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東方日報》〈江渚常談〉 文：張景雲 22/10/2006

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院（ASLI）發表研究數據，顯示土著整體在大企業股權所佔的成份已超過政府所訂的百分之30指標，甚至可能高達百分之48，引起政府部長和巫統黨要的激烈反彈，當中副首相納吉談話，促請人民「不要質疑」政府的數據。有家報紙在封面版報道納吉的談話，新聞內文只說不要質疑，大標題則叫嚷「不容質疑」；幸虧這只是該報編輯部三幾個人的錯誤，副首相顯然沒有要把馬來西亞打造成只容許官方論述，不容許人民享有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國家的意圖。阿都拉首相後來說，政府將公布首相署經濟策劃組計算土著股權的方法，讓陽光照進這個三十餘年不見天日的角落。

公布政府計算股權的方法當然是正確的作法，遲是遲了，遲做總比完全不做好，只是當初黨政要員那般厲言訾評ASLI的數據，已經對這個研究機構，以及整個學術界的士氣造成頗大的傷害。ASLI董事會主席慕克里茲馬哈迪在出現爭論沒幾天就發表文告，收回該份學術報告，政府長官后來澄清沒有施加政治壓力，顯然不能令人信服；政治壓力不必用一通電話，說是friendly persuasion，或者三、四十年的封閉氣氛更見效力。接下來就是ASLI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林德宜表明去意，以求去表達捍衛學術尊嚴的心志，他是ASLI研究工作主持人，慕克里茲收回報告，猶如對他的學術尊嚴當眾摑一巴掌，「士可殺不可辱」，他還能留在ASLI嗎。

十年前當煙霾初臨時，政府決定不公布空氣污染指數，人民固然被當成愚民政策的受害者，環境與氣象服務單位的科學技術人員也彷彿成了「科學閹人」，在專業上被去了勢；試想想看，如果他們每天所做的觀測報告不能向國人公布，這些科技工作者的科學勞動還有什么意義？不公布污染指數，在政治權力宰制科學工作的整個經驗歷程中，似乎只是小兒科，然而這也反映出我們的政治領導缺乏想象力和氣魄的程度。

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史上，科學從來都不是完全自由的，最早是受到神權政治的壓制，因為科學是跟神權爭奪同一個「人心市場」，而在這個戰場上，曾經上演過一齣又一齣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劇，同時也為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舖墊了一條又一條的金光大道。進入十九世紀下半葉，政治權力干預和壓制科學的手法轉了方向，自然科學早已打敗了神權，「上帝死了」，社會科學成了與政治權力爭奪人心的新尖端對象，這時極權政治開始著手把某種社會科會打造成天堂神話，一邊是無階級天堂，一邊是資本主義消費天堂，科學在哪一邊都成了禁臠，獨立自主的科學倒成了神話。這兩種天堂有個共同點，都讓權力和財富高度集中，以便奴役廣大民眾，把整個社會變成奴隸營；而社會科學就墮落成為順利統治的工具。

我從前寫過一篇短文，〈科學家作弊〉，當時所舉的實例都是孤立的事件，今天科學家作弊已經成為一種常規慣例（convention），因此是大規模的現象，整個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 community）都把研究項目的蔭主（patron）的政治或經濟意志先行長期內化，把研究目的當作研究結論，研究工作朝這個方向進行。二三百年前社會科學萌芽時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無一不是博洽的大學問家，人文修養深厚，具有深遽的批判精神，思想動力來自博大的人類愛和終極關懷；這些奠基人的幽靈見到今天他們開創的學問墮落成為唯利是圖的學術僱佣兵（academic mercenary）的工具，人文精神蕩然無存，只剩餘工具性價值，而且是出賣給主要以奴役生靈為手段的霸權集團，他們正在無休止的煎熬之中。

資本主義社會用利誘的懷柔手段來內化消費價值，偽社會主義極權則用「謊言重複百遍成真理」的邏輯來麻痺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兩種思想清洗之下，社會科學家的思想裝備都被卸脫，科研工作的科學性都被騎劫。我常說藝術家和畫匠的界別在哪裡？在於藝術家創造本身的靈感，畫匠本身沒有靈感，他接受別人的委托（commission），去呈現別人的靈感。今天的社會科學家在精神上都已墮落成為不知靈感為何物的社會科學技工。

科學性常被解說為「價值中性」（value neutral），這是科學工作的一大謬誤，也成了科學專業的一大盲點，易為權力所利用，這也就是何以科學家會被說服，去打別人的仗，去拜別人的神。我們看看歷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名單，獲獎者之中至少有半數人的貢獻是在「價值中性」的領域，研究成果或理論建設都是在技術性和工具性層面，都沒有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路向上提出專業性的批判與建言。無論作為科學家或作為知識份子，這些被世俗社會仰視為碩學鴻儒的人，都是被解除了「思想武裝」，對自己的學術專業缺乏歷史眼光與認識，因此愧對自己的祖師們，更愧對眼前的社會大眾。

從1930年代直到克魯雪夫失勢后的1962年，蘇聯的農科、農業和農村經濟搞到一蹋糊塗，來申柯（T.D.Lysenko）利用官威推行他那套即使當年在蘇聯以外的國家也被實踐證偽了的植物遺傳學理論，遺傳科學和科學家被逐出學術機構，而蘇共中委會1948年正式認可其學說的（政治）正確性，使蘇聯經濟大倒退數十年。權力無情而又狡猾，今天的權力不再像來申柯的時代那樣，赤裸裸的出面來操控科學，以達致特權集團的政治目的，而是潛移默化的銷蝕科學家的價值裝配，用同儕壓力和社會規約來重重包圍你，使你遺忘當年初入科學殿堂時對自己所立的「往阻礙力最大的方向走」的誓言。

在半威權半民主國家，執政集團推行「社會工程」類的社經政策，社會經濟現實常被漠視，既定政策先行，被委托進行項目研究的學術機構或智庫，就必須把車斗和馬對換位置，從結論下手，操弄方法學（methodology） ，敷衍出一套似模似樣、然而與社會現實大相徑庭的數據。在任何社會，有與無，貧與富，本質上都只能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族群因素在此課題上不在於不同族群間（inter-ethnic）的差距，而在於本族群內部的鴻溝（intra-ethnic cleavage）。）而我們偏偏要死命向族群的牛角尖鑽，並為此炮製出跟現實印象不符的數據，何所為而然？還不是為了這種數據有政治市場，然而在此過程中，把學術尊嚴與自主踐踏在腳下也就在所不惜了。

＊圖為張景云詩集《言筌集》封面上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