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31 13:48:59尚未設定
◎炸彈客與流動的正義◎
一個名字，一種信念，一顆炸彈，不同的正義論述。
談論楊儒門事件的困難，在於很難理解他的真正動機。
他是否真心為農民請願，放置炸彈引發注意，或者只是為了驚聳目的，偽裝一個悲壯藉口。
如果楊儒門根本是一個以製造恐慌為樂，為求逃避刑罰而事先預設避罪訴求之人，那麼所有的論述一切白說。
如果不是！那麼倒是一個很好的申論題。
楊儒門事件由一項單純的反社會行為，引發社會的關注，甚至被部分社運團體視為另一場農運的先驅，認為縱使他手段有錯，但是從他的訴求上來看，有其引爆議題的正面意義。
但是對於不認同者而言，認為楊儒門縱使沒有心理上的異常偏差，但是以炸彈製造恐慌的手段達成訴求，其實已經讓訴求失去正當性，並且深深質疑體制內是否已經全然無路，必須透過恐怖行動完成所求。
於是，聲援於否在動機論與行為論的觀點下，各執一詞交相競奪。
在二種不同觀點下，不僅攸關楊儒門的社會評價，其實也挑戰著一條潛藏的社會規約，在什麼情形下，非體制的手段能夠出現？以及非體制的手段最大極限為何？這樣的命題，對於社運團體是一個相當熟悉的運動概念，甚至是在運動過程中，激進派與協商派永遠的衝突點。
楊儒門的炸彈事件，其實針對他幫助農民的訴求動機，多數人都能同意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但是爭執的焦點在於放炸彈引起注意的暴力行為是否適宜，這其中也隱含著對暴力的不同認知與定義。
一般從行為看暴力，代表著一個強勢者對弱勢者的權力加諸，形式不只肉體上的凌虐，也包含精神上的凌遲，於是強盜、殺人、性侵害、乃至婚姻中的譏諷怒罵，都成為一種傷害人權的暴力舉止。
對於這種強欺弱的暴力行為，總是為世人所唾棄，認為它破壞和諧與平等，但是暴力會有界外時刻，對於一些利他型或理念型的反體制暴力行為，在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社群或不同的價值體系下，有時暴力會成為一種合法的舉措，甚至被讚譽的美德。
談論楊儒門之前，先回顧歷史上幾位以炸彈遂行目的炸彈客，思考暴力的本質，也許更能清晰看出社會如何在不同心理狀態、價值體系及行為動機下，給予幾種炸彈暴力的不同評價及定義。
【血腥的暴力】
對於炸彈事件，死亡與流血是直接威脅，但是更恐怖的狀況，是讓一個社會進入一個集體恐慌，每個人都成為心理上的受害者，隨時擔心身邊的皮箱或禮盒，而施放炸彈的手，成為恐懼害怕的權力施加者，縱使提出神聖的理由，再也無法抑止受害著的怒火，沒有人會再相信他說的。
沒人相信他說的，也意味著暴力犯的行為，縱使伴著神聖理念，也難以獲得共鳴，那麼他將成為社會公敵，成為歷史上的一個污點標記。
卡辛斯基，美國大學炸彈客，為了反科技的訴求，從1978年開
始，十八年內寄出十六個郵包炸彈, 造成三人喪生, 二十九人受
傷，1996年遭到逮捕後，被判處四個無期徒刑終身監禁。
【合理的暴力】
暴力行為有其一體兩面性，像炸彈事件的發生，在行為上乍看是強勢者對弱勢者的行為，炸彈客對無辜人民，但是有時其實是相對於體制的弱勢者，炸彈客對於龐大體制，基本上一個理念型的炸彈客，在遂行反體制作為是悲壯的，他認為那是一種戰鬥狀態，屬於自己意志的。
