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線台北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夜盲在2015年四月因為嚴重的腸胃炎送急診住院，這篇文章是他寫下當時住院那十五天裡，體驗到自己的同志身分與醫護人員、醫療環境的互動：

1.

我是被抬上救護車送進急診室的，記得從救護車來接我開始，一路陪著我的伴侶就被詢問「你是他的誰？」，一直到急診室把我安頓好，大概就被詢問了五、六次。

我伴侶的回答起初一直都是：「我是他朋友。」，直到他到急診室的檢傷分類櫃台幫我處理掛號，他才回答：「我是他男朋友」（事後聽他說對方聽到這個答案時面露驚訝）。而後來急診室的幾位醫師來問診時，他則又改為回答：「我是他朋友」。

我其實不知道他當時是如何決定哪次詢問要出櫃、哪次不要出櫃的，但當時躺在擔架上哀號的我聽到這些詢問，內心其實會對如果真的出櫃，這些醫護人員會如何對待正在經歷腹部劇痛的我這位同志病人，有著擔心。雖然理智上我知道醫護人員應當一視同仁面對眼前的病人，但我真的還是會擔心，畢竟我並不知道當這群醫護人員知道我們是同志伴侶後，是否會在進行醫療處遇上有差別對待，而這些差別對待是非醫護背景的我們無從得知、也觀察不出來的。

（在醫病關係中，醫護人員握有同志病人不了解的醫療處遇知識與權力。同志病人會擔心向醫護人員出櫃後，醫護人員會在醫療處遇上出現差別對待。）

2.

在急診室時，我的伴侶問我是否該打電話給我媽，請她趕來醫院。

我當然說「好」，因為我知道如果接下來要動手術，他是沒辦法在手術同意書上的家屬欄位簽名的。

但我內心也想著：好險他和我媽很熟悉且關係很好，否則我可以想像他接下來要體驗到的，就是在我媽面前隱瞞身分，或是我媽知情但雙方關係仍不好的尷尬與難受的互動。

而在我住院的日子裡，我爸雖然沒有來醫院照顧我，因此避免掉仍不知道（沒明說）我同志身分的老爸要和我的伴侶相處互動的機會，但我媽仍然得應付我爸關心地詢問：「是哪些人在醫院裡照顧我？」。

（婚姻平權所能獲得的權利保障，要如何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落實，還是會碰觸到同志伴侶與其原生家庭的關係。在碰觸的過程中要如何協商，或是會經歷什麼樣的過程與磨合，就不是法案所能完全處理的。）

3.

我住院的十五天裡，照顧我的除了我媽和我的伴侶之外，就是我的三位同志朋友。我的伴侶還在熱線內部，幫我找了好幾位願意晚上來排班來照顧我的義工朋友們。

每當醫護人員或隔壁床的病人與家屬說起：「你的這幾位朋友人真好來照顧你」，都只能給予微笑、沒辦法回應什麼。

只有一次是剛入住隔壁床的病人問起：「我和在場的朋友是怎麼認識的？」等問題，我和那位朋友在被追問的過程中，答出：「是在同志諮詢熱線當義工認識的。」好像是當天晚一些或隔天，我就聽到女同志護理師跟我說那位病人要求換病房，然後要求換房的理由讓她很生氣。我內心就想：該不會就是我在腦中腦補的那些歧視我和我朋友的爛理由吧！

（對同志病人來說，同志社群很有可能是相當重要的支持者與照顧者來源，而醫護人員是否能看見或意識到這點？看見或意識到之後，又該如何與之互動？）

4.

住院的日子裡有遇到一位女同志護理師，會知道是因為她在胸前別著一個彩虹徽章，第一次看見時心裡十分激動，還特地跟我的伴、老媽、來照顧我的朋友們說。激動的原因是我這位病人的同志身分，總算在這間醫院裡找到共鳴與同伴。但實際上並非這間醫院能敏感到「病人之中有同志」且表達友善，進而讓我有所感動，其實只是一位同志醫護人員自己主動在個人層次上地在職場上現身。而且這位女同志護理師還說，我們還是她在這間醫院工作別上彩虹徽章這麼久，極少數主動問她有何涵義的人。

（嚴格說起來，這間醫院沒有在醫病關係、勞雇關係與員工的人際互動中，看見我【病人】與這位護理師【員工】的同志身分。儘管我出院後回診時，有看見這間醫院在硬體上設有性別友善廁所。）

5.

除了這位女同志護理師有和我們聊起彼此的同志身分之外，首次主動想要詢問我是不是同志的醫護人員，就是在我住院多天後，因為發燒反覆不退而前來會診的感染科醫師。

當我知道感染科醫師要來會診時，內心就有底可能要出櫃，果不其然在問完我的出國旅遊史後，就問我：「有沒有女朋友？」當時我媽就在我身旁，但我也就直接回答：「我是男同志，我知道我自己的HIV狀況是陰性，但如果你還是想檢查，我OK沒問題，你可以抽血檢查。」

當感染科醫師問診結束離開病房後，我媽就開始十分擔心，還打電話給我的伴侶想多做確認。而我內心在想這段問診過程，是否有可能可以更細緻一些？

醫護人員是否可以理解，男同志病人在面對被詢問是否可能感染HIV時，會有著很複雜且差異甚大的反應？可能是不想在身旁的家人面前討論、可能是自己也十分害怕感染、可能是在聽到愛滋二字後就完全停頓不知如何反應、可能是像我一樣的被勾起汙名的憤怒、可能是更多更多的可能……。

（男性病人會被想到可能有同志身分，就是在疾病問診上可能跟HIV有關時，此時醫護人員看到與關心的是這位男同志病人的「病」，而非這位男同志病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