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獨立工運研究者 Randall Williams 近日受邀來台，今日（4/23）下午在台北展開演講，從「權利」論述在美國同性戀運動的大量擴張採用現象出發，分析同性戀運動在近三十年來的主流化與國家化趨勢，並對於社會運動以「權利」概念取代原來「解放」目標的後果，進行歷史性的反省。

從「解放」到「權利」

Randall Williams 表示，性解放運動從興起，到出現積極的酷兒運動，可以從1969年的石牆運動開始看起，後續「同性戀解放陣線」成立，嘗試串連各地不同運動，形成聯合陣勢，在全美各地區成立支部，成立宣言裡，很清楚說明所有軸線上的被壓迫主體，必須共同串聯反對一切壓迫建置，徹底終結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乃至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壓迫體制。

「陣線」顯示了美國國內與第三世界各種對抗運動的串連，當時的性解放是國際激進的革命運動聯盟，希望脫開國族政治的限制，Randall Williams 回顧，在1970年代，同運出現在美國與歐洲各大都市，通常採取直接行動，以強烈而戲劇性行動，攻擊各種知名反同人物，例如在反同神父的公開宣講場合直接與之對槓，高喊要打倒異性戀壓迫者，同時進行自我教育。

然而，在「同性戀解放陣線」打開許多社會空間，同運的擴大趨勢中，也出現許多只想融入主流而不曾擁抱革命理想的同性戀者，他們反而回頭批判「同性戀解放陣線」反戰、支持古巴卡斯楚、以及採取戲劇性攻擊反同人物的「不文明行動策略」。繼而，新的同性戀組織開始陸續出現，例如目前最知名的全國男女同性戀者工作小組（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他們不再採取各種具社會衝擊性與爭議性的行動策略，而主要是遊說有影響力的人士支持同性戀。過去以「革命」和「解放」為主的運動，於是逐漸被融入性的趨勢影響，轉向投入立法運動、要求社會給予同性戀權利。

Randall Williams 表示，從石牆運動起算，解放運動的命運並不長，在1972年後，運動最大的敵人，反而是那些正經的、資源充沛的大型同性戀組織，而同性戀運動所關注的議題，也不再出自草根群眾、不再是那些當酷兒聚集在酒吧與社區時真正會討論的切身議題，反而開始由自命為運動領袖的NGO主導，而追求被主流社會認可與接納，則變成性政治領域中的核心議題。

Randall Williams認為「同性戀權利」成為行銷策略，用以當成重要議題來包裝美國社會的進步，但群眾普遍仍在受苦。（攝影：王顥中）

同性戀運動接合帝國主義

同性戀追求被主流社會認可與接納，最顯著的發生場域就是美國軍隊的從軍議題，它同時使得同性戀運動與美國帝國主義發展，都展現出新的面貌。

Randall Williams 說道，1991年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是新的全球戰爭，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在二戰後第一次得到聯合國授權揮兵，對伊拉克展開全所未有的殺戮，丟出的炸彈遠超過二戰六年的總和，一共殺了伊拉克25萬人。海灣戰爭的一項特點是，美國國內全程用電視轉播戰爭，由五角大廈每天提供畫面跟報導，傳達美軍如何英勇、精良、技術高超、投彈準確，讓美國民眾用電玩遊戲的方式看待這場戰爭。其中，美國也刻意宣傳美軍部隊中的種族與性別多樣性：有非裔的、拉丁美洲裔、亞裔美軍，也有女兵......。透過這些明顯可見的人種呈現，目的是顯示美軍進入伊拉克，是出於追求平等、民主與自由的道德任務，而美國願意承擔這個任務，其軍隊組成的多樣性，正體現了它是個追求平等民主與自由的國家。

然而，這個多樣性中的說法當中還有個空白，就是沒有去談軍隊中的同性戀，他們的生活如何？於是在海灣戰爭後，同性戀團體開始大談「服役權」，不僅實際遊說推動倡議，還在戰後累積各種在部隊裡服役過的同性戀是如何敬忠職守等故事，開始在民眾中創造新的同性戀形象。Randall Williams說，這些宣傳後來證明對各個同性戀NGO組織大大地有利可圖，因為捐款突然大量增加，保守派與進步派的來源都有，許多過去從不碰同性戀議題的人都開始捐款，這也高度影響了NGO的發展，很多在地小組織，開始變成全國性組織，根據地從小鎮小鄉搬到華盛頓DC，一夜之間就開始代表所有同性戀，在政府部門內進行政治遊說與權力斡旋，這跟早期「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

服役權議題，是同性戀議題第一次吸引到全國性關切，最初在1994年獲得初步成功，柯林頓頒布「不問，不說」政策，多少使得同性戀權益與軍隊之間，維持某種「不明說」的狀態，然而在1996到2001年間，都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士兵因為被發現是同性戀而遭退訓，直到911那年，退訓人士大幅銳減，因為從那以後，美國發動更廣泛的反恐戰爭，更需要軍源了，不能再讓同性戀退訓的情勢廣泛發生。直到2010年，「不問，不說」也取消了，現在NGO更關心的是比例問題跟百分比指標，例如過去軍隊要規定人種比例代表，那麼男／女性戀是否也要有一定比例要求，這些訴求都徹底改變運動跟國家建置的關聯。

