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座碑石看唯美作家王爾德

　　文：高秋福

　　愛爾蘭的奧斯卡·王爾德是一位備受社會爭議的作家，也是一位備受人們喜愛的作家。他去世已經一百十多年，但時間的流逝並未沖淡人們對他的懷念。他的作品仍在以各種文字出版，研究他的書刊仍在不斷發行，紀念他的碑石仍在一座座豎起來。

　　紀念王爾德的碑石世界上有多少，實在說不清。就我所見，最引人矚目者有三座，分別在都柏林、倫敦和巴黎，反映他不同時期的生活和創作情況。

　　美慧少年王爾德

　　第一座是他的臥式雕像，位於其故鄉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在離其故居所在的梅里昂大街不遠的梅里昂公園裡，擺放著一塊形狀不規則的大青石，青石上鐫刻的是他的全身像：他留著一頭長發，穿著紫紅色的襯衣、翠綠色的外套和深藍色的褲子。兩隻大腳一前一後伸開，腳上的皮鞋閃閃發亮。他悠然自得地躺臥著，臉上閃現出一絲揶揄的笑容。這是他青少年時代悠游生活的寫照。他身材高大，氣宇軒昂，衣飾華美，特立獨行。他生性早慧，自鳴得意，傲視一切，睥睨流俗。他是一個典型的不愁吃穿、沉醉於自我的公子哥兒。

　　王爾德1854年出生在一個生活優裕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名醫，曾任愛爾蘭科學院院長；母親是小有名氣的詩人，支持愛爾蘭擺脫英國統治的鬥爭。王爾德從小聰穎好學，又有良好的家教，除英語外還通曉法語、德語和拉丁語。從十七歲開始，他就讀於愛爾蘭最知名的高等學府都柏林三一學院，一邊研習古希臘經典，一邊用英文寫詩。畢業時，他獲得全額獎學金，進入英國牛津大學，繼續研讀古希臘文學和哲學。他的兩位導師，約翰·羅斯金被稱為“美的使者”，瓦爾特·佩特倡導“為藝術而藝術”。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下，王爾德逐漸形成自己的唯美主義藝術觀，認為藝術家的天職是創造美，作品只有美與不美之分，同政治和道德​​無關。

　　牛津大學畢業後，王爾德沒有返歸“荒蠻的”都柏林，而是滯留在奢華的倫敦。他同富家小姐康斯坦絲·勞埃德結婚，擔任《婦女世界》雜誌執行主編，邊寫詩邊寫童話和小說。1888年出版的童話集《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以感人的情節和生動的語言震撼英國文壇，贏得“童話王子”的稱譽。三年後，他出版長篇小說《道林·格雷的肖像》，以怪誕的形式描述一個怪誕畫家怪誕的一生，令諸多自視甚高的英國文人對他這個初出茅廬的愛爾蘭青年作家刮目相看。他在這部小說的序言中系統闡釋了“藝術應超脫現實，只崇尚美”的美學觀點，從而被稱為唯美主義文學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對歐洲後來的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文藝產生重大影響。1891年，他華麗轉身，投入戲劇創作，五年內連續發表《少奶奶的扇子》《無足輕重的女人》《理想丈夫》《認真的重要》等四部社會喜劇作品。這些作品著力描述英國上層社會風情，結構精巧，情節生動，對話風趣，語言譏誚，各大劇院爭相排演，各界人士競相觀賞。王爾德遂以“才子”之名轟動英倫。從此，他風流倜儻的身影活躍於上流社會，他睿智俏皮的話語四處傳誦。

　　墜入人間地獄的王爾德

　　就在他聲名鵲起之時，災禍突然降臨。原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於1891年結識了有錢有勢的昆斯伯里侯爵的公子艾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其時，這個年僅二十一歲的青年人正在牛津大學讀書，對王爾德甚為崇拜。而在王爾德眼中，這個小伙子外貌英俊，舉止迷人。兩人相互吸引，彼此迷戀。1895年4月，昆斯伯里侯爵一張狀紙將王爾德告到法庭，指控他是“與男色鬼混的雞姦客”。當時的英國，對同性相悅行為尚無定說，“雞姦客”實際上就是後來所說的同性戀者。道格拉斯與其父長期不合，敦促王爾德反訴這位侯爵“敗壞他人聲譽”。但是，反訴需要道格拉斯出庭作證，而王爾德不願看到兒子當眾指責父親，於是自己甘心受辱，遭受逮捕。在法庭上，他堅稱自己無罪，宣稱過去所發生的一切皆出自“一種不敢說出名分的愛”，“一種年長男性對年輕男性的偉大的愛”。法庭不認可他所說的那種愛，於5月宣判他犯有“有傷風化的猥褻罪”，關進倫敦郊區的里丁監獄，服苦役兩年。

