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敏耀(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 

 

　　黃靈芝對於日文的掌握程度可謂已到了游刃有餘、精密細緻的程度，他認為日文是一種適合用來做文藝表現的語言，文字之間細微的變化會讓讀者有不同感受。 

 

　　鍾肇政表示，台灣文壇在1969年有兩件大事，一是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的成立，另一是他的出現！ 

 

　　李喬認為，1970年第一屆「吳濁流文學獎」所有參賽的作品當中，主題最深刻、筆力最強勁、最能震撼人心、最具名作風貌的，是他的作品！ 

 

　　「日本作家中能寫出這樣好文章的，恐怕也不多吧！」俳句雜誌《軸》的同人井上純郎如是說。 

 

　　「台灣應以他為世界的驕傲！」這是台灣文學專家岡崎郁子的讚嘆。 

 

　　這位屢受作家與評論家肯定的人，即是黃靈芝。 

 

※隱居在陽明山上的神祕人物 

 

　　筆者去年曾參與撰寫《2006台灣文學年鑑》的「焦點人物」，當時就對其中的黃靈芝非常好奇—1970年獲第一屆吳濁流文學獎，迸發出一剎那的光亮之後，「似乎」在台灣主流文壇中無聲無息過了30多年，直到2004年勇奪日本俳句的最高榮譽「正岡子規國際俳句賞」，2006年更獲得日本天皇頒發「旭日小綬章」、真理大學頒發「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成為當年台灣文學的焦點人物。 

 

　　這時才發現，原來，在這30多年內，他持續以日文創作小說、俳句、短歌等，自己編輯發行「黃靈芝作品集」，累積至今已經多達20輯。他從1990年到1998年，九年之間持續不斷的在日本俳句刊物《燕巢》連載〈台灣歲時記〉，在2003年結集出版，讓日本俳句界愛不釋手！ 

 

　　但是這位資深作家卻帶著一股神祕氣息—不參與主流文壇活動，不愛交際應酬，行事低調，長居陽明山專事創作。 

 

※名門望族‧文藝世家 

 

　　採訪當天，依著黃靈芝的手繪地圖來到他家，眼前出現宛如城牆般的高聳石壁，打開大門後，是一片種滿花草的小庭園，接著在城牆之間出現了狹窄的石階，再一路攀爬而上，柳暗花明又一村，雅致的小屋門前，面容清瞿的黃靈芝拄著柺杖現身。 

 

　　火爐上方，擺放著黃靈芝1962年參加法國「第二屆巴黎國際青年藝術展」入選的作品「盲女」。牆上「青藤白石書屋」木匾，則是黃靈芝的父親黃欣當年掛在書齋裡的，「青藤是指柺杖，白石是印章，加上古書，便是我父親特別愛好的三種收藏。」黃靈芝向我們解釋。 

 

　　黃靈芝雖然已經80高齡，思路仍然非常清晰，甚至對於非常深奧的藝術理念，都能以流利典雅的福佬話侃侃而談。 

 

　　台南黃家，在日治時期頗富聲望，黃欣曾擔任台南州協議員、總督府評議員等重要職務，與辜振甫、林獻堂等士紳平起平坐，而且雅好文藝，創作不少劇本、小說，也能寫漢詩，與胞弟黃溪泉都是「南社」社員。或許是家學淵源，黃靈芝在青少年時期就立志當作家，他小學在「台南花園尋常小學校」就讀，四年級就寫出了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小詩：「溫度計說好熱啊好熱啊，而拚命的把身體往上伸展。」 

 

　　提到文學啟蒙，黃靈芝說：「若要講文藝欣賞與創作，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我的堂哥黃天橫，他比我大六歲，也是文藝青年，買了非常多日本以及西洋的文藝書籍，我常去借來看，也會一起討論，他算是我文藝創作與欣賞的啟蒙者。」黃靈芝的堂哥黃天橫，現亦已是台灣著名的書畫蒐藏家、史料文獻專家。 

 

　　對於文學閱讀，黃靈芝說，他沒特別專注於某位作家作品，其實，也可以說什麼都讀—終戰之初，在台日人等待遣送回國的期間，許多人都把家中物品拿到街上販售，黃靈芝當時寄住在台北二姊夫家，無意間逛街看到路邊一位中年男子的攤位全都是文藝書籍，還說家裡有更多，黃靈芝一口氣就把他所有藏書都買回家，文藝之火也如野火燎原一般，難以遏抑了。 