這樣對抗體制下的反社會規約的行為，總是帶有某種的召喚意義，縱使當下暴行遭到人們唾棄，但是理念一旦召喚更多的人群，造成價值體系的變遷，某些時刻遭到懲罰的暴行，進入到不同時刻，就成為令人稱道的義舉。
王幸男，台灣郵包炸彈客，為了追求民主建國，1976年以郵包
炸彈攻擊台灣省主席謝東閔，造成手部傷殘，在服刑14年期滿後
，1990年重返政界，成為台灣民主運動先驅。
【消失的暴力】
暴力，基本上是一個相對字眼，它常常讓體制隱而不見，剩下炸彈客與受害民眾，於是強欺弱的暴力，成為體制維護利益的字眼，就像一個多數和諧的團體，誰破壞了和諧，誰就該受譴責，縱使團體裡存在多少不公不義，過激的手段即是暴力。
反體制的詐彈客，永遠伴隨暴力的指責砲火，但是合於體制的炸彈客，根本不會有暴行的稱號，就像戰爭一般，暴力換成武力的中性名詞，帶著國家賦予的正義理由，縱使他殺害的不是軍事目標，而是無辜平民，暴力的影子在其間從不存在。
弗雷德，二次大戰轟炸機駕駛員，為了終止日本侵略行徑，在
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事後被譽為終戰英雄，
2004年安然去世。
這些炸彈客，同樣以炸彈造成傷亡，但是行為動機與價值體系，讓暴力行為產生不同面貌，炸彈暴行的善與惡，成為一種言說權力的競奪，不同的價值體系下，它的定義是可以從恐怖行動漂移到理念義行。
換句話說，別太驚恐炸彈暴行，它只不過是一種流動的正義，連結到太多意義的競奪。
那麼楊儒門呢？放炸彈建構在維護農民權益的理念上，如果證明他不是精神異常，如果證明他無傷人意圖，如果更多的支持者挺身而出，那麼放炸彈即為暴行的刻板印像，也會因為人們的不同認知，正義開始轉向。
對於楊儒門或高寶中而言，理念永遠可以連結到某種正義言說，炸彈攻擊成為他們心中一種追求正義的最激手段，就如同社、農、民、學運，一旦佔到正義理由，從一個人抗議到十萬人起義革命，都是取得正義的不同選擇。再去爭辯手段，嚐試拆除以正義為名的「爆行」引信，其實毫無意義，就好像在探討革命這種手段，應不應該在世界存在？
楊儒門或者所有的恐怖主義下的炸彈暴力事件，手段不是該被噤聲或禁絕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時間，是否所有折衝管道完全走盡，已經到一個非得暴力或革命的時刻。
楊儒門炸彈事件，重點也是在此，與其探討手段正當與否，不如去思考台灣農業的問題，是否已到該放炸彈來解決的時刻，當社運團體褒貶各異，繞著炸彈喋喋不休，不如重新審思當下農業環境，是否已到放置炸彈的時刻。
如果是，爆炸如同革命先趨，社運者也不用太客氣，不必在三合院中大玩唱唱跳跳的聲援遊戲，行動實踐絕非在理念宣達後說說就算。如果還不是，那麼不必急著跳下水，硬將楊儒門歸為烈士，在一個不適宜的時刻捧出了炸彈，在眾聲怒斥中，讓運動中最終的手段也連帶毀損。
該是脫勾時刻，楊儒門有罪！法律上會審判他反社會的行為，運動裡也必須批判他提早過激的舉止，如果在此刻意圖結合炸彈與農運，那不會像1988年520農運裡，扔著石頭對抗軍警般的悲壯，只會讓已經悲苦的農民因畏懼污名而更加縮手。
社運者！此刻別去讚譽楊儒門的行為，社運界去讚美楊儒門的行為，無異如同自我的嘲諷，一項長久存在的社會議題，竟然斷裂到要一顆炸彈來喚醒，台灣的農運出了什麼問題？現今該做的，除了接軌，剖析農業問題的層層結構，讓體制無話可說、無可辯駁，那麼已是百般怒火的農民，會知道該引爆炸彈的時刻，不必假手楊儒門，而且不只一顆，更不會只在台北街頭。
