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晉到宋齊，文學創作又經歷了幾次較大的變革，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更加豐富了。在文學批評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這些都為劉勰《文心雕龍》這部總結性的文學批評巨著打下了更充實的基礎。
　　《文心雕龍》是劉勰三十幾歲時的作品，創作於齊代。內容有五十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文心雕龍》的價值決不在於他的宗經，而在於他在宗經的神聖外衣下所獨立創造發展的一系列的文學批評的觀點。他的觀點，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初步地建立了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在《時序篇》裏，他首先注意從歷代朝政世風的盛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歷史根源。例如他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當然，他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不可能不抱著唯心主義的觀點，對文學興衰原因的探索，也過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是在文學理論上他強調要從文學以外的歷史現實的變化中來理解文學的變化，仍然合乎樸素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在《通變篇》裡他又系統地論到歷代文風的先後繼承變革的關係，把《時序》、《通變》兩篇結合起來，可以看出劉勰對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是具有相當簡要清晰的概念的。就每一種文體來說，他也很重視歷史發展的追索。由於他對歷史事實有廣泛觀察和深入追溯，他對南朝文風的批判也就顯得比較深刻有力，不讓人感到是儒家觀點的片面說教。這是他超過前代批評家的主要成就。
　　(二)從不同角度闡發了質先於文、質文並重的文學主張，比較全面地說明文學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他認為創作應該「為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在《風骨篇》裏，他更強調文章要有風有骨。所謂風，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摯的感情。所謂骨，是指堅實的事理內容及清晰的結構條理，他還引用了曹丕的文氣說來闡明文章的風骨正是作家個性風格的主要標誌，可見他的風骨論正是曹丕文氣說的進一步的發展。在《定勢篇》裡，他指出要「因情立體，即體成勢」，要適應不同的內容來選擇文體形式，並適應不同的文體來確定文章的風格面目。在論風格上，他並不一般地反對華美形式，他說」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又說「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在文體論各篇中他還具體指出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和客觀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寫戰爭中的檄文，為了達到「振此威風，暴彼昏亂」的政治目的，就應該寫得「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
　　(三)從創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總結了創作的經驗。在《神思篇》裡論創作構思過程，發展了陸機的觀點。他不僅有非常簡練生動的描繪，而且對作家構思過程中主觀的「神」和客觀的「物」之間的關係有比較準確的概括，同時指出要使「關鍵」、「樞機」活躍疏通，一方面要「虛靜」，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認為這些平時的學識才能修養和生活閱歷的準備。關於文章風格的論述，也非常精采。他認為形成風格的因素，有才(藝術才能)、氣(性格氣質)、學(學識修養)、習(生活習染)四個基本方面，而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風格的不同，正由於作家在才、氣、學、習四個方面存在著差別。這就把人們認為玄虛奧妙的風格問題，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說明。在這方面，他也大大地發展了曹丕文氣的理論。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知音篇》裡，他發展了曹丕的觀點，反對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為迷真」等等的錯誤批評態度。他認為正確的批評態度，應該「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另外他又提出了六觀的方法：「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這六方面雖然更多是從形式上著眼，但是他認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討源」，只有全面地觀察形式才能深入內容。

　　《文心雕龍》的理論對唐以後的作家批評家有相當大的影響。陳子昂革新詩歌標舉「風骨」與「興寄」，杜甫、白居易論詩重視「比興」，韓愈論文主張尊儒、復古，論學習古人應該「師其意不師其辭」，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他的理論的為發。清章學誠倡導「戰國文體最備」的著名議論，實質上也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宗經》等篇的看法。至於劉知幾、黃庭堅、胡應麟等著名作家、批評家的一般讚揚，就更難於列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