 

　　此外，黃靈芝不喜讀長篇小說，而偏好短篇且描寫人性機微的小說。若真要提舉閱讀較頻多的作家作品，一是法國小說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19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帶有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及上質的幽默；另一位則是義大利作家邦滕佩利(Massimo Bontempelli，1878~1960)，他曾提出「奇妙的現實主義」理論，強調作家要從日常生活中發覺和展示出非現實的、幻想的、但道理可通的奇妙的詩意。 

 

※使用最上手的語言創作 

 

　　本名「黃天驥」的黃靈芝，為何會使用這個奇特的筆名呢？黃靈芝笑著說：「使用像是女孩之名玩弄眾愚，不亦樂乎。」其實好像是對這奇特形狀的菌類與他的造形意識之中有些相通之處吧。他也是台陽美術協會雕塑部的會員。據說他的生家後院的叢林裡時會長出靈芝茸，而今之居宅的院子裡，有棵相思樹老木每年都長出五、六支靈芝茸，似乎有些冥冥之中的某物的存在。其實除了「靈芝」之外曾用過的字號有「龍年」、「胡壺」、「周圭府客」、「天囚」等。 

 

　　至於1951年於《軍民導報》日文文藝欄上發表文章所用的筆名「死亡率」，他表示那只是好玩。 

 

　　黃靈芝當時因為常在《軍民導報》發表作品，故而與其他作者互通聲氣而組成日文創作文藝團體，他還記得最剛開始有七、八個人，後來因為該報停刊，成員四散，只剩下自己與羅浪、錦連、謝喜美四人，而謝喜美因為母親是日本人，後來也回到日本居住了。 

 

　　除了這個沒有名字的文藝團體之外，黃靈芝自從1969年將〈蟹〉發表於《台灣文藝》之後，亦曾在1974至1977年間擔任「吳濁流文學獎」的評審委員。 

 

　　問及黃靈芝與其他作家的接觸與交誼。黃靈芝笑著說：「台灣作家的作品我很少讀，也不想評論。別人寫什麼是別人的事情，我只要專心寫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他認為，作家只要負責創作(藝術品)就好，評判好壞的權力在讀者手上，與作家無關。此外，作家要注重的是提出材料、證據，讓讀者自行判斷、獲得感動，而不應該強迫灌輸讀者接受某種觀念。 

 

　　黃靈芝著名的小說〈蟹〉於1947年已經開始撰寫，1951年也開始執筆〈〉(阿輔)、〈紫陽花〉、〈輿論〉等，這些作品在完成之後，並沒有立刻發表，原因則是當時台灣禁用日文，沒有發表的機會。「我的想法都跟一般人不一樣」，他覺得創作的目的是探求，創作的過程就是讓自己思考事情，即使作品沒有讀者也沒有關係。「黃靈芝作品集」第八輯，聽說只有黃靈芝自己一個人讀過。「那本只是寫給自己看的，已經丟掉了。」他淡淡的回應。 

 

　　黃靈芝回憶當時是因為「台陽美術協會」的畫家好友賴傳鑑一再吩咐，才會將〈蟹〉翻譯為中文投稿到《台灣文藝》。1969年10月立刻獲得刊登，引起極大迴響，並且在翌年獲第一屆吳濁流文學獎。 

 

　　這個殊榮對黃靈芝而言，他說：「我覺得『足見笑』(很丟臉)，因為我的中文程度很不好。後來鍾肇政在評論的時候，以為我是故意用這種稚拙的文體來表現，其實是真的不太會寫。」 

 

　　然黃靈芝1970年在《台灣文藝》發表的〈蚍蜉撼樹—評台灣文藝五十八年度小說作品〉，中文書寫非常流利順暢！「有嗎？」黃靈芝好像在聽別人的事一樣。 

 

　　「是否想過轉換用中文寫作呢？」黃靈芝明確表示：「不會。因為用中文寫作的人已經很多，並不缺人。」至於「為什麼要用日文寫作？」這個已有上百個人提出的問題，黃靈芝回應道：「戰後我因為得了肺結核，想說就快死了，不能再浪費時間去重新學習一種語言，應該要選擇目前已經很擅長的語言，立刻提筆創作才對。這是使用日文的原始動機，後來又有感於日文之特質，微妙的表現能力而想驅使它，甚至想改良它。我並無意寫像樣的日文，而所願的是日人也寫不出來的頂級日文，要寫就應該寫除了我之外無人能寫的文章及作品。認為這是所有藝術家應有的態度。」因為如此，一直以日文創作到現在。」 

