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二戰時的刑求學校（教授軍隊刑求戰犯的各種技術的學校）首要灌輸給受訓者的第一種意識形態是：

「他們」跟「我們」或「你們」是絕對不同的。

第二種：

「他們」身體的存在是一種謊言或罪惡，因為「他們」跟「我們」或「你們」長得太過於相似了。

這是對「他們」施加各種手段的正當性基礎。

幾年前在藝術大學念書時（或許現在也是）對於藝術家的身分定位存在著一種想像：

我們常常以一種抽離的、類似旁觀者的姿態介入正在發生的事物，靜靜等待時機向觀眾提出結論（或提問）。

前提是我們必須具有洞見事物的能力並且專注於創作領域上，這與其他人理所當然是有所差異的，即便觀眾是另一位藝術家，我們依然特別相信自己親身得出的結論。

藝術家的思想游移於各種僵化的範圍之間，不受管束。

要維持這種想像力的活躍，就必須與各種制式範疇保持距離。

有時候我們必須與「他們」做出區隔來避免我們認為美好事物的價值遭到貶抑。

藝術家與他人（觀眾）之間總是存在一種我不知道怎麼描述的微妙關係。

也許這與身分或使命無關，而是更根本的存在於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交談的情況當中，但是這裡的「我們」與「他們」是確確實實曾經在我的想像裏被區分開來。

我沒辦法確切說明這種「藝術家們」的意識形態是從哪裡開始萌生的，也許只是經常群聚在一起的一群人自然而然互相產生的認同感與排他性。

幾年後在工廠工作，有緣結識一位「海內奇男子」，我稱他為「trans－Chiuan」（跨領域阿泉）。

trans－Chiuan四十來歲，國中畢業，因處理幫派事務待過四年監獄，入獄前販毒並深諳軍火，後來在不計其數的貨運公司與工廠工作過。

跟trans－Chiuan共事三個月的經驗告訴我幾乎所有一般認知上的職場倫理對他而言都是無效的，但並非此人混水摸魚（實際上trans－Chiuan對工作品質的要求超乎想像的高）或是完全沒有倫理觀念，trans－Chiuan只遵守自己的一套倫理規則。

面對職場上各種不公事件（各種上級對下級的壓榨、欺騙等）trans－Chiuan有兩種應對方式，其一是藉由應酬場合博感情（明為喝酒應酬暗為遊說或談判），此為智取；其二是找人來砸場鬧事甚至是暗算（trans－Chiuan的弟弟因為幫他殺害以前的老闆被判刑二十年），此為力敵。

就一般人習慣的主雇倫理而言，當資方買了勞方替他工作，再不合理的任務勞方也必須設法完成才能順利取得報酬。trans－Chiuan這種屬於擅長討價還價或是玉石俱焚的極端類型，就消費者的角度而言絕對很可能是買到了不良品。

trans－Chiuan的邊緣性格讓他順利游移於各種既定範疇之間，似乎在他身上已經有一套原則可以讓他應付各種既定的觀念。

「他才是藝術家!」

前幾日跟W君聊到這個人的時候，W君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也許想做為藝術家「我們」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