　　王爾德就這樣從人間天堂墜入人間地獄。公眾嘲弄他，朋友鄙棄他。妻子指責他不忠，將兩個兒子的姓氏更改，移居意大利。他的著作被查封，戲劇遭停演。倫敦再也不提他的名字，更不見讚揚他的文字。他這段孤寂而痛苦的生活，隱晦地反映在倫敦街頭的一座雕像中。

　　這座造型奇特的王爾德雕像位於喧鬧的倫敦市中心阿德萊德大街的一塊空地上，1998年11月他逝世九十八週年時修建。這時的社會風氣和人們的認知早已大變，他所犯的那種事已“不再是什麼事”，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重新得到評估。因此，英國文學界一些人士提出，他在倫敦從事文學活動十多年，成就卓著，倫敦應為他修建一座雕像。這一建議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委託現代派女雕刻家馬吉·漢布林來製作。現代派畢竟是現代派，雕像設計十分別緻，分為底座和胸像兩部分。底座用花崗石雕制，狀似一個中間弓兩頭翹的沙發。胸像用青銅製作，形如一頭雄獅，匍匐在沙發一端的扶手上。這一怪誕製作有何含義，雕刻家一直三緘其口。於是，有人解釋，這象徵王爾德對自己遭逢的極端憤懣。另有人解釋，因遭受貶斥而沉睡逾百年的王爾德準備挺身躍起，開口發聲。這種解釋從沙發另一扶手的設計中也顯露端倪。這個扶手的外側，鐫刻著“同王爾德對話”幾個字。這一般被視為整座雕像的名稱，可是也有人理解為這是他想同人說話的表示。我們看到，經過這裡的行人，大多在這個綠色的石質沙發上小坐一下，據說他們並非想小憩片刻，而是要同他進行“心靈對話”，聆聽他機智的談吐。有的人顯然是有備而來，拿出特意帶來的他的作品，高聲朗誦其中一段，以慰藉他充滿傷痛的文心。此情此景，聯繫到他大起大落的一生，確實令人不勝唏噓感嘆。

　　佈滿吻痕的王爾德墓碑

　　當然，最令人感嘆的是他生命的最後三年。1897年5月，兩年的刑拘期滿，王爾德獲釋。這時的他，眾叛親離，身體孱弱，窮困潦倒。他覺得無法在倫敦生活，又無顏面返歸都柏林，只有亡命歐洲大陸。他隻身來到巴黎，隱姓埋名，租住在一個邋遢的小旅館，斷絕一切社交活動。寂寞難耐之中，他曾同妻子聯繫，期望破鏡重圓，但沒有成功。後來，道格拉斯趕來，兩顆孤寂的心一度相互慰藉，但不久又分道揚鑣。王爾德只有以酒澆愁，清醒時回憶獄中的痛苦生活，完成長詩《里丁監獄之歌》。這是他文學生涯中的絕唱，由另一位不忘舊情的男友羅伯特·羅斯幫助，使用化名出版。

　　生活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使王爾德再也難以活下去。他孩提時曾在英國國教新教堂受洗，但成年後很少去那裡。在生命的最後時日，他在羅斯的幫助下皈依天主教。精神雖稍得疏解，但身體卻垮了下來。1900年11月30日，他因患腦膜炎客死巴黎，終年四十六歲。陪侍在他病榻之側的，只有羅斯和另一位朋友。

　　羅斯手頭不大寬裕，只好在巴黎郊區尋得一塊最普通的墓地，草草將他掩埋。九年後，作為文學經紀人，羅斯通過出售王爾德作品版權籌集到一點錢，才在巴黎城內著名的拉雪茲神父公墓購買了一塊十平方米的地皮，將他重新安葬。這時，一位對他崇慕已久的女性匿名捐款兩千英鎊，希望為他在墓前豎立一塊石碑。

