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八月二日澳門日報)　　

上周本版刊登了何家政先生《與三峽何關：賈樟柯的尷尬》一文，發表了他對由賈樟柯執導的電影《三峽好人》的看法，雖然每個觀眾對同一部電影文本會有不同的解讀，但筆記認為何君文中的某些觀點值得商榷，因此本人參考了網絡上有關評論文章以及自己對該電影的解讀，針對何君的觀點，從社會及文化角度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故事主線與三峽城鎮的拆卸」

　　何君認為《三峽好人》回避了三峽遷徙所應該關注的問題，就算將故事背景置換為其他地方，一樣可以產生同樣的戲劇效果。我不認為一部以「三峽」為名的電影就一定要全方位地去描寫當地人物的感情脈絡，在大時代背境下的片面描寫也可以十分出色，片中關於旅館老闆、關於斷臂男人的妻子及關於小馬哥等小人物命運的描寫，已經烘托出三峽庫區遷徙過程中的淡淡哀愁，而導演主要關注的並非這個問題，因此無用著筆太多。

　　此外，將韓三明及沈紅尋找伴侶的背景置換了，故事情節便不會與現在看到的一樣。雖然當下中國大部分城市都給人千人一面的感覺，但如果稍為對內地多一點認識的話，也許就不會認為韓三明在上海工地可以得到同樣的遭遇了。中國內地普遍存在地域歧視，而這種地域歧視又來自經濟歧視，一個經濟落後地區的人物去到一個經濟發達地區，往往遭受白眼，更何況韓三明只是一個農民工？如果將背景設在上海、廣東等地方，韓三明作為一個山西煤礦工人是沒可能那麼氣定神閒地尋找老婆的，那時導演就要考慮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是怎樣看待衣衫襤褸的韓三明了。

　　《三峽好人》主題講的是在拆倒的背景下，重建和尋找失落的東西。兩個故事主線與三峽城鎮的拆卸緊密結合，韓三明及沈紅是在一個快將遺失的地方尋找自己失落的東西，在拆倒與重建間充滿戲劇張力。換了其他地方發生，就沒有這麼強烈的戲劇感。

「中國農村婦女的命運」

　　何君談到場境與人物命運的必然聯繫，這在韓三明及其妻子麻么妹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出，因為拐賣婦女大多發生在落後地區，換了是其他先進的地方，不但拐賣婦女的劇情沒有代表性，而出現在韓三明及麻么妹身上的思想感情就有不同的體現了。韓三明是花三千元從拐子手中買來老婆的，這在山西、陝西某些窮鄉僻壤是經常有的事情，韓三明在他農民有限的知識裡認為這就是他的愛情與幸福，他當然不能把自己當成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去審視這種買賣人口的對與錯；麻么妹又是甚麼想法？實際上她的背景設置反映了中國農村婦女的命運：繼續被當成一個附屬品。她在山西被公安解救後，回到奉節，等待的並不是得到自由愛情的機會，也不是走上自立自強的道路，而是被親生哥哥重新當成一件貨物以三萬大元買給（抵債？）一個船主。在她落後的思想裡也沒有沈紅對愛情般的果斷英明，而只能將有限的兩個「愛情」作比較，就自然更懷念以前的老公，也更懷念山西那些無需跑船的舒服日子了。賈樟柯只是充當一個記錄者，他沒打算就人口賣買問題進行一場道德審判，因為這是有判斷力的人都能夠判斷的。至於說到為甚麼韓三明十六年後才去尋找老婆，如果知道內地「老鄉」賺錢有多辛苦、出趟門並不容易的話就不會這麼說了。如果老婆一走，韓三明就拋下一切尋妻，那才更不符合現實。

「對城鄉二元制的反諷及反思」

　　說到故事的交點，也有些電影是放著不同的主線讓他們獨立發展，共同烘托出一個主題的，例如王家衛的《重慶森林》。我不認為「重」的兩個故事之中有甚麼交匯點，也不認為設置一個交匯點後，電影會更好看。《三峽好人》的主題是尋找、拆倒與重建的故事，兩個主角除了大家同為山西人、大家一同見到隻飛碟、大家一同認得那個斷臂丈夫，以及小馬哥的老闆便是沈紅的老公（郭斌）外，大家連一次面都沒有碰過。作為一個導演，賈樟柯要人為地製造一個場面讓兩個山西人碰面說幾句鄉談還不簡單？但賈樟柯沒有這樣做，這一方面沒有必要，另一方面我認為這還有深意在裡面。

　　雖然韓三明與沈紅都是來奉節尋人的山西人，但兩人給人的感覺是十分不同的，一個是農村人的呆鈍與執著，一個是城裡人的機敏與果斷，兩人同時反映了中國農民與城市人的命運。賈樟柯把三峽比作中國（這從白酒、茶、大白兔糖、李白詩句乃至唐人客棧等符號中可以看出），到處都是對傳統文明的破壞與再造，農民在這個地方尋找到失去的東西，基本變化不大，而城市人卻對未來把握不住，需要改變。兩條主線沒有交匯，大概也是導演對中國城鄉二元制的一種反諷及文化反思。

　　另外，我不認為《三峽好人》在商業推廣手法上的成功有甚麼問題，這不能作為對本片藝術性的一種質疑。把好東西告訴別人，有甚麼問題？一位營銷大師說過，有兩個一樣好味的漢堡包，但甲漢堡告訴人們知自己好吃，乙漢堡卻孤芳自賞，最後甲漢堡成功了，乙漢堡消聲匿跡了。當年奇斯洛夫斯基的「藍白紅」也是有預謀地將三齣電影分別安排在歐洲三大電影節期間推出，難道這也要質疑這三部影片的質素嗎？賈樟柯這樣做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為《三峽好人》付出的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