 

※翻譯會讓作品走味 

 

　　黃靈芝認為，眼前有沒有讀者無所謂，未來的讀者比較重要。他甚至思考一千年後的語言會是什麼樣子？如果作家想獲得不朽之名，理應以千年後的語言寫，即投資於將來較聰明。黃靈芝自謂滿腦都是鬼主意。如1951年入山務農時，就以他自己的「外行人的理論」栽植果樹。為了有限農地的有效使用，上層種植落葉性喬木果樹，其下面種半好日性果樹，再下則種葡優性作物。並且蓄意取苗寒溫帶果樹，如板栗、核桃之類。以他的想法，這些冬季落葉的樹種，種在亞熱帶台灣時必將變成夏季冬眠的情態，生理上並無障礙。又他熱中於做出新的經濟作物，如地上是高麗菜，地下則是蘿蔔，因兩者都屬於同十字科植物，可雜交，那多好。空心菜與甘薯、番茄與馬鈴薯亦可相交。一旦成功收成倍增，並且肥料、人工都依舊。人類也不必再去掛意食糧難、人口問題了。這部分的農耕奮鬥史黃靈芝寫在小說〈男耕女織〉裡。另外，黃靈芝還異想天開搞人類的小型化。如果把人類縮小成一半，地球將變成多寬，一屋可住50戶，無人再去談產兒制限，台灣的人口增加到一億人，作家的書也可銷售一千萬本了。為了縮小人類數量到現在的一半，他還認真地去研究過英國倫敦蓄犬協會之縮小愛玩犬的研究報告。 

 

　　吳濁流於1943~1945年間所寫的《孤k》，2005年由黃玉燕重新翻譯為中文的《亞細亞的孤兒》；張文環在1975年所寫的《地這》也由廖清秀翻譯為中文《滾地郎》，這些作品都透過中譯而讓國內更多讀者得以閱讀。黃靈芝的作品，由他自己翻譯成中文的有：〈蟹〉、〈法〉、〈「金」之家〉、〈理髮〉、〈癌〉，另外還有張月環翻譯的〈董桑〉。 

 

　　目前是否也想將日文作品由自己或委託他人來全部翻譯為中文呢？黃靈芝表示，已經有很多人跟他提過類似的建議，然而，因為他深刻了解日文的奧祕，文字創作上苦心孤詣的技巧與用心，卻往往在翻譯過程消失無蹤。因此黃靈芝對此並不積極。他還說，希臘的大理石女神像翻譯成青銅時，兩者還能算是同一件嗎？ 

 

※日本文壇的知音們 

 

　　黃靈芝因為「一生懸命」，不斷以日文創作，日本各界終於發現這位作家，《岡山日報》主筆原敏(1923~1999)便曾將黃靈芝的作品從1971年開始陸續連載於該報，包括了小說10篇、隨筆3篇、短歌5首，原敏幾乎可說是黃靈芝的「粉絲」，曾盛讚道：「我認為他的作品可以立刻得到日本的文學獎」。 

 

　　黃靈芝亦與日治時期台灣文壇重量級的人物西川滿(1908~1999)相熟，「可是都只有書信往來。西川氏很喜歡吃台灣出產的瓜子，我都會寄過去。他在日本熱中於出版各種手工『限定美本』，不知道是不是因其書價是天文數字而賣得不好(笑)，有時候也會寄來給我。」好奇問起黃靈芝對西川滿詩作的看法。「有一種天真、童趣的感覺，只是我沒有特別欣賞。」他笑著說。但對他認真生活的態度，十分欣賞。 

 

　　岡崎郁子是目前研究黃靈芝用力最深的學者，非常欣賞他的作品，更惋惜他在日本默默無聞。2002年，岡崎郁子遇到俳句雜誌《鳴門》主辦人福島誠淨，獲得他慷慨解囊，與岡崎各負擔一半資金，選錄了15篇小說作品，命名為《宋王之印》(東京：慶友社)出版。為了讓日本讀者專注於作品本身，不要受到作者國籍的干擾，因此也刻意把作者姓名標為「國江春菁」(黃靈芝在日治時期曾使用過的姓名)。 

