只是能否實行知識典範的轉移，不只是涉及中西在知識詮釋權上競爭，而是從被迫以西方為中心，到現在主動式以西方為中心的現象，所釀成的複雜心理狀態，讓中國學界不得不反思如何轉移固有的知識結構，以達到另一種多元的學術認同景象。至於台灣學界，也早越過了要不要用西方知識的問題，問題是「怎么用得好」的問題。甚至在近幾年來，在一些學者努力之下，試圖轉移知識參照的原有結構，希望能突破以「西方為中心的知識體系」，把參照系場域擴大到亞洲，打破過度傾斜的知識體系與參照系統。

不過在現場對於中西知識理論的探討，縱然只還是一個很粗淺的階段，可是有這種自覺仍屬一種積極的醒覺。讓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倒不是中西理論如何對疊的問題，而是看見了不同的留學背景，如何受到留學地的知識狀況，進而對如何「面對西方知識 」產生不太一樣的態度。最顯而易見的是，如上所提，中國學人大半世紀都在面對西方知識爐灶中打滾，尋找學術主體性，不只是學術的事，也是文化主體問題，更是民族的事業。這也是為何「理論本土化」成為中國學界落力去落實的大工程，它或許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專業化的問題，捍衛中國主體或更為要事。而我們是否能夠擺脫這樣一個歷史包袱，實是一件挑戰的事。至於在新加坡中文學界，相對而言對西方知識理論包容性大，但也得隨時抵擋「過度挪用」的問題，避免被過度放大的西方眼光來切隔中國的學術特色。

「西方」或許是一隻想像中的怪獸，亦可能是可以增進了解自我的他者。若不思考出一套適當的掌握方式與態度，也恐要再度掉入「西學源出中學」的陷阱。然套句劉小楓的話，他認為中西兩大文化璧疊，不過是由書堆砌出來的卡夫卡式城堡，不知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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