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長路上，詩被視為雅道，詩社也就有別於一般文人結社。詩社的「江湖地位」高於其他社集，參加詩社，仿佛人品和文品都能獲得提升，歐陽光在《宋元詩社研究叢稿》裡就說：「對參加詩社活動的個人來說，他們從中不僅能得到友朋相得之樂，而且身預於某一有影響的群體（例如列名於宗派圖中，『九老』的稱謂等），還能使他們感覺到自身價值的被承認，產生強烈的榮譽感。」
　
詩社的活動形式從唐宋隨性的遊宴、吟唱，發展至元代，成了較正規的征詩活動。歐陽光的著作也說明，元代的詩社組織性較強，除了征詩或定期聚會以切磋詩藝句法，也訂定社規盟約，如此可凝聚詩社成員的向心力，加強文人的群體意識，集中傳達共同的社會理想和政治需求，而社員的美學觀念也容易達致趨同，形成詩歌流派。
　
所謂的征詩活動，即仿照科舉考試的形式，向各地詩人征求詩作，應試詩作必須糊名，社主或具名望地位者受邀評比作品的優劣，列出名次並給於獎賞──這相當於今日的文學獎。
　
像征詩或相聚評比這樣的詩社活動，能夠讓詩歌創作與批評互相督促，對文學的發展具有正面意義。張伯偉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也指出：「創作的發展促進了批評意識的自覺，而批評意識的自覺又反過來促進了創作的發展。」
　
我嘮叨轉述了這一大串別人的研究成果（或姑且稱之為我的讀書報告），無非是因為本地一眾華文詩人的自嗟自嘆或自輕自賤讓我憤慨。他們或是埋怨詩在今時今地不如在中國古代受重視（部分怨言見劉育龍〈詩的傳統〉，《東方日報》東方名家，2006年7月25日），以為詩創作曾經興盛及大眾化，卻無視（識？）話語權（正統文學史的書寫者是佔人口少數的士大夫或普遍不識字的草民？詩真的是雅道嗎？）、政治力量（從最早的文人群體曹氏父子以至歷代帝王）、制度（某些朝代的科舉考試）等等對詩發展的干預或影響，以致產生文學史「假象」；或是合理化自己的墮落，不像詩社也不像沙龍（關於沙龍的歷史發展也可以寫一篇讀書報告）的「週末沙龍」，其表現已經說明這一點。
　
怨天尤人或吃喝玩樂都無助於詩歌創作與批評的發展。詩從來就是小眾的，認清這一點，牛角尖就可少鑽一些，頭髮就會少脫落一些。余光中在二十五年前就說過了：「如果我的詩能『小眾化』，我也就很高興了。所謂大眾化，其實只是一個含糊而空洞的理想，不知究竟要『化』到人口的幾分之幾才算成功……真正的大眾化，應該兼顧時間的因素，所以三十年的大眾化未必就比三百年的小眾化更普及，更深入。」（《余光中詩選》代自序）這段既自覺又清醒的話，余光中的粉絲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