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翻譯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主任王宏志，到國大中文系演講時指說，林則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乃中國推動翻譯第一人。聽後頗有省。林則徐是滅煙英雄，眾人皆知，此光環早已掩蓋其對翻譯之重視，後人少觸之。今人論及中國的翻譯，必提嚴復、林紓、梁啟超等，特別是晚清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晚清翻譯史，更成為追緝中國現代性的重要樞紐與源頭。

以前中國知識份子重視翻譯，是為吸收新知，增加國家實力。從嚴復的「信、雅、達」、馬建忠的「善譯」、魯迅的「迻譯」、傅雷的「神似」至錢鍾書的「化境」，都說明了翻譯之難，除了如何拿捏原意的精準之外，關鍵更在每一個字詞後的考慮，也摻雜了譯者的意圖與考量，這在晚清時期特別明顯。像嚴復在〈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中所言：「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說明了當初嚴復致力於翻譯，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保守的讀書人不僅抱守中國書，更要多學習他國的進步知識，改變中國讀書人的知識版圖。唐代賈公彥很早就說：「換易語言使相解也」，一語道破翻譯的原理。

今日翻譯的需要與大幅的拓展，雖也離不開為吸收前沿理論與增強知識競爭力，但隨著出版機制的建立，翻譯早已趨向專業化，個人較難以在翻譯中擴張其意圖，更何況翻譯的種類亦受到市場的箝制。不過若審視中國與台灣的翻譯情況，因為大批翻譯人才的出現，以及對知識的渴求，出版社雖然無法擺脫市場的壓力，但翻譯的類目也儘量講求多元。

翻譯也有品牌保證

不過對於翻譯的文本，一直以來也有諸多的爭議，造成一些人對所謂的「翻譯書」抱持著高度的懷疑。像王宏志教授所說，翻譯研究就面對「原著中心」與「譯文中心」兩大難題。前者具「直譯」與「意譯」的爭議，像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史》，因過於強調要忠於原著，導致譯文聱口難讀，比不上林紓的「隨譯」更加受讀者歡迎；而後者所強調的，不在於忠不忠於原著，而是需考察譯者改動原著的動機是什么。

這是為何若以今日標準考察嚴復等人的翻譯，都幾乎是不合格的。不合格不是指翻譯技巧的拙劣，而是指它完全是一種「脫線的譯法」。王教授也提出一個不可思議的例子是，美國學界在很久之後，才發現一本影響鉅大的義和團日記，竟然是「假的翻譯」，即指沒有原著的翻譯。

面對翻譯書，學界的態度一般是：若原著是英文，最好直接閱讀英文，不然也要參照來唸，中英對照。但後者卻不一定奏效，原因是大多數讀懂原文的都不看翻譯，而讀譯文的都會省略中英參讀，因為這會花費更多的時間。特別在面對理論性的譯文時，是否有受到誤譯而導致概念的變異，最為閱讀者所警惕。要以何種標準來檢驗，甚具困難度，一般只好依賴於譯者與出版社的品牌保證。不過目前翻譯研究成為一種新興學科後，也提供了各種審視翻譯書的看法，包括了語言權力的陷阱。

譯文仍受高度的考驗

如前所言，翻譯事業之發達，可增加知識與文化資本，也有促進知識與文化交流的作用。新知識與新理論的引進，能鼓動學習風潮，也是各國知識競爭力的表現之一。如何去克服因翻譯事業過度發達而引起種種的後遺症，如過度依賴翻譯書而忽略原著等。同時也引發思考：譯文可以是一個獨立的文本嗎，它與原文之間的關係是什么，這中間存在怎樣的權力因素？如果說譯文可以獨立於原著之外，那它是否可以被稱為「第二意義的原著」？

就此而言，無論是「翻譯的技巧」或「翻譯後的實質內涵」都必須接受檢驗，那翻譯還具有積極存在的理由嗎？這樣一種提問，並非否認翻譯書存在的價值與功能，而是理解處在被翻譯書環抱的知識浪潮裡，對翻譯書應持以何種態度，也許是值得思考的。

最近回馬，喜見燧人氏翻譯出版了理大政治學者邱武德的《超越馬哈迪：大馬政治及其不平之鳴》，不過華社的翻譯出版，仍處於零星狀態，未見有系統性引介某種知識或理論的計劃。除了因為有中國與台灣作為西方書籍翻譯的前哨站外，市場問題當然最為關鍵。對於馬來西亞研究書籍，本土市場可能太過狹隘，如何開拓有效益的書種，使翻譯書種也能推銷出口，是出版社面對翻譯出版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