 

　　結果這件事情引起黃靈芝當時的憤怒：「到目前為止因為出版所花的一切費用我全額負擔，請你立刻放棄出書一念。」後來，由岡崎在贈書中附上正式的聲明，說明事情原委，才勉強獲得諒解。 

 

　　黃靈芝說：「那時候我會這麼在意，有兩個原因，首先是作者姓名的問題。我用日文寫作都已經會招來一些批判了，如果再用日本姓名出版小說，那一定會被人說我對日本還有眷戀之情、殖民地時代的後遺症等等。其實我的文章當中，很少講日本人的好話，批評還比較多，可是外人難免會有誤解。」  

 

　　「另一個原因，是這本小說當中有些漢字的假名標音與我原本寫作時的設定不同。一個漢字構成的詞，讀法並不只有一種，不同的讀法，給讀者的味道也不一樣。當初《宋王之印》出版的時候，編選與校對的工作，我都不知，沒有參與，所以有一些我不滿意的地方。」 

 

　　岡崎郁子在那篇聲明〈黃靈芝在台灣文學中的地位以及《宋王之印》出版始末記〉，深刻的表達心中懊惱之意：「筆者萬萬沒想到自己的一意孤行竟給他這麼大的傷害，這樣的結果令筆者十分心痛」、「黃靈芝至今仍無法原諒筆者吧」、「現在筆者光是想到他這般的心情就讓我十分難過」。 

 

　　不過，黃靈芝表示：「岡崎很熱心、很積極，我也很清楚知道她是一片好意，早就沒有怪罪，反而感謝她了。她一直以為我現在還在生氣，其實沒有啦(笑)。我也不致於久久在乎如此小事，用日本名字也沒有什麼，就像許多台人到美國去，也會取一個美國名字一樣啊。」 

 

※台灣俳句界的翹楚 

 

　　黃靈芝的創作成就，除了小說之外，俳句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文豪司馬遼太郎在《台灣紀行》書中的〈南の俳人たち〉(南方的俳句詩人們)一節，還曾特別提到黃靈芝的兩首俳句： 

 

　　恐持男機嫌尾牙酒(令人害怕而受寵的老兄的得意臉，尾牙酒) 蒜臭 說教(酩酊大醉還說教，蒜頭味) 

 

　　司馬還表示，黃靈芝的作品帶有一種幽默感。 

 

最初，黃靈芝因為吳瀛濤的勸誘，而一同參加了吳建堂的「台北歌壇」(1968年成立)，兩年後，中華民國筆會舉辦的「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在台北舉行，日本作家一行數人來台與會，會後，其中的東早苗、中河與一由黃靈芝陪伴前往台南參訪，途中在東早苗(本身即為俳句詩人)熱情的鼓舞下，黃靈芝在當年成立了「台北俳句會」。 

 

台灣的日文傳統詩歌創作團體，除了「台北歌壇」與「台北俳句會」之外，還有一個「台北川柳會」(1994年成立)，黃天橫就參加此團體。 

 

短歌、俳句、川柳這三種日本傳統詩的體裁裡，為何黃靈芝偏好俳句呢？「我覺得需要31個音(格式為：五、七、五、七、七)的『短歌』太長，只需17個音的俳句(格式為：五、七、五)較為精簡扼要，而川柳雖然也一樣是17音，不過還要表達諷刺、批判的意味，通俗性好像高於藝術性。」黃靈芝說。 

 

雖然很少讀日本古代的作品《萬葉集》、《古今和歌集》亦很久不再翻了。不過，黃靈芝因為目前還是擔任俳句會的會長(已經擔任30多年了)，每個月都要讀所有會員們的作品，寫評語、修改，至少要花一週的時間。 

 

黃靈芝說，「俳句」在日本是各行各業、甚至中學生都會創作的，但是許多都只是形式上符合俳句體裁，內容上缺乏詩意、藝術性，可說是「易作難工」的一種文學樣式。 

 

至於當初命名為「台北俳句會」，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台灣」兩字具敏感性，所以才用「台北」，現在仍用同名。早年輪流在各個不同餐廳或咖啡館開會，目前固定在國王飯店，時間則是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天，「日本的俳句界都知道我們開會的時間，如果要來台灣跟我們交流，都會特定選在這個日子」。 