「尊重人權」是小布希在反恐戰爭，開始使用的新型論述工具，特別是藉由「女權」與「同性戀權益」，展現美國的優越性，高於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文化，透過這種對比，區分出我群與他者，現代與前現代的高下關係。原來美國的國族主義有異性戀假設，現在暫時取消，同性戀伴侶也可披上星條旗，來證實阿拉伯人的殘暴變態與不尊重同性戀。

排除「酷兒恐怖主義者」

有趣的是，人們宣傳譴責恐怖主義的說詞，經常讓人想起那是一般對酷兒的描述：說他們舉止病態、心態不正常、有變態的慾望、值得被當病態的人處理。包含《南方公園》等卡通在內，也經常以肛交賓拉登為調侃，用帝國大廈戳賓拉登的肛門，顯示「帝國反擊」。Randall Williams 認為，這許許多多的狂想與幻想，都標示出了對酷兒的恐懼跟厭惡，而這樣的心態跟敵意，還不只出現在通俗文化，也出現在知識份子的寫作，就曾有學者在《國家》（The Nation）中撰文寫道，賓拉登有自戀傾向跟同性情慾、有男性虛榮心，對鎂光燈高度渴望，終會自取滅亡...云云。

諷刺的是，這些對酷兒的印象與對酷兒恐怖主義的身體描述，與美國當前的「人權宣傳」恰好相反，反而更接近1950年代冷戰時，美國對酷兒公民的想像：他們永遠都在躲在暗處，預備要背叛、傷害美國。那段時間裡，同性戀是要被追蹤與逮捕的對象，被認為無法對家／國／上帝效忠，他們的本性就是會背叛，是對國家極大的傷害跟威脅，因而需要掃蕩。

Randall Williams 分析，在上述狀況下，同性戀追求被國家接納所展現出的同志國族主義，展現為對內與對外的雙重排除。首先，是要表現出對國家的極端忠誠，對比「我們」跟「他者（穆斯林）」的不同，此外在部隊中還要奮勇殺掉敵人，且有專一的同性戀婚姻，顯示美國的同性戀文化確實比穆斯林優越；再者，對內則是凸顯美國國內那些不聽話、不愛國、不支持國家方針的酷兒，指認出他們不忠於國家，必須從同性戀運動中被排除出去。

2010年，主流同運在美國獲得成功，同性戀取得入伍自由權，可公開身份，權利論述下一步原來可能擴展到跨性別的服役權，但遭到障礙。2013年，一名士兵將美軍在伊拉克、巴格達與阿富汗等地的空襲、屠殺影片透漏給維基解密（WikiLeaks），遭美國判處死刑，而這名士兵是一名跨性別者，原來叫布拉德利·曼寧（Bradley Manning），後來改作雀兒喜·曼寧（Chelsea Manning）。她是跨性別，是士兵，但卻沒有表現出對軍隊的衷心，於是被其他跨性別士兵強烈批判，甚至否認說她並不是跨性別，只是為了得到特殊待遇而聲稱如此。Randall Williams 認為，從這個過程可以看：軍隊給予平權的背後，其實存在著意識形態要求同性戀／跨性別要得到平權，預設的是必須對國家表達衷心。

Manning 被關了兩年，蒙受極大批判，同性戀組織也很謹慎地與這個案子保持距離，不對洩密問題表達任何意見，頂多對「跨性別」相關議題發言，但絕口不提 Manning 在美國軍事政策上立場，因為要融入國家就必須先投入國家的意識形態立場，才可能受到保護。甚至連辯護律師也不大談 Manning 的洩密，只說她是性別錯亂，因為性別錯亂才做出這種事，社會應該給予同情與醫療而非懲罰。整個司法場域於是規避了國族與戰爭問題，也避談 Manning 的意識形態與美國國策不同，只談性別錯亂的行為舉止，「病理化」成了主要焦點。

Randall Williams 說，但是當 Manning 出庭為自己辯護時，談的卻不是自己的心理問題，主要是講美國大眾應該知道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徑，重新評估是否支持伊拉克反恐戰爭，希望凸顯美國不僅沒有如政府所宣稱的促進當地民主，反而只是造成殺戮。而他親眼所見，真正受苦的都是底層士兵跟阿拉克人民，被帝國主義當成棋子，上級不理會他的反映，所以他洩密。Randall Williams 認為，如果Manning有錯，也只是錯在他太天真。

儘管整場 Manning 的官司呈現了高度複雜性，但只要涉及反對反美國基本國策，同志國族主義便不可能無法接受，同性戀團體也對司法案件不提供任何支持。

「整個同志國族主義中，到底是誰在受益？民主黨與新自由主義領導人，一手講自由人權，另一手推動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使全球資本主義更順利運行，真正獲益的都是本來就存在的建置，卻從不談受戰爭影響的人民！」Randall Williams 提出反省，在跨性別群體中，過去其實從未聽過「服役權」是重要的，他們長期都居於貧困、被罪犯化，且移民困難，現在的NGO卻只談服役權。各種「權利」成為行銷策略，用以當成重要議題來包裝美國社會的進步，但群眾普遍仍在受苦，無論是罪犯化、入獄或者在戰場中犧牲生命，是他們在承受軍國主義發展所附加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