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貧民窟示意圖（ DANIEL BEREHULA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70224/trump-migrants-deportation/zh-hant/dual/）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早期病例數字曾一度“領先”的澳門，在“五 · 一”假期，部分景點可謂人頭湧湧，而零售店舖大排長龍，人們迫不及待享受消費卡福利，真是一派“歲月靜好”。

　　那邊廂，全球不少國家和地區仍在與新冠病毒這個“隱形敵人”戰鬥，至今已有二十幾萬人相繼敗陣——這二十幾萬人對我們來說是陌生人，是一個統計數字，但背後都代表着痛苦、眼淚、悲傷與遺憾，我們只能透過零星的報道去略知他們的生平，去感受他們親人的悲痛。

　　也有些人是間接被病毒殺害的，例如內地有公安在運送防疫物資時出交通意外身亡，也有醫生過勞死等。而我也從新聞得知，在印度，封城令導致低層人民手停口停，有人全家活活餓死，也有生活不下去而上吊自殺的。

　　在我為那些印度人傷感的時候，不禁想，如果這個病毒在三十年前出現在澳門，情勢會如何呢？以那時澳門的管治能力、醫療水平和衛生條件，應該也會產生一些諸如那些印度家庭的慘況吧？那時，普遍澳門人不像今日般幾乎家家有餘糧，部分非葡裔居民尤其是新移民社會地位低下，而內地也沒有今天一樣的實力協助澳門，低層人群，相信會遭受致命傷害。

　　以我們一家為例，也許不會活活餓死，但那時父親打地盤工一定會手停口停，母親做工廠妹也應該撐不了多久吧？儘管我的童年回憶不斷自我美化，然而，那時我們住在木屋區，確實在使用爬滿蛆蟲的公用茅廁，確實把垃圾丢在路邊飛滿蒼蠅的垃圾堆上，三兄妹中只要一個病倒，打擊都會摧枯拉朽。

　　話說回來，那時交通沒現在便利，人員交往不頻密，而吃野味也不具備炫富的功效，病毒即使出現也可能會很快銷聲匿跡。我的“三十年前”假設未必成立，但我不能不作聯想，而只要聯想到，便會為今天的生活感到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