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同性戀者冒險紀念“國際不再恐同日”(資料圖)

　　25歲的賽義德顫抖著告訴父親，他是同性戀者。父親繃著臉看著他。“明白了。”他說，“這是你的本性。不是你的選擇。你應該早點告訴我們。”

　　在伊朗，絕大多數同性戀者沒有賽義德這麼幸運。據美國媒體vocativ.com近日報導，該國95%的同性戀者都不會“出櫃”。在那裡，同性戀者面臨歧視與懲罰，甚至可能會被判處死刑，他們的生活就像走鋼絲一樣：恐懼且充滿危險。

　　同時，社會的中上層階級對同性戀者的包容有了微小的進步，但這種進步是脆弱的，隨時可能被摧毀。

　　“被動型”和已婚“主動型”將被判死刑

　　賽義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將外國雜誌上的男性內衣模特的圖片剪下來，藏在枕頭下，寂寞的時候會盯著他們看好幾個小時。坐在父親旁邊的母親臉色蒼白，一言不發。

　　賽義德的父親在軍隊服役了30年，嚴格的紀律和宗教信仰塑造了他。當賽義德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後，父親說：“我一直就知道你和我的其他孩子不同。我常常對你母親說這件事。”母親拉著賽義德的手，點點頭， “我們能為你做點什麼？”

　　在其他國家，這個“出櫃”的故事可能不足為奇。但賽義德，一個深沉英俊的25歲小伙子，梳著仿霍克式髮型，鬍鬚刮得乾乾淨淨，生活在《伊斯蘭法》宣布同性戀為犯罪的國家。即便是在首都德黑蘭，“出櫃”的現像也極其少見。

　　經雙方同意的男性間性行為在伊朗是死罪，直到最近，修改後的刑法規定，“主動型”現在可被判100次鞭打，但如果他結婚了，可能會被判死刑。“被動型”仍有可能被判死刑，無論結婚與否。女性間的性行為將受到鞭笞。

　　媒體對伊朗同性戀的報導大多來自於那些不堪忍受折磨和壓抑而逃離伊朗的同性戀者。他們的經歷代表了一部分伊朗同性戀者的處境，但他們與那些選擇留在伊朗或沒有機會離開的同性戀的處境有很大的不同。

　　伊朗下層階級和農村地區對同性戀的歧視是最為嚴重的，這些地區的同性戀者幾乎不可能在結婚前離開家，更別說離開伊朗。即便是在城市一些富裕的社區，也很難接受同性戀，但一些中上層伊朗人，他們有意創造一種平行生活，擺脫親戚和朋友的視野。這些人——像賽義德一樣——是幸運的。

　　“95%的伊朗同性戀者都不會出櫃。”賽義德在德黑蘭北部一家咖啡店對vocativ的記者說，這裡的氛圍相對寬容。對於賽義德敢於“出櫃”的朋友來說，“出櫃”是一個痛苦的經歷：父母將他們關在家裡，沒收他們的手機和電腦，強迫他們尋求治療。

　　“對伊朗同性戀者最大的威脅來自家庭。”國際同性戀人權委員會(International Gay &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侯賽因·阿利扎德(Hossein Alizadeh)說。他也是伊朗人。許多同性戀者被家庭成員毆打和性侵犯，他補充說。即便一個人能創造一種平行生活，也是不穩固的，一瞬間就可以被摧毀。

　　過去10年感染HIV的人數增長了9倍

　　在德黑蘭北部一個燈光昏暗的豪宅，巨大的電音震得窗戶都發出咔咔聲，在客廳和走廊裡，許多男人跳著舞，喝著違禁的伏特加酒，很多人顯然喝高了。豪宅外面，濃密的樹圍繞著花園和游泳池，使這些人有一些隱私，但巨大的音樂聲讓這些隱私都暴露無遺。

　　vocativ記者說這是他在伊朗經歷的最大膽的聚會之一。主人是一名20多歲的伊朗人，他的父母允許他隨時使用這棟別墅，他為他的歐洲男友舉辦了這場派對。他打賞了當地的道德警察，以便他的客人能不受干擾地參加和離開派對。這種類型的派對是年輕的伊朗人尋找一夜情最容易的方式，同時這種方式也是危險的。

　　“情報機構有我們所有人的檔案，我確定。”賽義德說。“名字、細節，一切都有。”伊朗當局經常對同性戀社區的越軌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伊朗情報機構據信給許多公民建立了龐大的檔案，從而使這些檔案能用來對付那些可能捲入政治活動的人。通常，這種有失體面的信息被用於迫使同性戀者告發他們的同胞。

　　“一些人能保護自己——躲在金錢和關係後面。”阿利扎德說。“問題是在某個地方，有人發現你是同性戀者，並開始敲詐你。發現你有錢，和你睡在一起的人，是不是直男不重要，也可能是同性戀者。你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你毫無辦法。”在其他伊朗人和政府的持續監視下，十分痛苦。“我們感到十分恐懼，”賽義德說，“看看我，我25歲，看上去像30歲。”

伊朗的私人派對(Janus Engel Rasmussen/vocativ.com)