 

開會當天，大約早上11點半集合，吃飯、聊天，下午1點開始創作、討論，大約到三四點結束。「我們有兩個規則是一定要遵守的，一是不能談論政治，一是不能有商業行為。因為我們的會是探求藝術。」他說。 

 

至於《台北俳句集》這本會員作品刊物，到今年已經邁入第36輯了！ 

 

如果從歷史性的眼光來看，台灣的俳句刊物從1902年《台灣文藝》(村上玉吉主編)發其端緒，之後又有《相思樹》、《綠珊瑚》、《熱》、《》、《月桃》、《》、《》、《麗島》、《真菰》、《樗》、《蕃》、《》、《寫生》以及《霸王樹》，前後共15種，而《台北俳句集》等於往上銜接了在台灣發展上百年的台灣俳句雜誌史，意義不容小覷。 

 

黃靈芝指出，俳句會目前面臨著高齡化、會員逐漸凋零的問題。除了以日文俳句形式之外，黃靈芝也鼓勵創作「台灣俳句」(用台灣的語言來寫俳句)，規定是：字數要在7~12字之間、分成上下兩段、要有季語，例如他自己的作品： 

 

傘下相倚行

裝著不知春雨停

豎立端午蛋

 

無人誇獎獨居翁

註冊費應打折  

留級生是老客 

 

以最精簡的篇幅，盡其所能的容納最多的意涵，寫出生活中一瞬間的感動，總能教人會心一笑。去贅語，長話短說是俳句的基本精神。 

 

※台灣俳句發展的里程碑—《台灣歲時記》 

 

　　黃靈芝在2003年出版了《台灣俳句歲時記》(東京：言叢社)，與吳建堂編《台灣萬葉集》(東京：集英社，1994)同樣在日本受到各界矚目，前者因此榮獲「正岡子規國際俳句賞」(2006年)，後者則榮獲「菊池寬賞」(1996年)，這兩本著作都代表著：日本傳統詩歌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並且發展出具有台灣自己的特色。 

 

　　「歲時記」是日本傳統文學的一種特定書籍體裁。因為傳統的俳句按照慣例，必須包含能顯現／暗示季節的「季語」，這季語甚至可說是俳句的核心。黃靈芝指出，他撰寫的《台灣歲時記》，所表現的都是台灣這邊的自然景觀、風土民情，並以他獨特的分類法編寫，與日本的《歲時記》大不相同。 

 

　　關於《台灣歲時記》的寫作緣由，黃靈芝說道：「日本俳句雜誌《燕巢》的主辦人羽田岳水在1989年來到台灣，我們透過一位共同的朋友施香濤(台中人，俳號耕冬)的介紹而認識彼此，在接待他參訪各地的期間，羽田主動表示希望能看到《台灣歲時記》的出版，我考慮了很久，雖然知道要撰寫這樣一部書籍非常不容易，後來還是決定開始提筆撰寫。」 

 

　　這部《台灣俳句歲時記》前後花了13年，定稿之後，來來回回修改、校訂了三年多，黃靈芝對於漢字的正確與否非常重視，「日本往往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公布新的漢字字體標準用法，為了避免混亂，我這本《歲時記》統一根據的是1995年日本官方公布的標準字體」。 

 

　　黃靈芝做事情就是這麼認真與謹慎，可說「比日本人還要日本人」，他說：「吳建堂編的《台北歌壇》跟我編的《台北俳句集》是由同一家廠商排印出版的，那個老闆跟我說，他把初稿送給吳建堂校對，隔天立刻就拿到校對稿、並且馬上印刷出版，如果後來發現錯字，再附加一張〈勘誤表〉就解決了。這可能是跟他生肖屬虎，性格積極果斷，況且他還是劍道高手，做事情大而化之，要求速戰速決。」 

 

　　「我是另外一種個性，廠商送來的校對稿，我往往要來來回回校訂七、八次以上，而且一一查辭典之後才改字的，以求不能有任何的小錯誤發生」，他笑著說：「我大概是他們印刷廠的客戶裡面，最難搞的一個吧！」 

 

※多才多藝，特立獨行 

 

　　黃靈芝因為染上肺結核，從不曾在外上班，或做過其他粗重的工作，較為長期而固定的只有1976至1982年間，在著名學者國分直一主編的雜誌《》擔任「考詮」、「鑑裁」的職務。 

