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轉載自《東方日報》電子報 總主筆：張景雲 14/5/2006

普拉姆迪亞（Pramoedya Ananta Toer）老成凋謝，「善哉，善哉。」這個老作家晚歲重聽得厲害，「千島之國」（稱這個地區為印度尼西亞，既反映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陳跡，又何嘗不是反映了本土內部殖民主義的霸權）萬事蜩螗，家事國事天下事，大河溝兩邊貧民窟左鄰右舍的事，無一不經心；他很八卦又好管閒事，很多鄰居常上門用自己的生活瑣事煩他幫忙、解決或提供意見，不過不是告耳狀而是訴目狀。他去見馬克思了，有甚麼可寫的？月萍說，或許可以請張生寫文章？大概只有張生最熟悉了。普拉姆迪亞是個謎，這個謎跟他的祖國和人民所經歷的丕變大有關係，這丕變放進他個人生涯裡就可說是迭遭「世變」，像從蘇聯、東歐諸國、中國的五十年、七十年極權噩夢中走出來的白頭藝術家們那樣，「死魂靈」復活，為一個民族的苦難寫下證詞。

過去近二十年裡，我始終有兩個心結，並為此做了些資料搜集的工作，不過關於普拉姆迪亞這方面，我得承認我並不太出力，所以「最熟悉了」實在是過譽。第二個問題就是：普拉姆迪亞在1965年之前，即在蘇卡諾執政時期做了甚麼？

第一個問題則是：高爾基（Maxim Gorky）是怎樣死的（1936）？我從80年代就開始留意高爾基的問題，蘇共倒台、東歐解體（1991）之後，前蘇聯諜報公安系統的秘密檔案陸續解秘開放，不少研究報告和專著出現，直接間接關於高爾基死因的專著我搜羅了不下二十種，我還為自己準備寫的文章定了題目：「高爾基留在梳連托的行李箱」（高爾基第二次出國流亡歲月是在意大利度過，行李箱何以留在意大利？不信任史大林。箱裡又有甚麼他不願讓史大林寓目的東西？）他是怎麼死的？是史大林陰謀下毒以致慢性中毒而死。

是在又一個分水嶺的年份之後，另一位名作家莫達？盧比斯（Mochtar Lubis）出來跟普拉姆迪亞算陳年老賬，說后者早年迫害他本人及其他（非左翼）作家，並串連文藝界聯署反對普氏獲頒某些獎或榮譽。（莫達？盧比斯是個報人，更接近知識份子型的人物，多面手文學成就自然不及普氏。）

若干年前我做「景雲沙龍」，同進發往馬大訪問左翼經濟學家佐摩，我知道他認識普氏，請他談那一段故實，佐摩只是為他「背書」，談不出甚麼東西來，要麼他是著意為賢者諱，要麼他對印尼現代文學史並不熟悉。

就作家與其時代的關係言，作家大要可分為三類，無論其作品是否取材自作者處身的時代背景，第一類是作家與時代緊密不可分，作品總是烘托出其時代精神（Zeitgeist）或謂時代大現實，第二類可此可彼，可相關可不相關，第三類則只關心說一種故事，那就是永恆的寓言。從這個角度著眼，普拉姆迪亞肯定屬於第一類，在印尼現代文學史上，他這一派是被標識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Realisme Sosialis），這就是高爾基在史大林示意下提出來制約蘇聯作家的文學主張（當然立即成了教條）；用沙特（Jean Paul Sartre）的說法，他是對社會和人類有承擔（commited）的作家。

今天（或謂過去二十年）世人所知道的「印尼大作家普拉姆迪亞」，其實是西方出版商、文化外交官、新聞界、文學與學術界中的印尼專家、人權組織如大赦國際等協力造神的產品（這麼說並不損折其作品的內在價值），他未能在生前獲頒諾貝爾文學獎，這裡頭很多人會大失所望。來到蘇哈多逾三十年的獨裁統治，這位蘇卡諾朝的「紅」（有雙重意思）作家對於這些西方自由主義熱心人士有何作用，只能說這是二十世紀后半葉「歷史終結」前后的文化思想大吊詭。

普拉姆迪亞頭上的光環，一部分來自他被蘇哈多政權關押十二年之久（1965年10月至1977年十二月），大部份時間在東爪哇外海的布奴島上，「良心囚徒」（prisoner of consciense）是西方崇拜者給他戴的荊棘冠。然而當他被頒予馬賽賽獎時，印尼文化界人士致給菲律賓當局的公開抗議書說，「他領導壓制非共產黨作家、劇作家、電影人、畫家和音樂家的創作，他嘲弄創作自由，主導查禁書籍和唱片，在雅加達和泗水發動焚書。……」

這段話說的是蘇卡諾執政時期，其時印共坐大（黨員數百萬人），文化界領導機構「人民文化局」（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 Lekra）的思想領導人就是普拉姆迪亞；印尼文化當時遭遇的劫難，當然不能與「文化大革命」比擬，但三反五反、胡風冤案的規模或許是有的，而當時的大罪名是「反人民」和「缺乏社會使命」。

每個人都得為本身的行為負責，法律的與道誼的，然而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大騙局的狂潮中，文化人不過是些微末的浮遊生物，包圍著他們的是兩層共業，內層共業是文化人自己參與種種鬥爭共造的，外層共業則是大魔頭如列寧、史大林、毛潤之等利用馬克思的理想掀起的思想／信仰大瘟疫，小小文化人只是些帶菌者，本身都被騙變成莫名其妙的犧牲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