談論楊儒門事件的困難，在於很難理解他的真正動機。
他是否真心為農民請願，放置炸彈引發注意，或者只是為了驚聳目的，偽裝一個悲壯藉口。
如果楊儒門根本是一個以製造恐慌為樂，為求逃避刑罰而事先預設避罪訴求之人，那麼所有的論述一切白說。
如果不是！那麼倒是一個很好的申論題。
楊儒門事件由一項單純的反社會行為，引發社會的關注，甚至被部分社運團體視為另一場農運的先驅，認為縱使他手段有錯，但是從他的訴求上來看，有其引爆議題的正面意義。
但是對於不認同者而言，認為楊儒門縱使沒有心理上的異常偏差，但是以炸彈製造恐慌的手段達成訴求，其實已經讓訴求失去正當性，並且深深質疑體制內是否已經全然無路，必須透過恐怖行動完成所求。
於是，聲援於否在動機論與行為論的觀點下，各執一詞交相競奪。
在二種不同觀點下，不僅攸關楊儒門的社會評價，其實也挑戰著一條潛藏的社會規約，在什麼情形下，非體制的手段能夠出現？以及非體制的手段最大極限為何？這樣的命題，對於社運團體是一個相當熟悉的運動概念，甚至是在運動過程中，激進派與協商派永遠的衝突點。
楊儒門的炸彈事件，其實針對他幫助農民的訴求動機，多數人都能同意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但是爭執的焦點在於放炸彈引起注意的暴力行為是否適宜，這其中也隱含著對暴力的不同認知與定義。
一般從行為看暴力，代表著一個強勢者對弱勢者的權力加諸，形式不只肉體上的凌虐，也包含精神上的凌遲，於是強盜、殺人、性侵害、乃至婚姻中的譏諷怒罵，都成為一種傷害人權的暴力舉止。
對於這種強欺弱的暴力行為，總是為世人所唾棄，認為它破壞和諧與平等，但是暴力會有界外時刻，對於一些利他型或理念型的反體制暴力行為，在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社群或不同的價值體系下，有時暴力會成為一種合法的舉措，甚至被讚譽的美德。
談論楊儒門之前，先回顧歷史上幾位以炸彈遂行目的炸彈客，思考暴力的本質，也許更能清晰看出社會如何在不同心理狀態、價值體系及行為動機下，給予幾種炸彈暴力的不同評價及定義。
【血腥的暴力】
對於炸彈事件，死亡與流血是直接威脅，但是更恐怖的狀況，是讓一個社會進入一個集體恐慌，每個人都成為心理上的受害者，隨時擔心身邊的皮箱或禮盒，而施放炸彈的手，成為恐懼害怕的權力施加者，縱使提出神聖的理由，再也無法抑止受害著的怒火，沒有人會再相信他說的。
沒人相信他說的，也意味著暴力犯的行為，縱使伴著神聖理念，也難以獲得共鳴，那麼他將成為社會公敵，成為歷史上的一個污點標記。
卡辛斯基，美國大學炸彈客，為了反科技的訴求，從1978年開
始，十八年內寄出十六個郵包炸彈, 造成三人喪生, 二十九人受
傷，1996年遭到逮捕後，被判處四個無期徒刑終身監禁。
【合理的暴力】
暴力行為有其一體兩面性，像炸彈事件的發生，在行為上乍看是強勢者對弱勢者的行為，炸彈客對無辜人民，但是有時其實是相對於體制的弱勢者，炸彈客對於龐大體制，基本上一個理念型的炸彈客，在遂行反體制作為是悲壯的，他認為那是一種戰鬥狀態，屬於自己意志的。
這樣對抗體制下的反社會規約的行為，總是帶有某種的召喚意義，縱使當下暴行遭到人們唾棄，但是理念一旦召喚更多的人群，造成價值體系的變遷，某些時刻遭到懲罰的暴行，進入到不同時刻，就成為令人稱道的義舉。