　　私人派對是伊朗中產同性戀者最容易找到一夜情的地方。

　　互聯網也不是安全的。雖然約會軟件Grindr、Scruff和Hornet不像Facebook和Twitter那樣在伊朗受到嚴格審查，但大多數人仍然假設國家情報機構嚴密地監視著他們。所以，最好的行動是隨機且匿名的碰面。

　　穿過德黑蘭骯髒的、煙霧瀰漫的中心商業地區，學生公園(Student Park)是一塊平靜之地。國家劇院和一個老舊的茶館坐落於此，公園裡有許多穿超短裙的女性、長頭髮的音樂家、下棋的老人、手牽手吃著冰激凌的年輕夫婦。但這個公園也是德黑蘭同性戀者最有名的約會地點之一。

　　快到黃昏的時候，各種豪車齊聚公園；不需要等很長時間就能看到他們中的一輛慢慢停下來，然後接走一個在街角徘徊的男性。大多數伊朗男同性戀者是和異性結婚，賣淫是他們解決生理需求的方式，還能獲得可觀的收入。

　　德黑蘭的公園總是聚集了不少人，尤其是在傍晚，其中一些成為同性戀者的聚集地點。

　　雖然這種當面接觸是逃避情報機構監控的辦法，但他們仍充滿危險。過去10年，感染艾滋病毒(HIV)的人數增長了9倍，伊朗衛生部長去年說，有很大一部分感染增長來源於“高風險的性行為”。除此之外，他們中70%甚至不知道他們感染了HIV。

　　另一項緊迫的威脅是暴力。最近，一名年輕的同性戀男子在皮繩愉虐(BDSM)活動中被兩個陌生人謀殺。“這很明顯是攻擊。他是被勒死的。”賽義德說，他最近與陌生人見面時更加小心。

　　同性戀者面臨巨大的家庭壓力

　　當乃依姆(Naeem)和貝拉姆(Behram)4年前在約會網站Manjan上“見面”時，乃依姆最開始也是猶豫的，因為這個網站也是被監控的。他們兩人最開始只是交換照片，最終乃依姆相信了貝拉姆，並將手機號碼告訴了他。乃依姆購買了一部隱私手機，不讓父母和同事知道他們的關係，他們常常兩個月見一次面。幾個月後，他們在德黑蘭西部租了一套房；他們仍住在自己家中，當乃依姆到這的時候，他會對父母撒謊說和朋友去鎮上玩。

　　德黑蘭的咖啡店相對來說比較開放，常有年輕人在此進行社交活動。

　　對於伊朗同性戀者來說，找到一個穩定的伴侶是很大的挑戰；許多人提到壓抑、孤獨和猜疑，幾乎都有持久的精神問題。但乃依姆和貝拉姆是幸運的。

　　“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隱私。”乃依姆坐在雙人房裡紫色的椅子上說，“有時候我們躺下來，看電視或電影。有時候我們也會叫朋友過來，我們隨時都可以邀請他們過來，沒有任何限制。”

　　乃依姆留著短髮，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笑的時候常常會露出很深的酒窩。兩個人穿著得體，可以說流利的英語，都30歲出頭，他們都面臨著家人要求他們結婚的壓力。

　　“他們告訴我很多很多次，'快點結婚，之後我們將把公寓給你，車也給你。'”乃依姆說。他的父母給他介紹了許多對象，雖然父母覺得他可以自由地選擇配偶，但讓他們感到疑惑的是，他都拒絕了。

　　“我不得不編造很多藉口。舉個例子，'這位女士太高了，那位女士又太矮了'。”他笑著說，“他們找的女孩都很好，非常好。一個直男會毫無猶豫地與其中任何一個結婚，因為這些女孩的外表、教育和健康——所有的一切都很完美。”

　　雖然貝拉姆的家庭比乃依姆的家庭更重視宗教，但他沒有面臨同樣的婚姻壓力。

　　“我的父親一直告訴我，如果他可以重生一次，他會活得像我一樣，不結婚。”貝拉姆說，“他喜歡和自己的朋友待在一起，而不關心家庭。他非常高興我沒有結婚，還能享受生活——作為直男。”

　　公寓外面，夜幕降臨。電視屏幕熒光閃爍，正在播放著他們通過非法的衛星天線收看到的節目，古古什(Googoosh)的臉龐映入眼簾，古古什是住在洛杉磯的伊朗流行音樂女王。她是同性戀者的偶像，為了明確支持同性戀權力，今年2月，她以一首名為Behesht的音樂視頻“出櫃”，這段視頻描繪了女同性戀者之間的愛。

　　古古什上世紀70年代成名，她也很受乃依姆和貝拉姆父母一代的歡迎，所以過去6個月裡，乃依姆一直試著讓他的母親看這段視頻，來看看母親是什麼反應，他常常把電視調到音樂電視頻道。“我猜她不想看那個片段，所以她常常換台，或假裝她不喜歡看電視。”他笑著說。

