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於十九世紀末發表《變法通議．論女學》，提倡廢纏足、興女學，以期女性從社會的分利者變為生利者。當時在中國興起的女權運動擺明是為了富國強民。中國女性頭上多了「強國保種」的光環，終於可以堂堂皇皇跨出家門求學問。
　　梁啟超的女學思想其實以製造賢妻良母為目標。他在〈論女學校〉強調，一國教育之本在於家庭，家庭教育來自母親，設立女學校就可生產大量賢妻良母。女學生畢業後在家相夫、教子，宜家、善種，一切偉大奉獻都是為了照顧家庭，為了服務當前羸弱的國家民族，而不是為了男女平權及尋求女性自我。
　　1960、70年代，日本高速工業化，職業性質大多適合男性，女性於是離開職場當家庭主婦，男女明顯分工。賢妻良母在家生活三十年後，突然與退休賦閒的丈夫朝夕相處，因而繼為人妻、為人母後又多了一個身份：婢女。
　　「賢妻良母」與拿督勛章不同，用錢買不來。夫功在社稷，妻賢；子光宗耀祖，母良。賢妻因為夫而存在，良母因為子而存在，並非獨立的個體。
　　雖然如今人們已有意識地唾棄賢妻良母主義，鼓吹消費的媒體和廣告仍在塑造已婚女性努力追求的現代女性形象／假象：有智慧（能相夫教子）、有傳統美德（賢、良）、有女性的陰柔和母性（能為人妻母）。
　　因此，從不打電話到首相辦公室「kacau」的恩頓是賢妻良母；孩子意外受傷或身亡的母親們，在職場和家庭之間奔波勞累，仍得承受賢妻良母主義產生的良心譴責。
　　現代女性的兩難，或如《中國女性主義》主編荒林的慨嘆：「既有事業又有家庭，對全世界的男人們來說好像從來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於我們女人來說卻是一個理想，這的確說明了我們的困境：『賢妻良母主義』不僅不是我們的最終出路，而且它扼殺了我們的理想，使我們邁向做一個健全獨立的人的路程變得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