王幸男，台灣郵包炸彈客，為了追求民主建國，1976年以郵包
炸彈攻擊台灣省主席謝東閔，造成手部傷殘，在服刑14年期滿後
，1990年重返政界，成為台灣民主運動先驅。
【消失的暴力】
暴力，基本上是一個相對字眼，它常常讓體制隱而不見，剩下炸彈客與受害民眾，於是強欺弱的暴力，成為體制維護利益的字眼，就像一個多數和諧的團體，誰破壞了和諧，誰就該受譴責，縱使團體裡存在多少不公不義，過激的手段即是暴力。
反體制的詐彈客，永遠伴隨暴力的指責砲火，但是合於體制的炸彈客，根本不會有暴行的稱號，就像戰爭一般，暴力換成武力的中性名詞，帶著國家賦予的正義理由，縱使他殺害的不是軍事目標，而是無辜平民，暴力的影子在其間從不存在。
弗雷德，二次大戰轟炸機駕駛員，為了終止日本侵略行徑，在
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事後被譽為終戰英雄，
2004年安然去世。
這些炸彈客，同樣以炸彈造成傷亡，但是行為動機與價值體系，讓暴力行為產生不同面貌，炸彈暴行的善與惡，成為一種言說權力的競奪，不同的價值體系下，它的定義是可以從恐怖行動漂移到理念義行。
換句話說，別太驚恐炸彈暴行，它只不過是一種流動的正義，連結到太多意義的競奪。
那麼楊儒門呢？放炸彈建構在維護農民權益的理念上，如果證明他不是精神異常，如果證明他無傷人意圖，如果更多的支持者挺身而出，那麼放炸彈即為暴行的刻板印像，也會因為人們的不同認知，正義開始轉向。
對於楊儒門或高寶中而言，理念永遠可以連結到某種正義言說，炸彈攻擊成為他們心中一種追求正義的最激手段，就如同社、農、民、學運，一旦佔到正義理由，從一個人抗議到十萬人起義革命，都是取得正義的不同選擇。再去爭辯手段，嚐試拆除以正義為名的「爆行」引信，其實毫無意義，就好像在探討革命這種手段，應不應該在世界存在？
楊儒門或者所有的恐怖主義下的炸彈暴力事件，手段不是該被噤聲或禁絕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時間，是否所有折衝管道完全走盡，已經到一個非得暴力或革命的時刻。
楊儒門炸彈事件，重點也是在此，與其探討手段正當與否，不如去思考台灣農業的問題，是否已到該放炸彈來解決的時刻，當社運團體褒貶各異，繞著炸彈喋喋不休，不如重新審思當下農業環境，是否已到放置炸彈的時刻。
如果是，爆炸如同革命先趨，社運者也不用太客氣，不必在三合院中大玩唱唱跳跳的聲援遊戲，行動實踐絕非在理念宣達後說說就算。如果還不是，那麼不必急著跳下水，硬將楊儒門歸為烈士，在一個不適宜的時刻捧出了炸彈，在眾聲怒斥中，讓運動中最終的手段也連帶毀損。
該是脫勾時刻，楊儒門有罪！法律上會審判他反社會的行為，運動裡也必須批判他提早過激的舉止，如果在此刻意圖結合炸彈與農運，那不會像1988年520農運裡，扔著石頭對抗軍警般的悲壯，只會讓已經悲苦的農民因畏懼污名而更加縮手。
社運者！此刻別去讚譽楊儒門的行為，社運界去讚美楊儒門的行為，無異如同自我的嘲諷，一項長久存在的社會議題，竟然斷裂到要一顆炸彈來喚醒，台灣的農運出了什麼問題？現今該做的，除了接軌，剖析農業問題的層層結構，讓體制無話可說、無可辯駁，那麼已是百般怒火的農民，會知道該引爆炸彈的時刻，不必假手楊儒門，而且不只一顆，更不會只在台北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