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揚／調查採訪】

　　民國50及60年代，香港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轉變，人口急速增多，經濟蓬勃發展，社會同樣的也迅速改變。

　　但是當時香港的社會及政府資源根本不及應付當時社會的快速改變，在這種環境下助長了貪污的歪風，市民為了維持生計及快速取得應有的服務，只好被迫用「走後門」的方式。當時「茶錢」、「黑錢」、「派鬼」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不斷出爐，市民不僅熟知門路，甚至將賄款當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當時貪污在公共服務機構中相當嚴重，例如救護人員送病人就醫前要索取「茶錢」，消防隊員開水喉滅火要收「開喉費」，醫院病人也要「打賞」給打掃的清潔婦，才能取得開水和便盆，所以當時市民只要使用公家機管的資源，賄賂成了必要條件。

　　而貪污在警察單位中更為嚴重，當時受賄的警務人員包娼包賭，販毒賭博樣樣來，造成社會秩序失序，市民苦不堪言，這時才真正感受到貪污的禍害。

　　即使貪污已成當時香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香港政府依然束手無策，在民國60年初，社會輿論強大的壓力與公眾人士向政府施壓，終於逼得香港政府採取手段。

　　民國62年，香港總警司葛柏被發現財產竟然高達430萬港元，當時律政司要求葛柏說明財產來源，葛柏竟立即潛逃英國，這時囤積以久的民怨終於爆發，引發大規模學生及民眾上街頭抗議，要求港府將葛柏緝捕歸案。

　　於是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銜命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葛柏潛逃之事。在第2次報告中，百里渠爵士清楚且明白，指出「有識之士認為除非反貪污能脫離警方獨立，否則民眾永遠不會相信政府有心肅貪」。當時港督迅速接納意見，並在立法局會議上，主張成立獨立的反貪污組織。

　　民國63年廉政公署正式成立，首要之務就是將葛柏逮捕返港，終於在64年將葛柏引渡回香港，被訴串謀貪污及收賄罪名成立，判刑4年，葛柏事件也暗中引起廣大的社會革命，接下來廉政公署對警署的一連串查緝動作，引發了後續的總華探長〈5億探長〉呂樂及大規模警務人員逃往海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