　　作為王爾德的第三塊著名碑石，其實就是他的墓碑。墓碑由英國著名雕刻家雅各布·愛潑斯坦製作。經過反复琢磨，他挑選了一方重達二十噸的乳白色花崗石，採用王爾德詩作《斯芬克斯》的意念來設計。《斯芬克斯》發表於1894年，描述一個學生面對一尊仿製的獅身人面像，想起古埃及、亞述和希臘的神話傳說，追憶這個貪戀性愛的怪物與一些王公和魔獸的淫糜生活。愛潑斯坦將石材劈削成高逾兩米的方形石板，下面的底座上鐫刻王爾德的名字，上面的碑體上雕制一個天使。天使面目清秀，頭戴峨冠，全身赤裸，雙腿微屈，兩臂向後平伸。兩臂上生有又寬又長的翅膀，帶動整個身軀呈飛翔狀。這個天使一般認為是暗喻墓主，但我國著名文學家朱自清在其《歐遊雜記》中卻說，墓碑上雕著一個大飛人，“雄偉飛動，與王爾德並不很稱”。那麼，這個天使形象的真切涵意究竟為何，則是言人人殊。有人認為，王爾德是“一位玩世不恭的才子”，墓碑上的雕像“把他的聰穎和愚蠢、傲慢和屈辱、驕奢和貧困表現得淋漓盡致”。也有人認為，王爾德是“同性戀受害者的先驅”，而隨著同性戀被普遍接受，雕像旨在把他表現為“一種特殊愛的文化偶像”。孰是孰非，無法判斷，給進一步解讀王爾德這一特殊歷史人物留下了無限想像的空間。

　　墓碑用三年時間完成，從倫敦運往巴黎後遇到麻煩。法國警方和公墓管理當局均認為，墓碑上的雕像全裸，不宜公開展示，必須用苫布遮蓋起來。後來，幾經交涉達成妥協，整體不必遮蓋，只需將男性生殖器用一塊像蝴蝶一樣的銅片覆蓋。這樣折騰來折騰去，直到1914年墓碑才在拉雪茲神父公墓正式示人。可是，示人不幾天，雕像上被覆蓋的生殖器就被人砸掉。什麼人砸的，不得而知。人們只知道，砸下來的那塊石頭，後來出現在墓地管理人員的辦公桌上，當作鎮紙使用。不管怎麼說，墓碑總算保存了下來。1950年，羅斯病逝，按照其遺願，其骨灰安葬在王爾德的墓穴中。

　　時遷風易。昔日對王爾德的鄙視，早已化為同情，甚至崇敬。他那長期冷清的墓地，日益熱鬧起來，成為粉絲和遊客的朝拜之地。他們開始是獻花，後來是在墓碑上用各種文字留下讚美的塗鴉，畫上追慕的心型圖案。近年，有傳聞說，親吻他的墓碑，留下吻痕，能增強性愛能力。於是，一些遊客就在雙唇塗上厚厚的唇膏，用力親吻墓碑，把鮮明的紅色吻痕印在上面。據墓園管理人員說，吻痕中的油漬滲入到碑石中，很難清洗，長此以往將造成碑石的損毀。王爾德在世時曾感慨：“一個吻可以毀掉一個人的一生。”現在，一個吻則有助於毀掉他的碑石。因此，2011年11月，在他逝世一百十一周年前後，墓碑上所有塗鴉和吻痕均被清除，同時在墓碑四周修築一道鋼化玻璃護欄，使遊客只能看到而不能觸摸碑石。墓碑前還嵌放一塊石板，用英文和法文刻著這樣的提示語：請尊重對奧斯卡·王爾德的懷念，不要損毀墓碑。

　　這座墓碑是王爾德所有紀念性碑石中最值得珍視的一座，已被愛爾蘭和法國有關當局宣佈為“歷史性紀念物”，受到法律保護。行至碑前，我感到，王爾德雖為愛爾蘭人，但其影響已遠遠超出愛爾蘭。他的成就不僅在於創作了對西方現代文學發生重要影響的唯美主義小說，更在於創作了幾部對現實生活譏誚嘲諷的社會喜劇。他與其同時代的另一位愛爾蘭傑出劇作家蕭伯納雖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們確實是以各自不同內容和風格的作品，為愛爾蘭乃至英國戲劇的複興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對他的人生和創作儘管還存訾議，但他仍是公認的歐洲文學史上一位特色獨具的重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