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如果世界不和平，都是這兩種人造成的。

　　人們常說痛苦和問題讓人深思。比方說，末梢的痛楚範圍，圈出了我們對身體邊界的自覺（換句話說，如果你撞到膝蓋，它會持續的疼痛，提醒你它的存在），刺激讓人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直到問題消解了，我們才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我們認為更重要的事，在這樣一系列的心理模式中：

　　問題／痛苦　→　思考

　　不過正如老子所說的：「有無相生、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後相隨」，不管多堅定的論調，一定都有反向模式的存在。即思考不是應付痛苦或問題的反應，相反的，它是一切問題的起源，根據上述模式，我們可以把它化成：

　　思考　→　問題／痛苦

　　我們可以把第一類型的稱之為『知識份子型 Intellectual』，第二型的稱為『自然主義者 naturalism』。

　　眾所皆知，可憐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為了替父王復仇而苦惱不已，哈姆雷特想了那麼多原因，真的是因為它（復仇這件事）有問題嗎？還是哈姆雷特想太多了？所以才有那麼多問題。

　　或許知識份子型的人會說哈姆雷特深思熟慮，是因為復仇本身是一件艱鉅的工程，所以當中存在著相當多問題（是問題發生，而非發生問題 ）。這種思考模式可以說是最普遍的信仰，也是大部分人所選擇的解決方式；聖．奧古斯都在《懺悔錄》中聲稱：「La pensee console de tout.」（思考撫慰了一切）。

　　不過到了自然主義者的眼中，這個世界就會有另一番解釋。自然主義者深信思考會帶來自以為能解決的問題；思考是一種強迫性精神官能症－哈姆雷特只因為儘可能想讓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所以才會如此痛苦。自然主義者會告訴這位精神瀕臨崩潰的王子放輕鬆，減少大腦的工作量，讓一切回歸到被理性思潮摧毀前的簡單與寧靜。

　　東方的老子、莊子，和西方十七世紀的史賓諾莎、盧梭等人，在思想上可以說是前後呼應。《道德經》中有「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文字，盧梭不也宣稱「過多的思想和學識剝奪了我們自然而生的美德」，在這些反智人士的倡議之下，我幾乎就要全部投入自然主義的懷抱了。

　　不過現實總是糾葛複雜的，誰能夠真正的分辨出不會想與想太多之間的微妙差異呢？

　　無論是神秀「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的奮進積極，還是陶淵明那種「沾衣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反智豁達，在「不足」與「過」之間，智慧天秤如何取得平衡，目前為止這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套真正成熟圓融「大一統理論」出現。每當我陷入這種迷思時，沒由來的，我都會想到馮內果（Kurt Vonnegut）在小說《生不如死 Fates Worse Than Death》中的一段禱告詞：

　　『主啊！請賜給我平靜，能接納我無法改變的事；請賜給我勇氣，能改變我可以改變的事；並請賜給我智慧，讓我能分辨這二者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