 

　　當時為何會擔任這份工作呢？黃靈芝說明，日本有一間出版社「新日本教育圖書株式會社」的老闆，在台日斷交不久之後來台，找了袁德星(筆名楚戈)討論，計畫出版一套12本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原本還只是在評估階段，沒想到出版社老闆回國之後，袁德星誤以為已經確定要執行了，立刻向各方學者邀稿，後來這個出版計畫因故中止，但是日籍老闆也負責任的將所有稿件的版權買下，並且創辦了《》雜誌，來刊登這些稿件。(另一半因為與日本學者的論說相同，沒有再錄的必要) 

 

　　這些中文稿件原本請輔大的教授翻譯，後來因為水準參差不齊，雜誌主編透過介紹找到黃靈芝協助，工作內容包括將中文稿件翻譯成日文、將別人的中譯稿再考證校訂、對稿件予以評鑑等等，該刊物以東亞文化為報導與研究的主題，頗具有專業性、學術性，「那時候我看了很多之前從沒看過的中國古籍，包括《十三經》、《諸子百家》、《甲骨文集釋》等，下了好一番苦工。」黃靈芝說。 

 

　　沒想到竟然做出口碑來了，故宮博物院禮聘他為《文物光華—故宮の美》系列套書(日文版)的專業翻譯與審稿，「我後來練就一種奇特的直覺，對於文物圖片的正確與否，有一種敏銳的第六感，例如，我看到有一張圖片裡的老虎雕刻是左腳在前，可是我的直覺卻覺得有點怪怪的，後來找出故宮裡的實物來比對，果然是圖片製版的時候弄反了。」黃靈芝笑說。 

 

　　這段期間的工作也讓他累積了不少專業知識，因此創作了幾篇相關主題的小說，例如〈台灣玉賈傳〉、〈宋王之印〉等。「作家懂越多事情越好。」黃靈芝這麼相信著。 

 

　　除了從事翻譯、審稿、編輯的工作之外，黃靈芝也養殖過小鳥與小狗、種植果樹、培育蘭花、飼養豬隻，亦曾在《台灣蘭藝》等專業期刊當中發表過幾篇論文。並也參考台大植物標本館編寫的《台灣原生蘭科植物目錄》一書。 

 

　　怎麼會有這些專業技術？黃靈芝笑說：「有時是貴人相助，有時自己摸索都有。其實這些都沒有賺到什麼錢，例如種植蘭花，有位朋友專門在深山裡找尋品種稀有的蘭花，在他特別關照之下，總會留一些特別好的幾盆給我，可是很多都死掉了。」 

 

　　「在陽明山這邊種過其他農作物，都不成功，因為他喜種不適合當地氣候或土質的樹質，較有趣味與成就感，並且可得種種研究的機會。後來他也跟鄰居一樣種些平凡的柑橘，但是，看其他人都是在四坪左右的面積種一棵果樹，我偏偏故意每坪種四棵，這樣子果樹不會長太大，既方便採收，產量又應可以增加。」 

 

　　「養豬的時候，一下子就買了四隻，左鄰右舍好心勸告我：『豬超會吃的！養一隻你就有得忙了！』我還是照養，而且從書上看到日本人以綠藻養豬，聽說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可以讓豬長很快，我因此特地挖了三池水來養綠藻，按照書上寫的分量餵豬，結果每隻都瘦巴巴的！」黃靈芝笑得很開心：「後來才知道那個分量是指曬乾之後的重量，不是濕濕的時候的重量！」 

 

　　談及最近的寫作計畫，黃靈芝表示，他的第21輯作品集已經在作最後的排版校對工作，應該近期就會出版。 

 

　　天色已晚，告別黃靈芝，在暮色中等著公車，我心想，繁花似錦而眾聲喧嘩的台灣文學界，的確不能缺少黃靈芝。他在戰後仍然堅持著以自己擅長的日文寫作，純熟的文字掌握能力、精湛的表現手法，連日本人都自嘆不如。他運用日本傳統詩歌的俳句形式，融入台灣的特色，不只有日文俳句，還創造了「台灣俳句」，使之成為台灣詩史上不可缺少的一塊拼圖。黃靈芝也確實是台灣文學山谷中的一株幽蘭。  

原文刊載於文訊雜誌第278期─人物春秋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2&docid=100601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