　　允許跨性別者存在

　　對同性戀者的歧視還來自波斯語本身，波斯語中有兩個不同的詞形容同性戀。LGBT(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社區使用shamjens-garai(字面上的意思是“偏好同性性行為的狀態”)，然而政府和國營媒體使用hamjens-bazi，則有貶低的含義，指和同性“玩樂”的人。

　　“舉個例子，hamjens-bazi可以指一個直男和女性發生性關係，當他發現一個14歲左右的少年時，他想和這個少年在一起廝混。”乃依姆解釋說。“我們不是hamjens-bazi，”貝拉姆說，“我們沒病。”

　　但對乃依姆和貝拉姆這樣的人來說，問題是根本沒有真正的機會來就語義進行辯解：雖然同性戀會被懲罰，但官方並沒有承認。2007年，時任伊朗總統內賈德在紐約發表演講時稱，伊朗沒有同性戀。不知道內賈德本人是否相信自己的說辭，但他的評論反映了這個政權偏向於簡單地忽視同性戀的存在。

　　然而，一些跡象表明，伊朗政府的立場可能會軟化。阿利扎德說，雖然溫和派的魯哈尼政府和前任政府對同性戀保持著相似的限制，但外媒，如BBC波斯語廣播、扎曼之音(Radio Zaman)和美國之音使用中性的詞語來描述同性戀，這正在緩慢地影響改革派主導的媒體和年輕伊朗人。與以往政府不同，魯哈尼政府悄無聲息地接受了同性戀存在的事實，並採取了一些務實的應對措施。

　　雖然伊朗法律的基礎《可蘭經》明確禁止同性戀。但沒有提到跨性別者，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創建者霍梅尼在1983年下令允許跨性別者的存在。因此，變性手術成為男同性戀者調和信仰與同性戀者身份的一項有爭議的解決方式。伊朗所實施的變性手術量僅次於泰國。政府甚至會給實施變性手術的人貸款，並且要求保險公司的政策覆蓋變性手術。

　　在Tanaz Eshaghian於2008年所導演的紀錄片《像其他人一樣》(Be Like Others)中，一名神職人員告訴那些想要變性的年輕伊朗人：“如果變性被認為是一種罪，因為你想要改變真主的自然秩序，那麼我們所有日常的工作都將是罪。你收割小麥，並將小麥磨成麵粉，做成麵包......每天都有無數的事在改變真主的自然秩序。”

　　另一項政府的務實政策是將同性戀者排除在軍隊之外。如果一個男人能讓醫生證明他是同性戀者，那麼他將可以免除服兵役。

　　對同性戀的包容邁進了一小步，但仍然脆弱

　　不過，這些讓步對於伊朗同性戀者渴望的自由來說微不足道，他們中的許多人仍在為性取向掙扎。

　　舉個例子，乃依姆和貝拉姆的同性戀朋友想找個醫生“醫治”他的同性戀。“醫生嘲笑他，”乃依姆說，“他現在有了女朋友，但他過著並不舒適且壓抑的生活。他知道自己是同性戀者，但他不想成為同性戀者。他想通過服藥來'治療'同性戀。”貝拉姆補充說，“他為了能與女孩子發生性關係而服用偉哥。”

　　他們另一個來自富裕家庭的朋友境況更糟。“他的父親知道他是同性戀者後，認為可能是受朋友們​​的影響。所以他的父親試著把他隔離開，在迪拜給他買了一棟豪宅，”貝拉姆說，“但在那過了4個星期後，他自殺了。”

　　宗教增加了另一層壓力，但對於一些信仰宗教的伊朗同性戀者，如貝拉姆，伊斯蘭教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輕鬆。

　　“我閱讀《可蘭經》並且祈禱。我不禁食，有時我也喝酒。我是現代穆斯林。”貝拉姆說。“我沒有要求真主讓我成為同性戀。我想要成為直男，想過正常的生活。但如果你相信真主，相信一切都是有真主所造，那麼這些都不是我們所能掌控的。”

　　對賽義德來說，他的父母對他性取向的接受意味著全新的生活。雖然他的父親勉強接受他的兒子在婚姻上“注定要失敗”，他的母親完全接納了他。她常常讓他去藥店幫忙，因為賽義德想成為一名銷售員。

　　然而，賽義德的性取向使他和姐姐的關係變得緊張，她的姐姐最先知道了他的性取向，但她的丈夫並不是很支持。

　　“他是一個混蛋，他是一個恐同者。”賽義德評價他的姐夫說，“他經常談論我的性取向，並且要我醒悟過來。我的姐姐站在他那一邊。他完全使姐姐與我反目。”

　　對賽義德來說，這件事證明一些人生來就具有偏見而且不會被改變。“即便他在耶魯或普林斯頓學習，當他回到伊朗，他仍然不理解。”他說。

　　阿利扎德說雖然伊朗社會對於同性戀的包容邁進了一小步，但這種進步是脆弱的。

　　“新一代的伊朗人對這些議題更包容，”他說，“但在一天結束時，只需要一個人就可以毀掉你的生活。”

　　(編譯：澎湃新聞／實習記者王琪。文中的部分名字為化名。)