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與南洋情懷》（錢穆先生作品選集），黃文斌主編， 吉隆玻：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出版，2005年。

又見典範的追尋？

一、

錢穆先生為國學大師，其學人風範與治學方法啟發後人無數，有關他的作品，抑或對其個人懷想的論文選集不少 ，最為人所稱道的應是他的高足余英時所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余先生親炙錢穆多時，大至學術脈絡，小至人情世故，皆有觀察入微的體會，記述中嚴謹又不失溫情，是後人得以進入錢穆思想體系的思想入口。該書兩篇文章〈猶記風吹水上鱗〉與〈一生為故國招魂〉寫來情理兼備，讓人不只洞悉錢穆的學術關懷，頗為可貴是可體悟其對中國學術精神信仰之堅持。

由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文斌主編的《中華文化與南洋情懷》，亦是一部有關錢穆作品的選集，它共分成〈學問篇〉、〈經世篇〉、〈南洋情誼篇〉與〈知人論世篇〉四個部份。扼要而言，〈學問篇〉與〈經世篇〉大抵仍強調“問學以經世”的觀念，這是古代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題旨。多篇文章皆強調學問的凝聚，最終必須經由實踐才能顯現它的價值。錢穆重“通”甚於“專”的學術傾向也很清楚，他雖注重專家分科的精神，可是認為學問更應該融會貫通，形成一個共通的基礎。而他本身亦可作為“通儒”之標竿。至於〈知人論世篇〉所收入的嚴耕望、余英時與黃文斌三篇文論，則剖析了錢穆的知識與人格養成，以及他何以成為“民族本位 ”捍衛者的歷史成因。這三大部份雖占去了四分之三的內容，但我認為此書最值得耐心咀嚼，且又扣緊封面所言的“南洋情懷”與當下馬來西亞的文化語境的，該是〈南洋情誼篇〉。

因此閱覽全書，縱然不少篇章乃著墨于錢穆的學術思想，但它實具有特殊的雙重意義：第一、這是一部從馬來西亞華社語境思考出發的書，它記述了錢穆在1965年位於吉隆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講學的一段淵源，書名有意標出“南洋情懷”這四個字，可見編者的用心。第二 、此書由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出版，除有意表彰錢穆學術功績以外，也表露了對錢穆作為人文思想學者典範的敬禮，無疑寄託了大馬中文學界對追尋學人典範的期許與心理渴望。故編纂這本選集目的背後的“心思”頗值得我們關注，它與馬來西亞中文系長期的發展又極有關係，本文將就這兩點進行評論。



二、

〈南洋情誼篇〉收入了錢穆在馬新遊歷的九篇文章，這九篇文章除了他在馬大中文系教學的回憶文章外 ，也包括為研究期刊所寫的發刊辭、個人詩作，以及演講稿等。從錢穆的文字當中，可察覺他對當時的“華社”所念茲在茲的，不外是如何在處於中國以外的華人社會培養文化復興的種子與土壤，而他欣然前來馬大中文系執教的目的，正希望“使星馬之華人青年，能接受高水準之中國文化教育。”（〈我來馬大中文系講學後之感想〉，頁175）他更直述對馬大中文系的設想 ，“非以前殖民地區一般之慣例，僅為傳授低淺應用之華文而設，而確有其較高之文化意象之一個正式的中文學系 。”（頁176）

在今日語境下重讀錢穆對馬大中文系的寄託，實心有戚戚然焉。今日在馬來西亞華社，擁有悠久歷史的馬大中文系，已非處於一枝獨秀的狀態，除了民間興辦位於北中南地區的韓江學院、新紀元學院與南方學院中文系以外，已邁入第五年由馬華公會所開辦的拉曼大學中文系更突顯乘勝追擊的野心。然今日的中文系也並非僅僅背負著錢穆所說的傳授中國文化教育責任，抑或文化傳統之繼承，它也被要求需要擁有所謂的“本土關懷”，因此該如何拿捏中文系的“本位”才是一個極大困擾的事。在馬新，中文系常被視為是華人文化傳統的保壘，實無可厚非，然如編者所言此乃有關“民族文化之建設”，就不禁讓人想像中文系是否應以“華族本位”而設，答案是或不是，都讓人覺得尷尬。

作為曾就讀于馬新台三地中文系的中文人，確實深刻感受三地中文系訓練的差異。這樣一種地理位置的不斷轉移，恰好提供了一種反省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及對於“中國”的情感。刻意拈出這點，是有意藉此問題重新叩問，中文系對我們而言意味著什麼？作為中文人的意識情感如何與本身的在地認同，能夠處在一個共同與和諧的境地？我們又要如何看待錢穆所說──移民社會中的“中國社會”這樣的一種“南洋情懷”？

對於大多數人而說，南洋是否已死的問題正困擾著他們。文學上的南洋，常被馬華作家的筆墨召魂而重新湧現；歷史上的南洋，或許正待新一波對南洋研究傳統召喚而蓄勢待發；可是情感上的南洋卻如同鬼魅般無時不纏繞在後輩身上，那一批成群而來的南來文人，後來散佈為作家、報紙編輯、教師、歷史研究者等，都成為後來者攫取知識／學術傳統的資源，抑或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礎。可是在以重現過去記憶聊以安慰以外，恐更需要進一步處理自身與南洋及南洋歷史的關係，才能繼續掘發歷史知識的動力。


三、

無可否認的是，馬來西亞華人在長期認為缺乏華人主體性，面對文化傳統的斷裂與知識體系破碎三種價值意義失落的心理狀態之中，尋求“典範”的心理意識也不時在浮沉當中，如編者所指出：“錢穆先生的學問與為人，可成為有志于民族文化事業同道的典範。”（頁ix）。無論是文學典範、文化典範，又或政治典範的追尋的言論，常出現在一些論文或報紙評論，這裏頭透露一種“自強”的心理，而“自強”是因應“匱乏”而發的。這種“典範的焦慮”實有其歷史背景，也與大馬華人的政治族群處境更脫離不了關係。

長久以來，眾人對馬大中文系皆投以殷切的眼光，冀其能提供華社精神與文化思想的資源，甚至於須對社會投入行動實踐，也無逃脫背後對典範投射的心理。暫且不論中文系的社會角色，中文系的根本價值，原應在於文化與思想這兩方面，特別是對社會的人文精神與思想文化，要有一定的認知與回饋。這樣的論調，不在於提倡如甘陽針對儒家的功能所提出的“價值分離論”，甘陽把儒家的價值定位在精神科學與人文這兩方面，因此認為儒家不需扮演其在文化與社會系統方面的角色。但借鑒甘陽的“分離論”或能協助我們如何思考典範的追尋，瞭解它必須落在對不同的價值意義有清楚的認知基礎上，換句話說，期許中文人擁有一種“典範性”的示範，首先必須先瞭解中文人與中文系的價值意義何在。

最後想指出的是 ，這本書有意突顯錢穆在南洋的行跡，以及錢穆與華社的關係，頗有以錢穆為思想典範與精神導師的意味。只是面對以“民族本位”與“學術經世”為主的錢穆，我們要如何摘取他的文化思想？況且此書所收入的文章顯示，錢穆對當時華社以及族群間的互動並沒有太具體的看法，他是從文化共通上去理解這裏的華人，身份主體的不同，導致他對華人也有不同的想像。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恐得超越這一層想像，走入具體的境況裏，才能真正找到所謂大馬華人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自信的基礎。

以上所談，或許已超越了此書的文本意義，卻也是個人閱讀此書所獲得的真切的“言外之感受”。

（此文刊登於《亞洲文化》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